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广州工作和生活中，总有一种感受经常浮现，即：历史从没有远去，只是人们视而不见，不自觉或被塑造成不自觉罢了。新近的一个触动，是本月在中山大学校园以至市区不同场所的一系列100周年校庆活动，隆重、温馨、欢乐，惟是浓厚的历史底色需要通过特定的透视才能见到、感受到。历史底色所指的，近至中山大学与岭南大学两个传统的渊源纠缠，远至中国百年历史的现代化道路，着着关系到香港的一切，偏偏是我这个自以为好学兼敏感的“非主流”香港人后知后觉，或许香港的社会主流更是这样。
革命史观，不服来辩
中山大学将创校年份定在1924年，这并非不言而喻，而是基于革命史观，即是所强调的“中山手创”。事实上，孙中山当时寄予厚望，将这家大学与黄埔军校并列，一文一武作为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基础。
广东高等师范学校
从革命史观看，1924年翻开了现代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当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从原先的士绅加帮派加激进小团体组合改造成现代政党，与同样尚为幼稚的共产党并肩成长起来形成了现代政治，即革命政治。
而革命政治的原动力来自世界巨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野蛮到巴黎和会的横蛮，使得原先被认知和认同为等于文明的西方祛魅。
从五四运动到明确竖起“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帜，反映了革命政治就是中国的主流，也正因此原先势孤力弱的广州变成全国政治的中心。
孙中山先生在广东高师礼堂演讲三民主义
随后就是百年的实际革命历程，其中1924-1927年是首次高潮，但是以失败告终。失败是因为革命自有其逻辑，表现为劳动者阶级崛起成为自主的政治力量，使得阶级矛盾尖锐化、无可弥合。当时的国民党其实仍具相当革命性，其左派和黄埔系统更是如此，但是这种革命性相对于现实上的革命远远不足，只能被抛到革命的对立面。自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尤其是北伐之后，广东和两湖的农运工运“犹如暴风骤雨”，形成双重政权的局面。当这个局面蔓延到全国经济中心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建立起雏形的上海工人政权，而同时蒋介石集团的军队已经打到上海市郊，已经跟江浙财阀和英美势力结盟，劳动者与统治者的生死决战就是无可避免。随后从汪精卫集团到各地国民党新军阀集团的清共、屠杀左派，也只不过是这个决战的延续。
20多万人在广州东校场集会圣元上海工人罢工
首次革命高潮失败或许意味着，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边陲地区，要仿效西方国家的先前经验，走上经典的独立自主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化道路，是极其艰难
。
甚至可以说，边陲地区惟有依靠社会主义导向的民族解放运动，才有可能走上现代化道路，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
革命史观的理据是否充分？作为其对立面首先是国民党传统的相当于“天命皇权”的史观，就是毫无正当性地自封正统，然后将任何反对力量一概视为无事生非、捣乱、叛乱。这种史观极为不堪，总之就是无需讲理只靠自我催眠，却在笔者中学时代香港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常见，应该是那个时代的台湾产物吧，偏偏是直至近年仍然大有传播者。
较为像样的是现代化史观，这又分为两种，一是要拥抱现实的西方，另一是要拥抱西方的理想。前者没有什么说服力，毕竟，20世纪中期之前的英国式赤裸裸殖民主义早已被唾弃，之后的美国式霸权主义及其“按我说的去做，不要按我做的去做”行为也是极不光彩，只有狂热分子才会相信任由它们指定的出路是合理的。拥抱西方理想的现代化史观，就是相信这种理想是最值得追求的，至少其主要成分和元素是这样，因此，现代中国历史实际上是走了弯路甚至是歧路。
然而理想与现实密不可分。毛泽东的“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著名譬喻，就是与现代化史观针锋相对，其批判所指不仅是现实西方，而且是西方理想。1930年代有著名的“中国社会性质”的辩论，是革命失败之后痛定思痛的产物，其主导结论就是上文所说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因为其本质使然，不会容许后进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革命因此是势所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