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作业｜“两国相似论”与“中国本位”之思——读柳克述《土耳其革命史》

中国语言文学系 庞翔升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一方面沿着梁启超的“顺序论”向西方列强学习器物、制度以及思想，也一方面将目光投射到与本国有着类似处境的国家之上，希冀寻求民族解放之道。19世纪末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逐渐走向衰落。位于“近东”的土耳其在地缘位置上接近西方列强，也受到了与中国类似的压迫，土耳其人一度被西方列强称之为“东方病夫”，这与西方眼中的中国似乎构成了某种同构关系。也正因如此，土耳其也成为晚清民国史上知识分子关注的重点之一，两国关系的历史认知也能够反映出变革年代中国人的时代关切、他者认知和自我定位三者之间的立体图景。

传统观点认为：“在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对土耳其基本上缺乏认知而又不太关注。虽然，在当时已经有《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地理书籍的介绍。然而，知道土耳其的仍然只有清朝的驻外公使或中国的穆斯林群体。 ^① ”陈鹏则依据近代报刊史料数据进行量化检索分析，认为中国人在1876-1879俄土战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关注土耳其的小高潮：“通过解析俄土战争，国人对土耳其强烈的宗教感召力、艰难的国际处境、不屈的战斗精神，以及先要的战略地位等，均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实际上，戊戌以后，国人对土耳其的有关言论和新知，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以俄土战争的有关信息作为思想资源的，是对该战中土耳其知识的重新利用与诠释。 ^② ”随着国人对土耳其的了解越来越多，“两国相似论”的论调的声量也越来越大。尤其20年代，土耳其革命取得成功，土耳其民族国家得以建立，中国学者们对于研究土耳其的欲望进一步高涨。不少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土耳其以启发中国的实际革命。

柳克述的《土耳其革命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柳克述，字剑霞，长沙县东乡人。他于1922年考入交通大学土木系，后转入北京大学政治系，并加入中国国民党。在校期间，柳克述完成了《新土耳其》和《土耳其革命史》，毕业后随即投入国民党的军政实践工作。柳克述在校研究时期正是北伐的前夜，彼时土耳其革命业已完成，而中国革命则前途未卜。柳克述写作《土耳其革命史》，带有向土耳其经验学习和对中国革命的实践进行设计的双重意识。

本文是《土耳其革命史》的读书报告，将从柳克述《土耳其革命史》的文本出发，讨论其书写了怎样的革命叙事，又借以思考了中国怎样的革命前途。进一步，笔者认为《土耳其革命史》虽然将研究土耳其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但并没有真正做到“中国本位”，仍忽略了中土国情和革命实践现实存在的不同，《土耳其革命史》仍然具有延展的空间。

在《土耳其革命史》的一开篇，柳克述写道：“远在十五六世纪中，近东方面有一个强大帝国：开国逾数世纪，属地跨三大洲，凡举小亚细亚，阿拉伯，高加索东南欧洲，以及北部非洲各地，无不在其版图之内，大国声威，不可一世，是即为土耳其。彼时文治武功，号称极盛，欧洲列强如英法普奥诸国，或谋亲交，或与战争，结果莫不惊心动目，罔敢轻视，此诚足为东方国家生色不少矣。 ^③ ”在这段叙述中，柳克述虽然没有提到中国，但是却在类史书文笔的记述中隐隐勾画了一个“天朝上国”的影子。再者，叙述强调土耳其的“东方国家”属性，亦将叙述主体放置于“西方—东方”二元对立的结构之中，这种结构也正是中国近代所处的结构。在这种背景下，柳克述的论述自然很容易比附到中国这一“缺席的在场”的主体之上。

在对于土耳其历史的叙述之中，读者似乎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有意无意地将中国与土耳其进行的类比：如将Cumhuriyet Halk Partisi（Republican People’s Party）翻译成“土耳其国民党”，又如采用文白结合的方式书写土耳其历史，将土耳其古代的帝王描绘成“中国式”的君主，将土耳其的衰败描绘成中国式的王朝败亡。事实上，柳克述对于这种“比附”具有某种自觉意识：“本书使命，即再对此两次革命之经过，作一番简要明白之叙述，以贡献于新时代之国人。 ^④ ”

柳克述叙述的“土耳其革命史”，和中国的近代史存在着高度的“同构性”，都是一种“冲击—反应”的模式：“自十六世纪下半期以来，此前“泱泱大国”之土耳其，竟然日渐趋于衰败：失地丧师，民穷财尽，不仅不保其为“大”，几乎并不成其为“国”！而尤其是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叶时代，所谓近东外交史者，只不过欧洲列强任意处分此垂死之人产业至纪载而已。土耳其国既然危急至此，则以其历史之长，人民之众，宁竟无一部分有思想，有血性，有魄力之人发为改造之谋？如曰有之，则革命之兴起必矣。 ^⑤ ”土耳其革命面临着“国内政权腐化”和“国外列强压迫”的双重背景，也因此具有了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双重性质，在革命史的书写中，柳克述始终保持了双线的进行。

“土耳其第二次革命运动之领导者为土耳其国民党，而土耳其国民党之主脑则为凯末尔。 ^⑥ ”凯末尔1881年出生于马其顿首府撒罗尼卡的一个下级官僚家庭，早年毕业于奥斯曼帝国军事学校，“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时期开始涉足政治领域。凯末尔原本反对伊斯坦布尔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决定，但是也在色雷斯、高加索和叙利亚等地服役，参与了战争。随后，凯末尔又投身于土耳其人的民族独立战争，成为了土耳其人的民族英雄 ^⑦ 。1919年，凯末尔在萨姆松召开东部各省保卫主权大会，开始与伊斯坦布尔政府抗争。7月，凯末尔在厄尔祖鲁姆发出倡议，呼吁捍卫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9月，凯末尔在锡瓦斯召开安那托利亚与鲁梅利亚主权保卫大会，宣布筹建新的民族政府。

柳克述提到，“土耳其国民党”在1919年召开了第二次大会，强调了“不论何种情形，我土耳其之独立自由决不能听受他人之限制，所以凡我土耳其人民所居各省，不论何地，吾人均不承认其离帝国而分立。 ^⑧ ”强调了其反抗帝国主义和维护民族国家完整的立场。1920年“恢复”的“国民公约”，则强调了“民族自决”的民主原则，以及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柳克述对这一原则表示了高度的重视：“但尤其值得吾人特别重视者，则为第六条之明白的反抗帝国主义，与实际的取消不平等条约。自最近两三世纪来，帝国主义之高潮充满全世界，一切弱小国无不受其侵略！而其侵略之手段，又有一共通之过程：先之以兵威，继之以条约，务将一切特权厚利悉归于彼，而使被侵略者陷于万劫不复之境。如斯办法，由来久矣。今土耳其国民党诸人不畏强御，居然明白宣言，彼等为保证国家之进步与经济之发达起见，必须首先取得完全之自由与独立。 ^⑨ ” 柳克述认为这种减少不平等条约影响的措施，也正是中国所需要并且加以运用的。通过土耳其与中国的相似性，以及土耳其完成了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柳克述尝试将此道路迁移于中国，将“东方病夫”崛起的经验复刻于“东亚病夫”之上。1921年一月三十日，凯末尔通告国内外，“宣称安哥拉之国民议会政府为土耳其之唯一政府 ^⑩ ”，柳克述认为这是一个更加“明白肯定”的宣言，并在后文的数个章节中详细书写了新政府的外交和军事。

柳克述对于土耳其新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叙述，其核心思想是想给当时的中国寻找一条外交战线的可行之道。“综观新土耳其成功之关键，其谓为得力于军事，毋宁谓为得力于外交。‘弱国无外交’直是亡国之音；唯其为弱国，其外交乃愈必要。 ^⑪ ”在柳克述看来，国际形势处于时刻变化的状态之中，而列强之间的利益各不相同，弱国可以从中“乘虚伺变”来谋求利益。柳克述列举了新政府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条约本身的模糊性，大幅降低了塞佛尔条约的影响，又利用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局势变化，促成了俄土条约以及法土条约的签订。进而，土耳其在小亚细亚、色雷斯完成了对希反击作战的胜利，进而促成了“洛桑会议”的召开。 柳克述在叙述中凸显了“国民党”和土耳其政府在外交场合中起到的能动作用，并最终促成了《洛桑和约》（Treaty of Lausanne）的签订。

1923年7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与西方列强及希腊签署了《洛桑和约》，明确划定了土耳其与希腊、法国人统治的叙利亚、英国人统治的伊拉克的边界，并取消了西方列强在土耳其的治外法权。有学者指出该和约标志着“ 土耳其作为主权国家的诞生” ^⑫ 。《洛桑和约》第二十八条废止了此前与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本约缔约国一致承认，所有前此在土之各种特权，从此完全废止 ^⑬ ”，对此柳克述兴奋地论道：“由是外人邮便局也，领事裁判权也，关税协定制也，莫不一律取消……以土耳其在洛桑和会中之收获而言，此当为最光荣，最痛快，最重要之成绩！ ^⑭ ” 再者，土耳其在《洛桑和约》中还得以免除了战争赔款、得以在君士坦丁堡驻军，完成了外交的大胜利。由此，《土耳其革命史》书写了一个由“土耳其国民党”领导的，以外交为主要手段、军事为次要手段的，成功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叙事：“吾人此刻试一回想此前欧洲大战，土耳其惨败求和时，其一种朝不保夕之情景，持较今日，相去为何如也 ^⑮ ”，也正如《土耳其革命史》“导言”中所谓“帝国主义究不能万寿无疆，弱小民族亦终有觉醒之日”。进一步，结合此前“两国命运相似论”的铺陈，一种比附土耳其的中国革命叙事也在文本的内面被悄然书写：“吾华受国际帝国主义侵略有年，一切一切，均与土耳其有同病；今土耳其人努力革命，已能独立自由，返观吾人，何以自处？诗有之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丁此艰危，愿我新时代之国人其共勉之！ ^⑯ ”

诚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比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一环，把土耳其（或其他国家）的历史与他国历史进行比附，也是前研究中的常见现象。例如学者Balkan在讨论“青年土耳其革命”的时候，就指出：“统一与进步委员会领导的青年土耳其革命，通常被视作土耳其的雅阁宾派革命。 ^⑰ ”借用“雅阁宾”派，能够让英语语境的读者更快地理解青年土耳其党的政治主张。但如若过分之比附，也有可能产生一定的问题。

在本作的叙事中，一方面是将中国“土耳其化”，以为土耳其的改革措施尽然能为中国所用，但另一方面，也将土耳其的历史“中国化”，将土耳其在历史过程中的发展史，书写为了一个类中国的封建王朝开疆拓土、留守基业的历史叙事：“塞任柱王统中绝，奥斯曼取而代之，拥尊号曰‘苏丹（Sultan）’……嗣是锐意经营，几领有小亚细亚之全部，土耳其之开国宏规，于是大具。 ^⑱ ”这种有意或无意的“比附”也可能影响作者对研究对象的评价，柳克述在论及希土战争土耳其的胜利以及洛桑会议的召开时，将其能成功的原因尽然归于“国民党”的努力：“土耳其之新生命，由国民党努力而来；国民党伟大之努力，系一方面表现于对俄对法对意以及对其他各国外交之成功，一面表现于对小亚细亚对希军事之顺利，而集大成者即为洛桑会议。 ^⑲ ”这种分析，一方面夸大了“国民党”在其中的作用，忽视了国际环境中本就存在的利益格局的客观因素，一方面存在则通过与中国国民党的“同名”作用，来为中国国民党的革命活动张目。

河南新闻界的领袖人物彭家荃在1933年为河南大学王善赏教授的《土耳其民国十周国庆纪念之感想》所做序言中，提出了立足“中国本位”把握他者的认知总纲：“站在二十世纪的今日，尤其是处在中国，欲把世界的智识，能切用到我国，必先有民族的自信力，才能耸身天空作鸟瞰，着着看透世界，处处取舍由我，适应有我，表现自我，才能掇人之长，补我之短……（取法土耳其）应该认识自我，适应自我，把自身昂头天外，目光四射一切，才能得有用的智识和有效的方法。 ^⑳ ”笔者认为，《土耳其革命史》在研究土耳其历史的同时，虽然能够有意识地结合中国的困境，在自觉意识上做到了“取他人所长以利我”，但却并未真正做到立足“中国本位”。彭家荃先生指出的“中国本位”可以是此作延伸的方向，即更加具体地分析中土具体历史环境的差异，并对土耳其的革命经验作“中国化”的分析。

事实上，尽管“中国国民党”经常以“共和人民党”自比，蒋介石也曾自比凯末尔，中土也都面临内部封建势力和外部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但中国和土耳其面临的革命语境依然有众多差异。凯末尔面临的土耳其社会刚经历“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三大思潮的流变，这与中国的社会文化土壤并不相同。事实上，梁启超在1915年就对“世人动辄将中土命运归于一途”的习惯认知从立国之基、民族融合、宗教思想三个方面加以批驳，重申“吾国决非土耳其之比，谓我将来与土耳其同一命运者，实梦呓也。 ²¹ ”

“奥斯曼主义”是坦泽马特时代奥斯曼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强调“奥斯曼帝国的所有臣民不论宗教和语言的差异而皆须忠实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和共同捍卫奥斯曼帝国的领土 ²² ”，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基础是苏丹对于奥斯曼帝国境内诸多民族的绝对政治统治。19世纪后期，伴随着巴尔干地区和北非领土的丧失，奥斯曼帝国亚洲色彩和伊斯兰教色彩逐渐加强，且西方基督教国家开始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殖民侵略。在这种背景下，“奥斯曼主义”逐渐让位于“泛伊斯兰主义”，强调“包括突厥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库尔德人、阿富汗人和印度人在内的伊斯兰教诸民族的共同利益，试图重建温麦和强调伊斯兰教的广泛实践，以抵御西方基督教国家的侵略 ²³ ”。这种思潮的现实土壤是诸多伊斯兰教国家相继沦为殖民地，从而引发了分布在不同地区的穆斯林将争取独立和振兴伊斯兰的希望寄托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而到了19世纪末期，奥斯曼帝国逐渐崩溃，泛伊斯兰主义也无法继续维持。“大土耳其主义”取而代之，强调“突厥人的广泛政治联合以及土耳其人的特权地位 ²⁴ ”。在这种思潮的指导下，“青年土耳其党”在执政时强行推行土耳其化的政策，否认奥斯曼帝国境内非土耳其人各民族的自治权，而推动高压的民族政策 ²⁵ 。

凯末尔领导的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其关键原因在于同时客观分析了国外政治势力的斗争结构以及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和土壤。凯末尔的目的是建立现代化的、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前三种意识形态都没有办法形成现代的民族意识，奥斯曼帝国长期的“因俗而治”的政治传统也使得土耳其缺乏现代民主政治国家的实践。凯末尔意识到，民族建构需要一种意识形态，也需要相应的文化符号的支撑。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凯末尔领导的“共和人民党”才能够走出一条符合土耳其国情的民族独立道路。

凯末尔在国内推进具有现代民族国家色彩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说土耳其语和信仰伊斯兰教成为所谓土耳其民族的特定标志，安那托利亚则被视作土耳其民族的祖国和家园 ²⁶ ”。土耳其民族主义是建立在前三种思潮的衰亡之后，也是建立在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之后，新的疆域结构、新的人口结构 ²⁷ 和新的经济结构，都为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建构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中国的文化历史，则与此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结构。如果仅如《土耳其革命史》，看到凯末尔政府在外交场合中的高明技巧以及希土战场的军事胜利，就认为“弱国有外交”或者“弱国有胜利”，而忽视了其与土耳其土壤的适配性和土耳其地缘政治的特殊性，而将这些经验全然套于中国实践，则会发生谬误。

具体言之，土耳其之所以能够在“伦敦会议”上让列强有所让步，也和“近东”地区靠近欧洲本土，多国势力交错分布的现实格局密不可分。但在远东地区，中国远离欧洲本土，又有美日的势力所在，能否照搬经验，诚有待进一步商榷。再者，凯末尔的民族主义能够将各个阶层团结到“现代土耳其民族”的大旗之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符合了如前所述的土耳其国情。而如果中国也打出类似的旗帜，则会忽略中国农耕社会、乡土社会的特殊性质，陷入与秋收起义之前的无产阶级革命类似的“本本主义”错误。外交家张忠绂在1942年指出，对于舶来之学，中国人不可一知半解、囫囵吞枣地加以利用，应该有自己独立原则、立场和方法的坚守，既不可撇去中国问题来谈世界问题，亦不可脱离世界问题来谈中国问题 ²⁸ 。

再者，在将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结合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尽量避免“自我东方化”。在民族主义发展的时代，土耳其的精英在西方留学的时候看到了很多亚欧历史的书籍在讲述“东方学”（突厥学），使得“突厥/土耳其”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精英人物心中除去了原本的“贬义色彩”成为了某种“身份标识”。在中国的实践中，中国的精英分子同样在“睁眼看世界”的时候，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放置于西方主义的时空结构之中，也在民族独立的同时具有了一种“身份自卑”。“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概念框架和原材料都是西方的学术界提供的，东方国家借用西方理论进行现代化民族建构，是一个走向现代必要的途径和过程，但我们也要警惕这个过程中的“自我东方化”，把握好自我本位以及现代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推进思想变革，正如张忠绂所言“西人所为的近东问题与远东问题的眼光，无不是以帝国主义的观念作为出发点，就好像中国是为欧美列强而存在的 ²⁹ ”

近代中国人的土耳其认知史，实际上也是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史，是近代中国人从失去自我、到逐渐找回自我，从思考救过之途到寻求发展之路的独特的探索史。 《土耳其革命史》写作于北伐前夜，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20年代对世界革命的关注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也能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学习意识和家国之忧。但《土耳其革命史》所进行的研究并没有做到彭家荃意义上的“中国本位”，在“总结他国经验以资我用”的实践中还有待进一步分析自我和他者的经济、政治、思想土壤的差异。 总的来说，这部《土耳其革命史》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对他国革命经验和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有益探索，但也有延展和改进的空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