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牟尼佛投胎成了一个地道的中国人，他就是………

  慧能是释迦牟尼佛投胎到了中国

                  ——在广东佛协主办《六祖慧能与佛教中国化》论坛上的主题发言

站在这个讲台上，我的心情可以用四个字表达——诚惶诚恐。我对佛学、对禅宗、对《六祖坛经》都相当无知，在三位大法师和各位高僧专家面前，我完全是一个小学生。接到邀请后，围绕这个主题，我真正像小学生那样做了一点作业，今天是来交作业的，敬请老师们指正。我谈几点认识。

一、佛教补中国传统文化之缺失

佛教对中国文化有巨大的贡献，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王国维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两个严重的缺失，一是纯粹哲学即形而上学，对宇宙和人生终极真理的追问，二是本土宗教。陈寅恪也指出：佛教于形而上学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佛教传入中国，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思考，先后出现了两个高潮，一是魏晋时期与玄学相结合的般若学研究，二是宋明理学。

中国缺乏本土宗教。冯友兰解释，儒教的“教”是教育、教化，不是宗教，孔子是导师，不是教主。宗教的要件，在形式上有教义、教主、教团、教规，在内容上一有超越性，超越世俗生活，二有终极性，是对人生问题的究竟解决。儒道二学无前者，后者较弱。道教有前者，无后者。佛教传入中国并且生根，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传播广泛而且长久的宗教信仰，至今仍在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发生着重大作用。

二、禅宗在佛教中国化中的作用

中国之所以缺乏形而上学和宗教，与重实际的国民性有关，其特点一是非思辨，二是入世。佛教的特点恰好相反，一是极具思辨性，正如人们所形容的，佛法博大精深，佛典浩如烟海，二是在本质上是出世的，以解脱为终极目的。这无疑造成了接受的困难，而禅宗解决了这两个困难，因此成为佛教中国化的成功典范。

针对非思辨的国民性，禅宗把佛教简易化，所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抛开佛教经典，扫除烦琐哲学，把立足点放在开发生命本身的觉悟上。

针对入世的国民性，禅宗把佛教生活化，主张“佛法在世间”，废除印度佛教复杂的修行次第体系，把重心放在调整心态上，解除入世中的苦恼，提倡平常心是道、触类是道、即事而真等紧密结合日常生活的证悟方法。

三、《坛经》核心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契合点是心性理论

禅宗得以成功的更重要原因是找到了佛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契合点，这就是心性相通的观念，因此而把佛教人本化了，上述简易化、生活化其实是人本化的一种效果。

中国哲学的基本观念是天人相通，认为人心与宇宙是相通的，这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宇宙观。人心与宇宙为什么能够相通？因为宇宙本根派了一个代表住在人心中，这个代表名字叫“性”。“性”指的是人的最深刻本性，其实就是宇宙本根在人心中的存在，它藏在人心亦即人的精神世界的至深处，它一旦觉醒，天人就相通了。

《坛经》的核心思想可以用一句话代表：“自心顿现真如本性”。成佛的根据在自心之中，无需外求，明心就能见性，自心顿现即是真如本性。这比心性相通还进了一步，可以说是心性合一，心是宇宙的心，性是宇宙的本性，二者并无区别。所以，只要回归自心，就能顿悟成佛。

《坛经》中有两个偈。神秀的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慧能的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静（或：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这两个偈的区别在于：在神秀那里，心是个体的心，所以会有尘埃，佛性是修炼成的；在慧能这里，心是宇宙的心，所以不可能有尘埃，佛性是本来具有的。因此而有了渐修和顿悟的分歧。

四、《坛经》是佛教中国化完成的标志

中国化的佛教要符合三个条件：一、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二、融入中国人的生活，成为国民精神的有机部分；三、具有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慧能创立的禅宗便是这样。

佛教中国化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汉末和魏晋时期，格义阶段，释迦牟尼佛是外国人，来到中国，穿上了汉服或魏晋名士服，说着汉梵夾杂的洋泾浜中国话；二、慧能之前隋唐时期，教门阶段，中国佛教八大教派已建立，各有自己重点信奉的佛典，释迦牟尼佛入了中国籍，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但仍是老外在说中国话；三、从慧能创立南宗开始，宗门阶段，释迦牟尼佛重新投胎成为了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就是慧能，他说地道的中国话，不是老外说中国话，中国话是他的母语。

五、宋明新儒学是禅宗结出的硕果

陈寅恪指出：“宋儒采佛理之精粹，注解四书五经，产生新儒学。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自得佛教之裨益，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禅宗催生宋明新儒学，宋明新儒学开创中国哲学新格局，这是王国维、胡适、冯友兰、方立天等学者的共同见解。

禅宗醒目地把心性问题提到首位，是推动儒学转型的关键因素。围绕心性问题，宋明新儒学建构了体系化的本体论和人生论哲学。新儒学分两派：程朱理学强调心不即是性，格物才能穷理，与神秀近；陆王心学强调心即是性，明心即可见理，与慧能近。

六、禅宗成为中国佛教主流也有负面影响

有长必有短，优点的另一面是缺点。禅宗把佛教简易化生活化，就难免削弱了印度佛教博大精深的理论内涵，把佛教世间化人本化，就难免削弱了印度佛教缘起空性的核心信仰。

我是学西方哲学的。据我所见，西方哲学走了两千多年，终于走到了佛法门前。西方哲学一直致力于寻求无常的现象世界背后那个常住的本体世界，康德以后终于得出共识，现象背后没有常住的本体，用佛教的语言表达就是无自性，于是反本质主义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西方哲学家还发现，语言和概念在本体的虚构中起了重要作用，于是名言批判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热门，而这也是佛教般若学早就做了的事情。

我本人认为，般若学是佛学中极具哲学深度的一个领域。魏晋时期，般若学盛行一时，产生了像僧肇这样的大哲学家。禅宗占据主流以后，般若学衰微，中国佛教在哲学深度上有所退步。总的来说，我觉得中国佛教受儒道之影响远大于中国哲学受佛教之影响，因此，即使是堪称中国哲学之高峰的宋明新儒学，其所建构的本体论仍然是道德本体论，尚未达到本来意义本体论应有的深度和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