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烨：中国能有今天，靠的是无法被定价的80年"牺牲红利"

来源 | 文化纵横

作者 | 沙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这一目标强调的不仅是“小康”，更重要也更难做到的是“全面”。

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富豪，但与此同时，仍有许多人的生活未能达到小康水平。

作者沙烨先生认为，解决贫富差距的关键，在于思考市场经济所创造的巨大财富背后的“牺牲红利”——那些为改革开放奠定重要物质基础的人才和劳动力，却未必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受益者。

因此，企业家作为改革开放的“先富”群体，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受益于这八十多年牺牲红利的群体，需要积极承担推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

中国用短短几十年成就了一个超级经济体，创造了无数财富神话。

这个奇迹被世界归因于14亿的人口红利，

但同样拥有这个优势的印度却并没有腾飞，显然人口红利不足以说明一切，是中国这片土地上独有的一些东西在起作用。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沙烨通过《中国企业家的财富责任》演讲以独特的视角剖开了中国资本发展的前世今生。

他认为：中国和中国企业家能有今天，靠的是中国数代人贡献的无法被定价的80年“牺牲红利”。

演讲全文：中国企业家的财富责任

我十多岁的时候，常会听到父母在焦虑地讨论一件对全家至关重要的大事：

他们在那年能否涨工资。我记得当年工资涨一级为12元，半级为6元。

即使涨半级工资也能让家里生活有些改善。在那个年代，神州大地，基本家家如此。虽然生活拮据，却相对平等。

一晃三十年，沧海桑田。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排名第十跃居第二。

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繁荣的时期，也处于近几十年以来收入最不平等的时期。

我们还有近千万人口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下。很多工薪阶层终日操劳，996也只能换得基本的温饱。

与此同时，根据2019年的胡润报告，大中华地区的十亿美元富豪，英文叫billionaire，有658位，比美国还多出74位，高出13%。

“中国拥有世界20%的人口，却有着世界27%的十亿美金富豪。”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很多隐形富豪！

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四十年里民营经济发展惊人，占GDP的比重已超过60%。

但即使如此，考虑到中国GDP只有美国的六成，中国民营经济体的体量不到美国的40%。

怎么能够在短短三四十年产生如此巨大的财富，可以比肩美国一百多年的积累？

我自身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在大学毕业后,我去美国留学，并在2001年回到了中国的经济热潮之中。

从创业到投资，在伴随中国经济起飞的十数年里，我目睹了身边很多造富传奇。

很多企业家们无疑有着杰出的才智和胆魄。他们充满野心和梦想，并愿意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

但即使如此，也很难解释中国经济惊人的造富能力。

难道中国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和组织能力远大于他们一直引以为榜样的美国同行，所以能赚取超额利润？

显然不是。在过去四十年里，中国经济虽然不断升级，但始终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下端，以低毛利的生意为主。

一个还在走向小康的发展中国家，却能产生世界上最多的富豪。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谜。

而这些从中国经济中获得了巨大财富的富豪们，他们是否应该积极地回馈以社会，并帮助社会共同富裕？

身边的企业家们对此有不同的态度。有些人本着早致富早移民的信仰，已经在海外安家置业，投资理财。

但也有人把财富用之于社会公益，扶持贫困地区,或支持教育。在这两种态度背后有着完全不同的财富伦理。

在市场学派人士的眼里，企业家的所有财富完全通过市场行为获得，他们在市场中的每一个行为都是交易双方自愿，也对交易双方有利。

他们以利己之本心，却通过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在追求私利的过程中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最优分配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利己主义和利他精神通过神奇的市场达到和谐统一！

一个企业家只要是市场经济中的强者，就已经对社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商业就是最大的公益。

哈耶克的信徒，北大教授张维迎就曾说过:“财富本身是人创造的。

当一个人富有以后，他没有什么可害羞的，这是他靠努力而获得的。

而不是说太愧疚了，社会给了我这么多财富，我该想着怎么回报它。”

如果你相信市场经济的伦理正当性，就很难不承认个人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

如果你承认个人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市场经济的伦理正当性也是顺理成章。

自由主义思想和市场经济这对亲兄弟彼此印证，似乎无懈可击。

在市场经济思维盛行的中国，要理解这种观点的局限性，我们必须用市场经济的分析方法来打破市场经济的迷思。

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在这里我们回到一个市场经济理论的概念：外部性。

部性最早由经济学家庇古提出，指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

正外部性是某个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某个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

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当代中国产生的任何财富都和以下三大正外部性因素息息相关：

首先是建国的正外部性

不言而喻，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现代国家是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

从1848年鸦片战争开始，仁人志士们就不断以生命探索民族自强之路。

在1931年日本侵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刻，

如果没有中华热血儿女们前仆后继，在“二战”正式开始之前，就和日本法西斯主义在中华大地上殊死斗争，

那么中国的历史，乃至世界的历史都会被改写。

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和所有积累的财富，都不会存在。

在抗战中，中国直接死亡人口近二千万，其中山东、江苏、河南、湖北，和湖南等地区死亡人口最为惨重。

这些为抗战牺牲最大的地区并不是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里受益最大的。

相反，现在年轻人趋之若鹜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反而是抗战中人口死亡相对少的。

抗战的先烈们不是为自己的后代和亲友，而是为整个全民共同体献出了生命。

这些牺牲没有也无法被市场合理定价。但是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可以知道，它们的价值绝对不菲。

你愿意用多少财富换取和平，换取生命，换取不被异族奴役？答案绝不会是小数，也许是你一半的财富，也许是更多。

在几代人，数千万生命牺牲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共和国，并确定了社会主义的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民族在建立国家时的共同契约。为这个使命而牺牲的所有生命就是这个神圣契约的印章。

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将是这个共和国的使命。

其次是前三十年的正外部性

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是个一盘散沙的农业弱国。

从1949到1978年，中共举全国之力，完成了社会结构的基本变革，工业体系的建设，和人力资源的积累。

一路虽有挫折，但三十年里国家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土地改革和妇女解放等政策，让社会结构扁平化，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在工业产值方面，产钢量从1949年的16万吨增加到1978年的3178万吨，增长近200倍。

全国发电量从43亿千瓦时升到2566亿千瓦时，增长近60倍。

在人力资源方面，婴儿免疫接种率从解放前几乎为零升到接近100%。

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40岁增加到1978年的68岁，

识字率从解放前的低于20%升到1982年的77.2%，

在校高中生人数增长了60多倍，达到1292万人。

这些数字比任何修辞和语言更有力地告诉我们前三十年的成就。

这些成就为随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工业基础，和人力资源基础。

这是全民族二代人，通过三十年的共同努力，为整个民族和后代打下的基础。

在这三十年的奋斗中，无论是政府官员、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和农民，每个人所得到回报都不以市场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