冯友兰将蔡元培的气象,视之为君子的气象。
他说:“说到君子这个名词,蔡先生可以当之而无愧”。
又明确说:“凡曾与蔡先生接触过底人,都可以知道蔡先生的气象,确可以此五个字形容之。”
冯友兰具体论述了蔡元培的君子气象:
第一,有些人以为君子的行为多是虚伪造作,无真性情。冯友兰认为,这“以为”是错误的。因为,孔子最注重“直”,最厌恶“巧言令色”。但是,君子的率真,要“发乎情,止乎礼”。
冯友兰说,据蒋梦麟说,有一次北大学生向蔡元培要求免收讲义费,争辩过久,蔡元培怒极,举拳向一位说话最多的学生说:“来,我同你决斗。”冯友兰说,用近来有些人提倡的行为标准说,这可以说是“敢怒”。接着,他又说,只说敢喜、敢怒、敢恨,这话就有不妥之处。这话的正当说法是:应该喜就敢喜,应该怒就敢怒,应该恨就敢恨。可见,在冯友兰的心目中,蔡元培的“敢怒”,决不是虚伪造作,而是直的真性情;不但“发乎情”,而且又“止乎礼”。所以,他说蔡元培的“敢怒”,其实就是“应该怒就敢怒”。
第二,有些人以为,所谓君子,大概都是遇事毫无主张,随人转移。冯友兰认为,这“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遇事敷衍,八面圆融的人,是乡愿,不是君子。君子不是遇事没有主张,但其主张是经过“再思”然后决定的。不像名士英雄之多凭直觉。“再思”,属于理性;“直觉”,属于感性,二者是不同的。
冯友兰说,蔡元培平日温、良、恭、俭、让,似乎是如一个普通好好先生,但遇到重要底事,他的主张,是非常坚决底。他的主张定了以后,无论什么人不能使他改变。此所谓“难枉以非其道”。这句话源于《孟子·万章上》:“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对于君子,可以用合乎人之常情的方法去欺骗他,但却不能用不合道理的诈骗术去蒙蔽他。
据田炯锦(1923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说,有一次蔡元培出国访问期间,北大教职员因向政府索发欠薪而罢教。政府补发后,即停止罢教并复课。但蔡元培回国后,大不以为然。曾召集北大教职员痛切地说:学校教育青年,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因此,他坚决要求把罢教期间未为学生上课而领得的薪水,交出归公。并断言,如认为政府太坏,不能合作,尽可自动辞职,另谋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惊觉反省。岂可既不辞职,又不尽教学责任,贻误青年?于是,教职员接受了蔡元培的提示。“以此可见蔡先生作人处事之严正,从此再未发生教职员罢教情事。”
第三,有些人以为,所谓君子,必是规规于尘网绳墨之中,(规规,惊视自失貌。尘网,犹尘世。绳墨,比喻规距法度。这意思是说,君子一定会惊讶自己已陷于尘世的礼法束缚之中——引者注)必不能如名士之超然物外,潇洒不群。冯友兰认为,这“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名士虽然超然物外,但也放弃了社会的责任,而君子则既能为社会尽应尽之责任,又能超然于物外。这由于君子做事,是因其当为而为之,并不是因其是可以致功名富贵而为之。他虽可以在功名富贵场中,但功名富贵并不在他的心里。正如孔子所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朱熹注:“不与,犹言不相关,言其不以位为乐也。”——引者注)
冯友兰指出,蔡元培在民初即做部长,后来官做到院长。无论做多大的官,他总有“有天下而不与”的意思。他既在官位上,又能超越于官位之外。沈尹默说:“蔡先生是旧中国一个道地的知识分子,对政治不感兴趣,无权位欲。”蔡元培在为官生涯中常常“难进易退”,并根据以上分析,得出结论明确说:“蔡先生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