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十万个为什么》诞生记：那么多“为什么”哪里来？

有这么一套书，说来有趣。

作为一套图书，它却在1998年摘取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桂冠。这是该奖项自设立以来，第一次授予一套科普图书。

1999年，还是这套图书，又被千千万万的读者推选出来，成为人们心目中“感动共和国的50部图书”之一，与之并列的有《红岩》、《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

几十年来，这套书出了5个版本，销售高达1000多万套，1亿多册。

一套定位于“少儿”、“科普”的读物何以如此？有人说，这就是《十万个为什么》的第十万零一个为什么。

1958年那会儿，曹燕芳真被家中小儿女给问烦了。这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从天上的星星月亮，到地上的楼房汽车，孩子们看见什么，就缠着她问什么，还常常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是曹燕芳教育孩子没耐心，实在是工作太忙太累，加班晚走、一身疲惫是家常便饭。

曹燕芳当时30多岁，是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第三编辑室的一名编辑。工作忙忙碌碌，就是为了多出几本图书。她所在的 三编室，专门负责编纂少儿自然科学图书。

1958年前后，三编室一口气出了不少科普图书，可惜都是“大跃进”、“放卫星”的产物。书页薄薄的，内容也就一两万字，叙述更是简单生硬。编辑们过后回头一看，自己心里都觉着别扭。也不知是谁先挑起的想法：咱们编一套真正有分量的少年科普图书吧！内容要好，形式要有特色，还要让少年儿童爱看。正好可以作为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图书！

曹燕芳想起了自己的孩子喋喋不休的问题，她一寻思：“干脆就出本回答问题的书，一问一答，让孩子们自己看！”

当时的办公条件可不比现在。三编室跟一编室、二编室共用一间大办公室，各室各占一角而已。有段时间，一编室、二编室的编辑们天天看见三编室的人对着一块小黑板“较劲”。小黑板上写了不少粉笔字：集锦、趣味……其实都是三编室想出来的备选书名。大家有空就讨论，几十个题目琢磨了一遍，还是觉得叫《十万个为什么》最好。

这个名字要说不算三编室的原创。苏联著名科学文艺作家伊林曾写过一本科普读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被译成了中文。书的扉页上印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基百龄的一首小诗：七千个在哪里，五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书在译成中文时就用了《十万个为什么》的书名。

借用就借用呗，只要合适就行！《十万个为什么》的书名就算确定下来了。

写作也在同时进行。一开始，曹燕芳直接找到上海一所师范学校，请了7位老师来写。大家本以为组稿很简单，谁知一写就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国庆10周年早过了，老师们才把稿子交来，将近6万字。大家一看就发愁了，所有的问题还是顺着教科书上的知识提的，内容也不过是教科书的延伸，就连写作的语言也是教科书式的。

“我们那时才意识到，我们对这套书的指导思想还是含糊不清，对写法和文字要求还是心里没数。”三编室另一位编辑洪祖年回忆说。大家于是决定推翻重来，有了这次组稿的失败，大家心里反倒有了一些方向。

现在一般人的印象里，编辑的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找找选题、约约稿件、改改文字。但洪祖年说，自己年轻那会儿，编辑做的工作比这要多得多。

那时候，洪祖年不仅是少儿社的编辑，还是长寿路第四小学和天马山中心小学的课外辅导员。其他几位编辑也一样，每人都有两所“联系”学校。大家每个月都往学校跑几趟，有时还上上几节课。和小朋友们混在一起，为的就是了解孩子们的喜好和想法，能出一些孩子们喜欢看的图书。要放在今天，这估计得是件新鲜事儿了。

第一次组稿失败后，洪祖年他们想出一个好点子：向孩子们征集问题！

1960年下半年，三编室印好了一万份问卷，16开大小，打着横线。上面的问题很简单，请你提一些你想知道的“为什么”。

利用各自的联系渠道，三编室发动起几十所中小学、少年宫、少年科技指导站的孩子们来提问题。两三个月后，收回的六七千份问卷就堆满了两个大抽屉。

直到今天，几位老编辑依然记得孩子们提得最多的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人是不是猴子变的？现在猴子还能不能变成人？有的小孩为什么会长白头发？饺子熟了为什么会浮起来？路边的大树的下半截为什么要刷成白色？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这些来自小脑袋瓜的问题，让编辑们惊喜万分。原来日常生活中有那么多饶有趣味的问题，可惜只有孩子们的眼睛才能发现，大人们早就熟视无睹了。

编辑们也自己找题目。负责“动物”分册的张伯文，当编辑之前是出版社的印刷工。他总觉得自己知识底子薄，所以边干边学，读了不少有关动物的书籍。星期天休息时，他还爱跑到动物园里观察小动物。后来，他干脆向动物园提申请，当上了义务饲养员。这样近距离、长时间地接触小动物，张伯文还真就瞧出了问题：孔雀为什么要开屏？白鹭站在水里的时候为什么要蜷起一条腿？

日后的读者大概想不到，几个小小的“为什么”，得来竟是如此地费心！

而更多的“为什么”，则来自相关领域的科学工作者。

潘勋照本来是三编室里的俄文翻译，翻译过伊林等人的科学文艺作品。后来编《十万个为什么》的人实在忙不过来，他也被拉了进来，负责“生理卫生”分册。为了找题目，潘勋照专门跑过上海牙病防治所、眼病防治所、皮肤病防治所和各大医院。

潘老至今还记得当时上海市牙病防治署的所长：“贾维霖，当时也就40来岁，出了不少我们根本想不到的好题目。”贾维霖是位留学美国的牙病专家。他跟潘勋照讲，要想保护好牙齿，不能吃太多甜食；一天应该刷牙两次，早上要刷牙，晚上也要刷牙；孩子晚上饿的时候，别拿饼干给他们吃，因为饼干会粘在牙齿上，对牙齿的破坏比糖块还厉害。这些知识，连潘勋照也是头回听说。

消化科的大夫提出，饭前便后要洗手；吃零食会打乱胃肠正常工作；吃东西细嚼慢咽是为了减轻胃的负担……五官科的医生则说，看书要保持一尺远的距离；不要躺着看书、不要在强光下或者晃动的车厢里看书；看书一个小时一定要休息一下眼睛……

这些在当时人听来陌生而有益的建议，后来通通变成了“生理卫生”分册里的“为什么”。“生理卫生”日后成了销售量最高的分册。这么说起来，《十万个为什么》提高的不仅是中国人的科学素质，还有身体素质。这自然是后话了。

所有收集到的“为什么”被誊写在两指宽的小纸条上，边边儿上扎个小眼，用根线绳一穿。这摞纸条就放在手边，大家天天琢磨哪些题目可以用，哪些题目应该放在前面，哪些应该放在后面。线绳被拆开、再系好，不知多少次。

从某种意义上讲，找作者，比找选题还要麻烦。

懂科学的人明白道理，但稿子写得都跟学术论文似的；文笔好的人，又不懂科学知识。这是让编辑们最感到头疼的事儿。

吸取了第一次组稿失败的教训，每回约稿子，编辑们总要反复叮嘱作者，不要太难懂，要像给你家小儿子、小女儿讲故事那样来写。说到最后，连编辑们自己都觉得有点婆婆妈妈，大家干脆自己动手写出几篇样稿，随题目寄给作者，以供参考。这些样稿后来也被收进了书中，署名的时候大家琢磨了半天，决定用谐音起个笔名。所以，作者名录里就有了一个“山边石”。

约稿对象往往是科研人员或者教师，但也有例外。

当时曹燕芳手头还在编辑另一本书，书名叫《碳的一家》，作者来自北京大学，别看他刚上大二还是个学生，但写出的文字通俗易懂，把枯燥的化学元素“碳”介绍得头头是道。曹燕芳突然冒出个念头，能不能请这位素未谋面的年轻人写几个“为什么”试试看？

1960年5月，一封署名三编室、盖着出版社大图章的书信邮寄到了北京大学化学系。信皮儿上，收信人名字写得端端正正：叶永烈。

叶永烈如今已是全国知名的传记文学作家。现在大学师生一聚会，老师同学就半开玩笑地感慨，化学系里怎么会出了个作家。其实，打上大学那个时候起，叶永烈就是班上的“另类”。虽然读的是化学专业，但叶永烈更像是位文学青年。他博览群书，爱好散文和小说，1958年还在当时的《北京日报》上发表过诗作。这就难怪他寄回的文稿别具一格：

有这样的故事打头，谁不乐意往下看呢？原来，失去的那五分之一气体就是“氧气”，剩下的是“氮气”，不助燃。瑞士科学家谢尼伯则通过实验发现了，在阳光的作用下，植物靠着二氧化碳营养，排出氧气。这么一来，叶永烈就把“空气里有些什么东西”和“地球上的氧气会用完吗”两个问题说清楚了。

曹燕芳觉得很满意，又寄去了更多题目。一来二去，《化学》分册中的绝大部分题目都交由叶永烈主笔。后来，“天文气象”、“生理卫生”各分册也都找上门来，最后，这位最年轻的作者总共写了三百多个“为什么”，成了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中写作篇目最多的人。

也有相当多的来稿内容虽好，却不能让人满意，文字平淡枯燥。润色加工的任务自然落在编辑们头上。那时的通信方式可不像现在，几乎都是通过信件往来。编辑们把改好的稿子再找人抄好，寄回给作者，作者有意见再提，有时要反复好几遍，工作量可想而知。

1962年前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波及到上海。日子虽苦，大家却干劲十足。洪祖年当时还没结婚，住在单位集体宿舍。他有空就去买点卷心菜最外层的老叶子，晚上编书饿了就煮一两片充饥。曹燕芳经常在办公室加班，有时一干就是一个通宵，自己却丝毫不觉。“我起身出门想去个洗手间，却发现对面弄堂里的住户都开始生炉子了，原来天都亮了。”说这话时，今年80岁的曹燕芳老人乐呵呵的。由她主编的“数学”分册，出版时只有14万字，但一次次修改的稿件加起来有 54万字！

后来，总有人问起，不过是几位二三十岁的编辑，年纪轻轻，何以编出这样一套畅销多年、经久不衰的好书？其实，心思用到了，辛苦付出了，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

《十万个为什么》的第一分册“物理”在1961年4月正式出版，5月就出了第二分册，8月出了第三、第四分册，10月出了第五分册。第六、七、八三册则是在1962年的下半年陆续出齐。8本分册一共收录问题1484个，总计100万字。

小巧的36开本，接近方形，便于携带。封面设计也令人耳目一新，深色底色庄重大气、封面被分割成小块，象征着一块块砖石搭建起科技的大厦，每块“砖石”里有一幅活泼可爱的插画，表现着不同的学科问题。书里的“为什么”特贴近生活：水壶里为什么会长水垢？为什么馒头里有一个个小洞洞？为什么汽水瓶一打开会有很多气泡翻腾……有趣的问题背后是新奇的科学知识。直到今天看来，依然很吸引人。

这套丛书很快便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反响之大出乎三编室的预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先后进行了报道，《解放日报》专门为其发表社论，上海的《新民晚报》更是连篇累牍地报道图书背后的故事。雪片似的感谢信和建议书从全国各地飞来。

1962年的全国团干部会议上，到会者每人发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会上提倡团干部要从中学点知识。因为胡耀邦的热情推荐，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以醒目的标题选载了4篇“为什么”。全国的团支部都行动起来，组织同学们一起阅读和讨论。这个丰富多彩的科学世界一下子迎合了人们的求知欲望，不仅学生爱看，学生家长也跟着看。

看的人多了，新的问题也就出来了。《十万个为什么》上说菠菜豆腐不能一起煮，因为会产生草酸钙，对人体不好。读者纷纷来信说，“我们单位食堂都这么做呀，到底行不行？”潘勋照找营养专家一问，专家说，炒之前把菠菜放进热水里焯一下就行了。

还有老科学家来信说：“为什么月到中秋分外明”，这个题目很有问题，月亮在中秋节不一定就是最明亮的，倒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这些问题让三编室的编辑们如坐针毡。大家心里着急，怎么才能把错误修改过来呢？于是决定赶紧出第二版。这一回，三编室更加雄心勃勃，希望“为什么”的数量更多，更有条理，分科更明确，还希望请最专业的作者来写稿，请最权威的专家来审稿。

上海、北京、南京、武汉、杭州、新疆、广东、吉林……就这样，第二版《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队伍扩大到祖国大江南北。编辑们心中有个信念：谁掌握回答问题的钥匙就找谁。为此所付出的周折和辛苦，今天的人们或许已无法理解。

为了几个关于人参的“为什么”，编辑们写信到吉林，因为那里的土特产研究所是国内惟一研究人参的地方；行星的问题，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人比较擅长，因为全国惟一的大型光学望远镜在南京；至于恒星的问题，就得找北京天文馆了，因为全国惟一的射电望远镜在北京；谈到时间测量，又得找陕西天文台；气象上的台风问题，上海专家写得比较多；至于霜冻的问题，就归新疆气象台了……为了这些来自大江南北的答案，大家早已记不清究竟写了多少封信，打了多少个电话。有时信件不通或说不清楚，编辑们就得自己跑一趟。有次编辑黄廷元坐车跑到镇江，又步行两个多钟头，才找到全国惟一的养蚕研究所，他带去的问题特可爱：“蚕宝宝为什么要吃桑叶”。

由于“为什么”多了不少，专业性要求也大大提高，原有作者人手不够用。所以，第二版《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队伍扩大了好几倍。

南京植物所里本来只有汪嘉锡一位作者，写第二版时就增加到四五位，都是被汪嘉锡带动起来的年轻人。

遗憾的是，汪嘉锡已于1986年因病去世。他有个女儿，名叫汪春蕾，现在旅居美国。在汪春蕾的记忆里，帮着爸爸写《十万个为什么》是童年最快乐的事情。

每个星期天的早上，不用上幼儿园的小春蕾总能因为爸爸一句“快起来，帮我们写书”的招呼，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汪嘉锡当时只有30多岁，但大家都叫他“老作者”，因为他给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写过37个“为什么”。题目怎么定，稿子怎么写，怎么改，大家都乐意听他的。所以小春蕾的家就成了“临时指挥部”，作者们经常聚在那里讨论稿子和新发现的“为什么”。小春蕾是爸爸的“临时联络员”。

穿好衣服，爸爸就开始布置任务：去魏阿姨家送条子。小春蕾三步一蹦地跑到魏阿姨家：“阿姨，我爸问你，这是不是拉丁科的？”阿姨笑了说，没有拉丁科，植物的学名都是要用拉丁文来写的，等我写好带给你爸爸。有时候，小春蕾走到半道就把爸爸布置的任务搞忘了，只好跑回家再问；还有时候糊里糊涂地把条子交错了人。有一次，爸爸让找一位张阿姨，小春蕾站在楼道里傻了眼，因为有三位阿姨都姓张。结果一层楼的人都跑出来帮忙，看到她拿的条子是有关大王莲的，才猜出是研究水生植物的张阿姨。

卞咏梅被汪嘉锡拉入伙时，才刚从大学毕业。她说自己完全是边写边学。别看最后只写短短几百字，背后的参考文章和书籍却是厚厚一摞。菊花为什么有那么多品种？卞咏梅从最古老的菊花品种讲起，说到自然选择和人工嫁接，一直谈到如何用激光改变菊花结构。为了使文章读起来有意思，连老电影《秋翁遇仙记》都捎带提上了。幸亏植物所里有不计其数的园艺书籍，可以让她细细寻找。就为了这个“为什么”，她连清代古书《菊谱》都研读了一遍。图书管理员拿着她的借书卡说，你可是所里借书最多的人了。

还有位作者叫褚瑞芝。他总结得很对，就算是专业人员，也总有自己不大熟悉的领域。就像植物学，下面又分着木本、花卉、栽培等大大小小的分支学科。碰到自己也拿不准的问题是常有的事。很多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得靠作者自己琢磨。看书、查资料、向更专业的人请教就成了惟一的出路。汪嘉锡的老伴儿王立德至今还保留着几本丈夫当年为写《十万个为什么》而买的书籍。都是植物方面的小册子，汪嘉锡那时一有空就去书店买书，还让王立德从她工作的南京农业大学借书。

那时候，大家都有工作，琢磨答案和写稿就只能利用晚上和休息日。小春蕾常常看见父亲趴在台灯下想啊，写啊，完全上了瘾。褚瑞芝他们几个也是。文章要想写得好，光靠科学性、内涵广还不够，通俗性、趣味性才让这几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作者伤透了脑筋。怎么打个形象而恰当的比喻，怎么编个有趣而合理的故事，褚瑞芝说他每天走路满脑子琢磨的都是这个事儿。

这些事情，小春蕾当然不知道。但她对《十万个为什么》也有自己的贡献。有一次，隔壁阿姨提到无花果，小春蕾听了特纳闷儿，什么果会有五朵花？父亲一听乐坏了，说不是五花果，而是无花果。因为它的花藏在花托里，不容易看见，所以人们误以为它没有花。汪春蕾后来一直很得意，因为爸爸说《十万个为什么》里“无花果为什么没有花”这个问题算她想出来的。说起这事，老母亲王立德乐了：那就是给小孩子的一点甜头。

而汪嘉锡他们带给千千万万孩子们的“甜头”，又何止一点。

像汪嘉锡、褚瑞芝、许定发这样的作者当时还有很多，只是时过境迁，如今连三编室的老编辑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和联系方式了。但可以想象，他们也一定是竭心尽智，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短小精悍、妙趣横生又知识丰富的“为什么”呈现在读者面前。

如果了解了这些，有谁再一次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一定是满怀敬意和感激。

除了约请专业作者，三编室的编辑们还要请最权威的科学家来审稿。

李四光、竺可桢、华罗庚、茅以升、钱崇澍、苏步青……在第二版《十万个为什么》的审稿人名单中，几乎可以找全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界最负盛誉的名字。而年轻的编辑们也因此接触到当时最有名望的老科学家们。他们的道德人品，直到今天仍是几位老编辑常常谈论的话题。

“气象”分册的审订拟请我国现代气象事业的创始人竺可桢。竺老当时年逾古稀，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与竺老见面的情景，老编辑黄廷元一直记得：“他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我们先前寄去的校样，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是这本书的编辑吗？’”黄廷元点头说是。

竺可桢翻到“为什么离地面越高空气越稀薄”，指着里面一些数据问黄廷元：“这些你都计算过吗？”问得黄廷元一阵脸红，因为都是约专业作者写的稿子，他哪里想得到还要重新计算一遍，更没有想到负责审稿的竺老竟然看得这么认真仔细。这一算，不仅算出了问题，也让竺老改变了主意：“看来这些具体数据都得仔细验算，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这样吧，你去南京大学气象系找朱炳海教授，他是我的学生，让他帮你们审吧。”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华罗庚本是“数学”分册的审稿人。黄廷元前去拜访时，华老热情地起身相迎。华老一条腿有疾病，行动略有不便，但他还是把黄廷元引到办公室沙发上坐好，还沏好茶水，一点儿架子也没有。黄廷元记得，华老的办公室很大，除了一面大窗户，周围都是黑板，上面乱七八糟地写满了数字和公式。黄廷元那时才知道，华老正在搞“优选法”，所以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审稿。但他还是跟黄廷元谈了好久，提了不少好建议。

“植物”分册审稿人是钱崇澍，钱老当时是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他重病在身。黄廷元见到他时，老科学家正倚靠病榻，勉强支撑上身，还在看《十万个为什么》的校样。直到去世，钱老也没有将校样看完，临终时，老人特意将这件事交待给两位副所长……

1964、1965年间，经过重新编纂的《十万个为什么》第二版正式出版了。册数由原来的8册增加到14册，“为什么”的数量达到2000多个，封面插画也更加精美。国家经济当时已经好转，所以印刷质量也大大提高。

第二版《十万个为什么》像第一版一样畅销。汪春蕾家里收到了上海寄来的一大包《十万个为什么》，汪嘉锡特意挑出一整套放到书架上。过了些日子，《十万个为什么》被译成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社又寄来一本谁也看不懂的朝鲜文版。

这时，《十万个为什么》的影响力已经扩展到国外。很多年以后，上海少儿出版社突然接到了毛主席纪念堂打来的电话，说是想找一套“文革”前的老版《十万个为什么》，弄得出版社一阵纳闷儿，毛主席纪念堂为什么要找《十万个为什么》？原来，毛主席纪念堂也是受人所托，真正想找老版《十万个为什么》的是越南胡志明纪念馆。据说，越共第一领袖胡志明生前很喜欢阅读《十万个为什么》，所以纪念馆就想找这么一套来，搞个原状陈列。

“新世纪版”《十万个为什么》

“文革”结束后，几位老编辑回到了重新恢复的上海少儿出版社。只不过，他们大多没有再回三编室，有人得到提拔，有人另有任用。

1979年，在读者的强烈要求下，出版社决定以第二版为基础，重新出版《十万个为什么》。那时，很多《十万个为什么》的老作者也重新回到了科研岗位，并且成为相关学科的带头人。汪春蕾记得，父亲又重新拿起了笔，每晚在台灯下想啊想，写啊写。这一回，汪嘉锡要为小读者们介绍最新兴的环境科学，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和保护生态环境。

1993年3月，出版社又一次性出版了10本续编本。说起来，这算是《十万个为什么》的第四个版本了。

1996年，一封电子邮件从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圣路易医院发送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来信者是位从事基因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国留学生，名叫王水平。

这是一封感谢信。文字不带过多修饰，言语却很真诚：

除了对所有“无名但有识的老师们”表示感谢，王水平还道出一个心愿：

正巧，出版社也正有出一套新世纪版《十万个为什么》的打算。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21位“两院”院士应邀担任丛书编委，数十位科学家出题审稿，100多位专家、学者、科普工作者、教师为丛书撰稿，其中不乏那些读着《十万个为什么》长大的科研人员。

1999年国庆节前夕，《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正式出版发行，这也是它的第五个版本了。这一次，它没有再错过为新中国成立50周年献礼的机会。新世纪版共有12分册，涉及50多个学科，3000多个“为什么”，总计300余万字，其中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有“刷新”，新增了环境科学、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基因科学等最前沿的科学知识。

少儿社自然科学编辑室主任裘树平至今还记得新书首发时的盛况：“购书人的队伍绕来绕去，排了2公里长，好多警察都跑过来，帮着维持秩序。”

叶永烈被出版社请回来，到全国各地签名售书。据说，他所写的篇目还是《十万个为什么》里最多的，只不过原来的叶永烈大哥哥已经变成了叶永烈老爷爷。

新书首发时恰逢中秋节，汪春蕾惊喜地听媒体报道说，“人们不送月饼，送‘十万’”。汪嘉锡那时已然去世十多年，他临终前立下遗嘱，将所有写《十万个为什么》和科普读物的稿费捐给他热爱的植物园，用来设立科学基金，奖励那些致力于生态学研究的年轻人。

多少年过去了，在今天的青少年科普图书市场上，图书越出越多，但真正有分量的著作却少之又少。片面追求市场效益、版权保护缺乏、科普作者难觅、国外译著的冲击打压，都成了国内科普图书发展的制约因素。

但当我们今天回望一套科普书曾有的辉煌，试图探寻它成功的奥秘时，仍然可以发现，撇开一切时代和社会的成因，还有一样东西是至关重要的。在今天，它因为稀缺而更是难得和弥足珍贵。那就是——诚意。

（原载于《北京日报》2008年3月25日，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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