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后，我们为什么重走西迁路？

“浙大西迁”是浙大人共同的文化烙印。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时局动乱，浙大校长竺可桢先生毅然决定带领着全校辗转西迁。西迁之行历时两年多，穿越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于1940年抵达贵州遵义、湄潭、永兴。浙大西迁路线与红军长征前半段路线基本吻合，落脚点又是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因此又被称为伟大的“文军长征”史。

从天目山到建德

1937年，淞沪战役后，竺校长和西天目禅源寺方丈妙定商定，租借禅源寺寺院余屋，作为那一年新生的教学和生活用房。虽然条件因陋就简，又地处深山，但师生朝夕相处，授课答疑都极为方便，计划多时的导师制首先在这里推行起末，这在当时来说是国内教育界首创。11月，敌寇在浙江、江苏二省间的金山卫全公亭登陆，离杭州不远，浙大决定迁校建德县。11月下旬，浙西形势危急，天目山师生全部到达建德。全校稍事休整，立即复课。

从江西吉安到省会泰和

12月24日，即杭州沦陷之日，浙大开始撤离建德，师生们走上了极其困难的赴赣历程。由于战局发展迅速，浙大提前迁离建德，当时江西省会泰和准备不及，所以就借吉安为浙大临时落脚之地。浙大这次从建德向江西吉安搬迁，不像离杭时那样匆促、忙乱，而是更有组织、更有秩序，虽饱受了惊吓和风霜之苦，经受了考验和锻炼，幸而人员、物资都无损失。

浙大师生迁至泰和后，稍事安顿继续教学。为了要补足搬迁期间所受到的影响，各学院的课程和实验，都比以前有所增多。大局势如此纷乱急迫，这里的小环境却如此有条不紊，这在抗战时期国内各大学中是不多见的。当时教育部派人到全国各地巡视，认为浙大是所有西迁大学中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坚持得最好的一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