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晚清时期，梁启超曾自编一册学习日文的速成教材《和文汉读法》，并在文章中的大力推广（说研读此书“数日小成，数月大成”），而备受关注。但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未收此书，研究者夏晓虹整理梁氏集外文几十年，也一直没有追踪到该书的初刊本。但在众多师友的帮助下，与初版本最接近的“合成本”近日终于辑佚出来，也是非常难得的一次近代文献整理的范例。作者特别记述了这一过程，故实兼备，有一定的掌故价值。
一九九九年一月，我完成了一篇短文《和文汉读法》，那是我在编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过程中的副产品。没想到的是，此文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日后不断有新的论述与探寻出现。尤其是在《梁启超全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
已然出版六年后，我又对《集外文》做最后的增补，《和文汉读法》再一次让我注目萦心。好在这次总算达成初愿。但本文标题既谓之“复原”，则其间经历的曲折与甘苦亦值得一述，故有此记。
根据《梁启超年谱长编》一八九九年的纪事，我们可以知道，当年春，梁启超曾在箱根向万木草堂同学罗普学读日文书，二人共同研究，编写了一本学习日文的速成教材《和文汉读法》。其后，在《论学日本文之益》
（一八九九年四月《清议报》第十册）
及《新民丛报》答读者问
（一九〇二年九月《新民丛报》第十五号）
时，梁启超均曾言及，“余辑有《和文汉读法》一书”。更详细的说法是：最初，罗普以“简法”指导梁氏读书，后因回应乡人的询问，梁“为草《和文汉读法》以语之”。而此书“仅以一日夜之力成之，漏略草率殊多”，故梁自言“惟以示一二亲友，不敢问世也”。也即是说，此书虽由梁启超写成，却并未刊印。
不过，《和文汉读法》在当时确实提供了阅读日文书籍的捷径。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梁启超对此法也有精要概括：
日本文汉字居十之七八，其专用假名，不用汉字者，惟脉络词及语助词等耳。其文法常以实字在句首，虚字在句末。通其例而颠倒读之，将其脉络词、语助词之通行者，标而出之，习视之而熟记之，则已可读书而无窒阂矣。
用此法“学日本文以读日本书”，梁启超给出的成效是“数日小成，数月大成”。这里当然有一些限制条件，最重要的是，此乃专门针对读书，而非说话或作文。并且，就时代而言，也特别适用于明治时期。按照周作人的说法，和文中“有汉文调一种，好像是将八大家古文直译为日文的样子，在明治初期作者不少”
（《和文汉读法》）
。其中也有很多是采用翻译体或称“欧文直译体”的作者，于是，“和文汉读法”又为中国读书人经由日本学习西学提供了特殊便利。这也是梁作广受欢迎、不胫而走的根本原因。
对借道日本接受西学的益处，梁启超曾有论述，但终不如其老师康有为说得生动。康氏同样以“日本文字犹吾文字”，不过稍杂少量假名为前提，而肯定：“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
（《〈日本书目志〉自序》）
显然，明治时期日本的西学书籍大量使用汉字的书写风尚，无意中为渴求新知的中国学者开了方便法门。
虽然梁启超编写的《和文汉读法》当年曾大量翻印，数量可观，但一如简易教材之为敲门砖，该书也难逃用过即丢弃的命运。等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费了不少功夫，却只寻到两种后出的版本，即从福建省图书馆复印来的标为“增订第三版”的“无锡丁氏畴隐庐重印本”，以及辗转自京都大学得到的“梦花卢氏增刊本”。前者为线装，刊记中有明确的印行时间“辛丑八月”，即一九〇一年九月；后者乃平装，版权页除了定价，没有其他出版资讯。我当年写《和文汉读法》一文，主体便是考察这两个文本，得出的结论是，卢氏本的印行尚迟于丁本。尽管受我请托的樽本照雄先生曾写信向日本国会图书馆查询，并在网上刊发寻书启事，但《和文汉读法》的初版本始终隐身不现，使得《集外文》的补阙未能如愿。
一九九九年三月底赴日之前，因即将到东京大学讲学两年，我于是把拖延已久的《〈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书稿交给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在次年年底补写的序言中，我还将“初版本《和文汉读法》之隐身不现”，列为该书的几大憾事之首。
不过，在二〇〇一年回国之前，我的北大系友、现为东京大学教授的陈捷，终于在她巨量的文献中，找出了此前已经答应给我的一种《和文汉读法》复印件。这就是一九〇〇年七月印行的“励志会本”。刚拿到时，我很兴奋，但匆匆看过两篇序言和一则跋语后，便初步判定，此本仍非梁作的最早刊本。因开卷第一篇，记为“庚子六月，励志会叙”的出版缘起已然说道：“沈君既印《和文汉读法》以为内地读东文者助，意良厚也。第沈君所印数百本不足应来者之求，同人因谋更印多本，广其流传。”显然，下一步需要追寻的是“沈君”，即另一篇序文的作者沈翔云所印本。如此，延至二〇〇五年一月方始出版的《〈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和文汉读法》终于失收。
1900年7月励志会本《和文汉读法》正文首页
本来应该为这份来之不易的“励志会本”写篇文字，先是没想好如何落笔——毕竟初版本尚未现身，继而发生的更大问题是，二〇〇一年四月，我在日本的物品海运回北京后，那份《和文汉读法》竟不见了踪影。起初以为埋没某处，日后总会发现，却是房屋去年已易主，而此件仍未出土。其间，在东京执教的陈力卫曾来借阅，我也只能提供“畴隐庐”与“梦花卢氏”两种文本；也曾厚着脸皮，请陈捷再复制一份相送，而她那里文山书海，薄薄二三十张复印纸夹杂其中，确也很难寻到。过后，陈力卫竟然在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发现了同一版本的《和文汉读法》复印本，据以完成了《“同文同种”的幻影：梁启超〈和文汉读法〉与日本辞书〈言海〉》的论文。
《和文汉读法》再次引起我的集中关注，依然与《〈饮冰室合集〉集外文》有关。在北大出版社的催促下，二〇一九年，我开始对此书进行增订。鉴于初版排印时，不少文稿是手抄件，容易出错，这次即利用了数据库的便利，全部下载了原刊作为底本。因中间插入其他事，我的增补工作时断时续。二〇二四出版社告知，希望年底之前出书，我才又提起精神，做最后的补充。
由于为河南大学文学院主办的《汉语言文学研究》主持“近世文化研究”专栏，二〇二四年六月起，就约稿事，我和王蔚有了比较多的通信联系。王蔚是北大英语系出身，但偏爱文史考证。我看过她在报纸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印象深刻。此前我们已经加了微信，她会不时提供一些我感兴趣的资料。这次知道我在增订《〈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于是，九月十九日开始，连续一个月，她几乎每天都会发来《集外文》未收录的梁启超佚文。直到十月十八日，她看了《集外文》序言，问我是否找到了《和文汉读法》的初刊本。我回复说：“看过三种《和文汉读法》，但都不是梁的初刊本。”当晚，王蔚就发来了她搜索到的李海发现初刊本的论文「船津輸助蔵『和文漢読法』と梁啓超」的信息，由此也开启了我的新一轮追寻。
李海论文「船津輸助蔵『和文漢読法』と梁啓超」一文中展示的梁启超手迹
最近北大出版社想出版增订本《〈饮冰室合集〉集外文》，有小友提醒，应把船津本《和文汉读法》收入。你看过李海的论文吗？他发现了此本，并撰文做了考证。如果方便的话，可否将李文发给我，我只看到介绍，同时想知道船津本能否得到。多谢！
关于李海的论文，由于陈捷要去关西开会，耽搁了一段时间才找到并复印传给我。至于被李海称为“船津本”的沈翔云初刊本，陈捷告知，和“励志会本”
（李海称为“无穷会本”）
一样，“也藏在无穷会图书馆，但是该图书馆目前停止阅览”。
我不死心，又与陈捷通话详询。根据陈捷的介绍，无穷会图书馆并非公共图书馆，而是由实行会员制的一批老人主持。她多年前去看书时，能够复印《和文汉读法》纯属偶然，一般而言，该馆的藏书是不允许复制的。她只是因为和其中一位老者聊天熟悉后，老人带着她将书拿到馆外，才得以复印全本。而疫情期间，该馆关闭后，至今尚未开放。按照陈捷的估计，除了经费不足，那些老人恐怕也在陆续凋零，无法支撑继续运营。总之，收藏在无穷会的《和文汉读法》初刊本起码短时间内不可能得见。闻知这样的结果不免令人沮丧。幸好，陈捷很快就发来了当年李海送给陈力卫的初刊本第三十八节复印件，并转告了李海的说法，经过他的核对，两个文本只有此节中刊载的第六表不一样。这又让我燃起了希望。
在此，需要先说明一下与两个文本相关的问题。梁启超在《新民丛报》“问答”中已明确说道：本不敢出版的《和文汉读法》，待“鄙人西游，学生诸君竟以灾梨枣”。所言“西游”，乃是指梁启超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启程前往夏威夷，随后辗转多地，直到一九〇一年五月才返回日本。由于“船津本”没有版权页，我们只能依据沈翔云的序写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即西历一九〇〇年六月，以之作为此本的出版时间；至于“励志会本”，则是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发行。两本的印行确实是在梁启超西游期间。
根据李海的记述，“船津本”与“励志会本”开本相同，封面在书名“和文汉读法”之下，又都以小字标出“附译书汇编叙例”。“船津本”目次为：沈翔云序，和文汉读法，日本南海紫澜渔长
（坂崎紫澜）
跋，《译书汇编》叙例。“励志会本”只是在沈序前增加了励志会叙；最后还有版权页，除“明治三十三年七月廿四日印刷”“明治三十三年七月廿七日发行”之外，尚有“编辑兼印行者沈翔云”“印刷所株式会社秀英舍”，以及“发行所励志会译书处”三条出版信息。
对印书缘由，沈序中有明白交代：“翔云亦志读东籍而未通东文之人也，既得是册，因念吾郡同志之憾，更推念他郡他省同志之憾，急付排印，以代手写，将以贻我内地之同志焉。”可见，在此印本出现前，《和文汉读法》一直是以抄本形式流传，这与梁启超所说“不敢问世”相符。不过，沈翔云并不知道作者为何人，序中也有猜测：“第辗转传钞，不著作者姓氏，书中有引粤语者，意其粤人与？”陈力卫已引第三十八节中对“程ド”一词的解释——“犹粤语‘咁样’之意”，以之为是广东人梁启超撰写的有力证据。
按照李海的说法，除两处文字小有出入外，两版《和文汉读法》正文部分最大的差别是第三十八节中的第六表。综合李海与陈力卫的研究，可知这张“和汉异义字”表，在“船津本”只列出八十七个词，到“励志会本”，已增至两百九十四。多出的两百零七词，正如励志会《叙》中所言：“以原印第六表所列和汉异义字尚多漏略，搜辑增补者二百余条。”当初做此增补，乃是为了“于和文中常见之异义字十得八九，亦读者之一便也”。实际上，这个部分在《和文汉读法》中也是变化最大的。随后出现的畴隐庐增订第三版与梦花卢氏增刊本，均将此表增补到一千七百零五个词，并改变了排列次序，“照《康熙字典》例分门别类”。而丁、卢二本新增的一千四百多个词，据陈力卫的研究，乃是巧妙地借用了日本明治时期最为著名且流行的辞典《言海》的释词方式，才可以在一年稍过的时间里——从“励志会本”一九〇〇年七月印行，到“畴隐庐本”一九〇一年九月重印——完成了词汇量的急速扩充。二人的论证也解答了我在一九九九年发出的疑问：“以常理推测，梁启超虽为‘下笔不能自休’的文章快手，然欲‘以一日夜之力’完成百页上下的小书，也似无可能。”因单是辑录“和汉异义字”的第六表，已占据二书将近五分之四的篇幅。
1900年6月沈翔云初刊本《和文汉读法》第六表，图中手迹是书主人船津的评点
还有三个人名需要交代。一是沈翔云。按照《和文汉读法》沈序自述，沈为浙江乌程
（今吴兴）
人。一八九八年秋，曾集合同志，在家乡设立东文学社，未久解散。沈翔云遂入湖北武备学堂，一九〇〇年五月赴日留学。到东京后，随即参加留日学生组织的励志会，《译书汇编》即为该会成员戢翼翚等主办。由于该刊立意“搜译东西有用书籍，按月刊行”，与沈氏宗旨相投，故在自印的《和文汉读法》卷末，沈翔云也主动为这份半年后才出刊的杂志登载《叙例》，预做宣传。当时，沈氏的政治思想其实更接近康、梁。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阴历六月廿八日）
光绪皇帝生日那天，沈翔云参加了励志会举办的祝寿会，并发表“恭祝皇上万寿”的演说，演说词亦在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第五十三至五十四册连载
（见曾业英《沈翔云回国参加过自立军起义考辨》，载《社会科学辑刊》二〇一七年第三期）
。其人转向革命为后话。
其次为坂崎紫澜
（一八五三至一九一三）
，名斌，新闻记者、小说家，为《译书汇编》发行人，陈力卫称“其住处与沈翔云处仅一街之隔”。坂崎的跋文主旨在将“和文汉读法”与日人阅读汉籍时采用的“汉文和读法”相勾连，文章开篇即引用明代宋濂《日东曲》中记述日人购藏中国图书及采用“颠倒”读法的一首诗，对其中“只因读者多颠倒”句特意加注解释：“读下复逆读上，始为句。”坂崎由此认定：“夫汉文和读与和文汉读，其法虽异，古今一揆。”这让我记起一九八八年发表的《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文化》，该文曾引黄遵宪《日本国志》中介绍日人读汉文书籍的“颠倒其句读，以循环诵之”法，将其称为“汉文和读”，并推测“梁启超和罗普发现的‘颠倒读之’一法，很可能是受到了日本人读汉文书的启发”。如今读到一百二十年前坂崎紫澜关于二法相通的论说，不但如其人一样“方深感东西同文之谊”，也为自己早年的猜想得到来自明治时期日人的证实而颇觉欣慰。
第三位名船津输助。李海介绍其生平，乃明治十一年
（一八七八）
出生，一八九五年入读东京专门学校
（后改名早稻田大学）
文学科，一八九八年九月毕业，论文做的是汤显祖研究。在柏原文太郎帮助下，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于一八九九年八月创办了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意在教育海外华人子弟及内地留学生。一九〇一年，该校改名东京商业学校，柏原仍任校长，梁启超则为教头
（教务主任）
。经过同样出身东京专门学校的柏原招聘，作为后辈校友的船津输助也来到东京商业学校，担任日本语日本文教习。在这里，他和梁启超有了直接交往。当年，梁启超曾将一张在夏威夷所摄照片赠与船津，还先后送过自己书写的谭嗣同《狱中题壁》、自作《壮别二十六首》其二十四等诗作。据此也可了解，船津藏有初刊本的《和文汉读法》，并在上面做了很多批注，本不足为奇，且恰与他从事的教中国人学日语的职业身份相关。
回到我所做的《〈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增补工作，既然拿到《和文汉读法》初版本无望，我只好转变思路，决定利用陈捷提供的“励志会本”全书与“船津本”第三十八节那六页文档，拼出一部初刊本。容许我做此设想的理由是，从沈翔云一九〇〇年六月的印本，到励志会同年七月二十四日的印刷，间隔仅一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现两个版本，而且开本和版式完全相同，套用初版、略为补排，自然是最方便且合理的做法。何况，需要改动的篇幅并不多。李海看到的初刊本为三十八页，第六表从二十三页开始，初刊本到三十页结束，“励志会本”扩至四十七页，后面还有第三十九至四十二节、坂崎紫澜跋和《译书汇编》叙例，占了八页有余的篇幅，故“励志会本”有五十五页。这样计算下来，前二十二页都不须重排，甚至初版本的第六表也可以并确实被完整沿用，增收的二百余词条全部在三十页以后。另外，坂崎的跋文和《译书汇编》叙例也都是单起页，调整页码即可。因此，真正需要重新排版的部分不足五页。这也让我对“励志会本”保存了初印本的基本信息充满信心。
从一九八七年，为写作《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文化》一文，我到北京图书馆
（现国家图书馆）
查看丁福保重印的《
（增订第三版）
和文汉读法》，是为与此书的初缘，到如今已近三十八年，我的寻找《和文汉读法》初刊本的漫长之旅终于可以画上一个还算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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