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孩文学”是什么？这里不是指专给小女孩读的文学作品，而是有朋友在得知笔者从快乐的儿童文学小硕修成性别文学博士时的恍然一叹：哦，所以你是研究“小女孩文学”的——在诸君被这个笑话冻僵之前我们还是赶紧进入正题，这里的“小女孩文学”无非是指
性别平等理念观照下的儿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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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0年代，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考察了被女性主义者认为是“小女孩人生中第一本训练手册”亦是“父权制第一个脚本”的童话文本始，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中，一批女性主义者追随她的脚步，开始将注意力集中于经典童话文本上，分析并呼吁人们反思其中的性别动力学。
1990年代，女性主义批评发展为性别研究，并与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相融合，斯皮瓦克、贝尔·胡克斯等批评家致力于帮助女性主义走出白人中产阶级身份的桎梏，关注第三世界、黑人女性的处境和命运。当时已有部分国家的儿童文学研究机构出版跨文化色彩的论著，其中开始呈现更具全球化、多语言的视角，如《作为交际的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与民族认同》等。
而到了21世纪，女性主义理论、后殖民研究和儿童文学等领域内的批评者越来越发现他们对意识形态和主体建构有着共同的兴趣，特别是
儿童与原始人之间的隐喻被认为与加诸女性的普遍隐喻十分相似
，在对现代儿童观和童年观之建构的探讨中，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过程被认为与之有着几乎与生俱来的渊源。
现在让我们且先抛开这些理论发展史上的牵缠——当我们说起女性主义时似乎总会担心这种“政治正确”的理论将带来令文学尤其是“最该玲珑剔透”的儿童文学窒息的低气压。不过事实上，
这些意识形态分析与批评却实实在在地促进过儿童文学的繁荣
。儿童文学研究者丽萨·保罗在《重访女性主义》中提到，1970年代末在女性主义推动下就重新出土了一批改编版童话和奇幻小说，萝宾·麦金利（Robin McKinley）的《鹿皮》（Deerskin）和塔妮什·李（Tanith Lee）的《雪白公主》（White as Snow）就是其中的代表；1990年代时，学者们又发现了一批被埋没的女性儿童诗作家。
《鹿皮》
女性主义学者们不满足于1900年之前儿童诗集中女诗人空白的缺憾，通过发掘、探究，她们认为
确实存在一套将女诗人从历史记录中抹去的机制
——那些广为流传的《玛丽有只小羊羔》《一闪一闪亮晶晶》等儿歌从前人们并不知道出自谁人之手，通常被当作民间儿歌代代口传——不论如何，现在让我们记住上面两首经典儿歌的作者的名字：萨拉·黑尔和简·泰勒。
广为流传的童谣《玛丽有只小羊羔》，作者却通常不为人们所知。
如果我们不将安吉拉·卡特对经典童话的解构式书写《染血之室》《精怪故事集》等算作儿童文学，那么《地海传说》系列则是公认的儿童文学范畴内作品了——而在1993年，“地海”系列的作者厄休拉·勒奎恩便根据她前一年在牛津大学的讲稿，出版了《地海传说》的修订版，其中真实记录了自己对前三部作品（在其出版20年后）中性别理念的再思考和女性主义对其第四部收尾之作《地海孤雏》的影响。在这部小说中，传统的男性英雄不复存在，龙成了亲密的形象，勒奎恩对传统的英雄等级秩序作了反思，尝试挑战人们的阅读成见，被认为“进入了一个追求新秩序的世界”。
2006上映，由宫崎骏长子宫崎吾朗指导的动画电影《地海战记》，就是改编自厄休拉·勒奎恩的同名系列小说。
在绘本中，《纸袋公主》《奥莉薇》《朱家故事》《奥利弗是个娘娘腔》《顽皮公主不出嫁》等都在提示人们思考性别形象与书写的多种可能性；儿童和少年小说中，笔者在《“纸月”的群像》一文中提到的《凯茜的空间》《无雨的稻谷》《秘密花园》，以及国内已有的译作《长袜子皮皮》《女水手的日记》《天使雕像》《橡树上的逃亡》《远离芝加哥的地方》（及其续作《乡间一年》）以及蒙哥马利的“艾米莉”系列等等，都从不同视角（包括男孩视角）、题材出发，塑造了不同阶层、国族、年龄特别是不同个性的女性主体形象。
绘本《纸袋公主》
著名儿童绘本《长袜子皮皮》，曾被改编翻拍成多个版本的影视作品。
这些优秀作品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重要的信心：
诸如女性主义等意识形态层面的批评未必只能带来“1984”，亦可能促使作家产生新灵感、为他们注入新的想象世界的能力，甚至推动产生新的文学创作浪潮。
闻理论而色变，判定某种思潮必与儿童文学、与中国儿童文学不可通约，恐怕本身亦是国家主义下意识形态迷思的某种表征。
绘本《朱家故事》
负责的意识形态批评者总是谨慎严肃地对待每一个文本，比如，同样是蒙哥马利的文本，学者们对《绿山墙的安妮》的态度就与对“艾米莉”系列的积极看法不同。那么
是否有一些简易的判断依据，能够帮助我们辨识文本中的人物是否具有主体意识呢？是不是凡是柔弱的女孩便必然不具备主体性呢？
对此，儿童文学研究者布朗因·戴维斯曾建议读者在阅读时思考一些问题，笔者简单引介如下：
人物有着什么样的“主体位置”——作为人的一般方式？不同位置上的人物都遭遇了什么事情？
某个人物在人际关系网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与之交际的人有着什么样的身份？
跟各种类型的人物相关的情感和愿望都有哪些？对每个人物来说，要实现这些愿望意味着什么？
哪些“证据”（比如人格品质、态度和财产）表明这些人物有其独特的主体？
我们如果借助上述“问题”工具，来思考一些儿童文学经典作品，便会发现即使是同一作家在其不同的文本中对于各种不同“身份（Identity）”的意识形态呈现都是不同的。
以安徒生为例，《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野天鹅》中的性别理念较之《红舞鞋》《豌豆公主》《踩着面包走的女孩》就相对更开放、积极，前者文本中的女孩即使柔弱无助（甚至“失声”）亦不曾泯自身意志于环境主导话语。即使是“死亡”，在这里也体现为一种
自由意志选择下的升华或是来自叙述者对其愿望的肯定和另一补偿方式下的成全
；而其中的
女性群体之间的互助、理解
，更是为读者提供了与民间童话中女性角色往往相残迥然有别的性别叙事脚本。因此，并非百年前的作家意识形态上必然落后于今人，也并非同一作者的每部作品皆保持着整齐划一的倾向，对具体文本需要作具体的考察。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可以参考怎样的策略去为孩子们挑选文本呢？
当代文化批评家往往反对假设一种本质性的东西存在——“仿佛国族、性别、阶级背后都有一个柏拉图式的理念，保证这些本体将是永远纯净的、无可改变的”。正如赛义德曾指出虚构国族的本体性曾是一个有效的立场，有利于被视为“次等”的群体发掘不同于白人中心的标准，然而正面的本质化和负面的刻板化一样，必须面对的是对个体的消弭问题。这也是笔者前文所言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我国的儿童文学理论界有意强调“两性差异”并如班马等学者着意建构“少女美学”曾带来过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其中的问题——比如生理与社会性别不能完全匹配、现实中生理性别多元性的存在、某个具体时空下其他身份（如阶层、民族）差异对个体的影响可能远大于性别的影响等等——亦在这种对两性差异的“强调凸显”策略运用的最初便同时埋下。
今天我们应该明白的是：
我们并非只有“二元对立”的性别观或“统一化”性别话语可供选择，自由选择与多元并存是目前我们所知最优的认知处理
。
佩里·诺德曼在《儿童文学的乐趣》中曾为我们列举过挑选文本的几种不同原则：
坚持所有人除了外表差异外基本都是一样的，只要书中人物足够有趣、书本值得一读，就可以把作者与人物所属的“身份”当作无关紧要的东西；然而这种看似“纯文学”标准的选择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使出版者、图书选购者忽略关于弱势、少数族群的书（因为这部分书籍本来就相对更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