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霍芬 | 母权制与女性的宗教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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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霍芬在《母权论》中第一次提出了母权制的概念，论证了母权制在人类历史上的存在。作者通过大量介绍引用吕基亚、雅典、利姆诺斯、埃及、印度、莱斯博斯等民族的神话传说与历史文献，向读者展现了母权并非某个民族或族群特有的个别现象，而在史前人类社会普遍存在，是人类早期所经历的多个文化发展阶段中的一个，并且早于父权存在。

《母权论》一书被认为是近一百五十年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现代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学、人类学、心理分析、神话学、哲学乃至文学和艺术等众多领域持续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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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为什么还要读巴霍芬（代前言）　吴 飞
译者序

导　论
吕基亚
雅　典
利姆诺斯
埃　及
印　度
莱斯博斯

注释
关于巴霍芬的参考书目
引用书目
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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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通过上文所补充的评论，能让读者对我的研究方法有新的认识，我试图通过运用它们探究一直以来被诗意与想象的阴影笼罩的时代。现在，我准备重新回到讨论母权制世界的话题。我将努力使自己不迷失在各式各样的总是出人意料的细节中，而将精力集中在母权最重要的现象方面，因为该方面可以被看作母权的精髓以及母权其他所有方面的基石。

Das Mutterrecht （1861）

母权制的宗教基础使其作为最高贵的制度呈现在我们面前，该制度与生活的最高方面联系在一起，并让我们对那一原初时代的尊严有了深刻的认识。 后来的希腊古典文化(Hellenism)，表面光辉灿烂，但在观念的深度与高尚性方面却不及母权制文化。 对这一远古时代的观点与当代理论以及以这些理论为基础形成的现代历史观之间存在着的巨大鸿沟，我再清楚不过了。将宗教看作影响民族生活的重要因素，在塑造人类整体存在的多种创造力中把宗教列为首要的创造力，认为古人在最拿捏不定的时候便转向宗教寻求启示，这些对今日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意味着对神权的过度狂热，是狭隘、无能的表现，是让人类重新堕落到“黑暗时代”(Dark Ages) [1] 的可悲行为。

所有这些指责，我都有所耳闻，但在探究远古时代时，我还是愿意忠于旧的保守精神。宁可尚古，不愿追新；宁可追寻真相，也不愿人云亦云。支撑一切文明的强大的杠杆只有一个，这就是宗教。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兴衰都来自这一至为重要的领域所产生的变化。没有宗教，我们就无法理解古代生活的任何方面，人类最早时期的生活尤其成为难解之谜。处在这一阶段的人类，完全受宗教信仰支配，将每一种存在形式和每一个历史传统都与基本宗教观念联系起来，从宗教的角度看待每一事件，并将每一事件看作神的旨意。 如果说尤其母权制社会(matriarchate)必须带有这一宗教印记的话，那么究其原因，就在于女人的天性，在于那一深深的神圣存在感，当它再与爱的情感相结合，便给女人尤其母亲平添了一种宗教虔诚，这种宗教虔诚在最荒蛮的时代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考虑到女人在体力上不如男人，但地位却比男人高，这让我们尤为惊讶。根据自然法(law of nature)，强者为王。但在远古时代，自然法却将权杖从更强壮的男人手中拿走，给了比男人体弱的女人。为什么会这样呢?一定是人性的其他方面发挥了作用，一定是多个更深层的力量造就了女人在这一时期的影响力。

我们基本不需要古代社会亲历者的帮助就能认识到，这一女性对男性的胜利与什么力量关系最大。 这一时期，女性通过对超自然力量和神的力量，以及对非理性和奇迹的偏爱，无时无刻地对男性及所属民族的教育和文化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曾就女性拥有“虔诚”(εὐσέβεια)的特殊禀赋和天生的宗教性的话题向克罗顿(Croton)的女人们宣讲；继柏拉图(Plato)之后，斯特拉波(Strabo)也指出，自远古时代开始，也都是女性在传播所有“对神的畏惧”(δεισιδαιμονία)和一切信仰以及迷信观念。所有时代、所有民族的历史事实都证实了这一点。女性往往是第一个领悟神示的人；女性在大多数宗教的传播上都发挥了最积极的作用，她们有时不惜斥诸武力，还常常利用自己的美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预言最早由女性开始；相比男性，女性作为宗教的守护者更执着，她有“更坚定的信念”；尽管女性在体力上弱于男性，但她获得的地位有时远远高于男性；她更保守，尤其在宗教事务和遵守宗教仪式方面最为保守。无论身在何处，她总是极力发挥、扩大她的宗教影响力。她让人们皈依宗教的热情来自她的弱势感，这种弱势感让她对征服强者满怀自豪。被赋予了上述种种力量的女性，虽然是体弱的一方，却敢于直面强者并赢得胜利。面对男性更优越的身体力量，她凭借自身被宗教圣化的巨大影响力与之对抗；她用和平对抗暴力，用怀柔制衡敌意，用爱回报恨；而且，她引导人类克服最早期荒蛮混乱的生存方式，将他们带入更温和、更友好的文化，而她作为更高原则的化身、作为神的诫命的体现，身居中心位置进行统治。女性拥有的神奇力量即在于此。她可以抚平狂怒，可以使交战的双方休战媾和；她能成为神圣的先知和法官；而最重要的，则是她所拥有的神力让她的意志成为至高无上的法律。费阿克斯人(Phaeacians)对他们的女王阿瑞忒(Arete)如神一般的崇拜，将她的话奉若神旨。对此，欧斯塔修斯这样一个非常早期的学者居然认为不过是完全虚构的神话故事中富有诗意的渲染罢了。但费阿克斯人对女王的崇拜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对一个完全以宗教为基础，并且可以赋予一个民族福佑与美的母权制的完美表达。

我们可以列举大量的例子证明母权制与女人的宗教性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洛克里斯人中只有少女才可以启动向神“供奉祭祀碗”(φιαληφορία)的仪式。波里比阿(Polybius)在证明母权曾在这些埃佩泽菲利亚人中盛行时援引该习俗，承认该习俗与母权制的基本观念有关。而且，洛克里斯人还用少女做祭祀的牺牲为埃阿斯(Ajax) [2] 亵渎神灵的行为赎罪。这个例子也证实了母权制与女性宗教性之间的关系，并且为我们指出了女性作为祭祀的牺牲更能取悦神灵的这一广为流传的观念基础何在。而且，这样的思路将我们带入了母权制观念最深层的基础和含义。 人间母亲形象的原型最早可追溯到德墨忒尔女神。 母亲是德墨忒尔这一原初地母神在人世间的化身，成为她的女祭司和主祭司，代表她在人间管理她的神秘力量。所有这些都属于同一类现象,是同一文化阶段在多方面的体现。母亲身份在宗教上的支配地位带来了女性在俗世的支配地位；而德墨忒尔和她女儿科瑞(Kore)之间唯一的纽带关系又使俗世的母亲和女儿之间也具有同样唯一的继承关系；最后一点，神秘主义(mystery)与阴间女神崇拜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使母亲能够司祭司之职，并在祭司的位置上达到了最高程度的宗教圣化。

Demeter，Roman copy after a Greek original from the 4th century BC, from the National Roman Museum

以上谈到的各个方面为我们认识以母权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阶段带来了新视角。我们所面对的是希腊古典时期前的文化的核心和伟大之处：希腊古典时期前的文化拥有可以结出高尚成就之硕果的种子，孕育了这粒种子的是德墨忒尔的神秘主义和母亲身份在宗教及世俗事务中的支配地位。人类社会后来的发展不仅压制了这粒种子，还常常毁掉了它。传统上我们认为，佩拉斯吉人(the Pelasgian)的世界是野蛮的世界，母权制与高尚的生活方式风马牛不相及，宗教中的神秘元素较晚才出现。这些传统观念应该被彻底摒弃。长久以来，研习希腊上古史的人都有将古代人类最高尚的行为归因于人类最基本需求的习惯。我们难道能期待他们对宗教置若罔闻但反过来却承认宗教中的那些最高尚的元素——对超自然力量(the supernatural)、超验性(the transcendent)和神秘的关注——扎根于人类灵魂最深处的需要?在这些学者看来，只有利己而道貌岸然的预言家们才会用宗教不祥的乌云遮住希腊清澈的天空，只有堕落颓废的时代才会这般步入歧途。 而实际上，神秘主义才是一切宗教真正的精髓所在。只要女性支配宗教或世俗生活，她就会鼓励、培育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根植于她的天性中，神秘主义与物质和超感觉(the supersensory)都关系密切；从她与物质性相同的血统关系中产生了神秘主义，而物质永恒消亡时便产生了想获得安慰的需要，并通过痛苦唤醒希望；再者，神秘主义是德墨忒尔母亲身份法则所固有的，在种子的孕育发芽中，在消亡与形成的相互关系中被显现给了女人，揭示了死亡是更高级的重生不可或缺的前提，是“圣化更大善”(ἐπίκτησις τής τελετής)的先决条件。 [3]

母亲身份所蕴含的上述所有方面，完全得到了历史的证实。不论我们在哪里接触到母权制，都一定会出现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阴间神灵崇拜(chthonian religion)的神秘主义，无论所崇拜的是德墨忒尔还是其他类似的女神。吕基亚人和埃佩泽菲利亚人的生活是明确反映这两种现象之间关系的例子。神秘主义在这两个民族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这一点得到了一些至今仍被我们误解的很不同凡响的现象的证实——是母权在这两个民族难得存活下来的原因。 该历史事实将我们引向一个我们无法逃避的结论。如果我们承认母权的原初性，承认它与更古老的文化阶段有关，那么我们也必须同样地看待神秘主义，因为二者不过是同一文化形态的不同方面罢了；它们是不可分割的孪生体。而且，当我们考虑到母权制的宗教方面是其社会表现的基石时，这一点就更加确定了。 阴间神灵崇拜观念是原因，社会形态是结果，是外在表达。科瑞与德墨忒尔之间的纽带关系是母亲比父亲重要、女儿比儿子重要的根源，她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从社会关系中提取出来的。或者，用古人的说法，母亲生育孩子的“子宫”(κτείς)在原始崇拜或宗教上代表的含义(织布的梭子、织布的梳子、织布的女人)是主要的、支配性的，而其社会和法权方面的含义“羞耻”(pudenda)则是衍生的。女人的“子宫”(feminine sporium)不论从较低级的生理含义还是更高级的超验含义来说，都主要被看作是德墨忒尔神秘主义的象征，只有其衍生含义才成为对母权制的社会性表达，如吕基亚神话中关于萨耳珀冬的故事所体现的那样。这一点驳斥了现代历史学家的观点，即认为神秘主义只有在颓废时代才出现，并且是希腊古典文化衰退的产物。历史所呈现的是完全相反的关系：母性神秘主义属于古老的宗教元素，而古典时期(classic age)所代表的则是晚一些的宗教阶段；更晚的阶段而不是神秘主义，才被看作是历史的倒退，是牺牲超验性向神性固有论屈服，以及牺牲意味着更大希望的神秘主义的模糊而向形式上的清晰屈服的宗教上的退步。

希腊古典文化对这一世界是敌视的。母亲的重要地位消失了，与之相关的影响也随之消失；父权制渐渐兴起，人性中完全不同的一面得到了强调，这一点体现在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观念中。希罗多德发现，埃及文明完全属于希腊文明尤其是阿提卡文明的对立面，将埃及与他身处的希腊做比较，他感觉埃及是个完全颠倒的世界。如果这位“历史之父”能够将希腊历史上两个重要的时期做类似的比较，他一定也同样惊诧于这两个时期的巨大差异。原因在于，埃及属于典型的母权制社会，其整个文化基本建立在母亲崇拜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伊西斯的重要性高于奥西里斯(Osiris)的基础之上；埃及与希腊古典时期前的各民族的生活呈现出的不胜枚举的母权制现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历史也就希腊不同时期的两种文明之间的反差提供了另一引人瞩目的例子。身处古典文化盛行时期的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让他的世界恢复了更古时期的宗教和生活方面的根本。他试图让人类的存在再一次得到圣化，还试图复兴阴间神灵—母亲崇拜的神秘主义，以满足人类更深层的宗教需要。因此毕达哥拉斯学派最终并不是在推动希腊古典文化，而是在抵制它，与它针锋相对。他们的努力，正像我们手头的某个参考文献所说，恰如一丝散发着浓郁陈旧气息的古风吹过。不过，其发端并非希腊人的智慧，而在东方——静止的非洲和亚洲世界——更古老的习俗。毕达哥拉斯主要在那些仍遵守古老传统的民族中发展他的信徒，这些民族对古老传统的执着似乎让他们对毕达哥拉斯所宣扬的学说有最深的认同感。信徒们尤其产生自“西方之国”(Hesperia，即意大利)的部落和城市，即便在今天，这片土地似乎也留下了那些在其他地方已经消失殆尽的宗教发展阶段。

毕达哥拉斯学派钟情于人类更早时期生活观念的事实很确定地表明， 远古时代确实存在德墨忒尔母权原则，存在对宗教中的神秘元素、超验性和超感觉元素的特别偏爱；而且最重要的是，该事实说明，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女祭司曾出现在人类历史中。 鉴于此，难道我们还能不认可这些现象的内在一致性，以及它们与希腊古典时期前的文化之间的联系?一个更早的世界从坟墓里复活，人类生活努力回到起点。原初时代之后的悠长岁月消失了，后代的人们与原初时代的人们融合在了一起，似乎时间不曾流逝，观念不曾改变。希腊古典主义(classicism)无法解释毕达哥拉斯学派女性信徒的行为和精神上的追求，只有佩拉斯吉人所信仰的宗教——阴间神灵崇拜—母亲崇拜——的神秘主义，才可以解释得了。如果脱离了该崇拜基础，被称为“毕达哥拉斯学派智慧之女”的西雅娜(Theano)的宗教特性就属于不折不扣的反常现象，成为一个我们无法仅以毕达哥拉斯学派属于神秘主义派别为由就可以揭开的谜。古人将西雅娜、第俄提玛(Diotima)和萨福(Sappho)这三位女性相提并论就是肯定这种联系的存在。这三位分属不同时代和民族的女性的相似之处在什么地方呢?除了阴间神灵—母亲崇拜的宗教神秘主义之外，还能是其他什么吗?佩拉斯吉女人的宗教天性正是在这三位杰出的女性身上绽放出最崇高、最绚丽多姿的光。萨福的家乡是俄耳甫斯(Orphic)神秘主义宗教传播的一个重镇，第俄提玛则生活在位于阿卡迪亚城邦的曼提尼亚(Mantinea)，那里以践行人类古老生活方式和崇拜萨摩色雷斯(Samothracian)的德墨忒尔女神而远近闻名；一个是伊奥利亚人(Aeolian)，另一个则是佩拉斯吉人；两人都属于依然忠于希腊古典时期前的宗教和文化基础的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中的一位独具慧眼，从生活在不曾受到希腊古典文化影响的古老民族中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人身上悟出了即便在灿烂的阿提卡文化中也难觅踪迹的宗教启示。

自本书开篇我就强调的核心观念，即女性的重要地位与希腊古典时期前的文化和宗教之间存在联系，恰恰得到了那些表面看起来或者孤立开来看似乎最反对该观点的现象的证实。 在古老的秘教得以保存或者得到复兴的任何地方，女性都能摆脱该文化所强加给她的卑微和受奴役的处境，恢复她所有的尊严。这一文化与希腊的爱奥尼亚(Ionian)文化的光辉夺目形成鲜明反差。人类历史出现的早期母权制的基础究竟何在，它恩赐给各个民族的福祉的源泉又究竟何在，还容我们再有质疑吗?第俄提玛对神的启示总能心领神会，她这种轻灵飘逸又神秘莫测的灵性，连苏格拉底也难望其项背。苏格拉底的心被第俄提玛虏获了，他公开承认自己需要她的智慧。对母权制的表达，还有比这更高贵的吗?在证明佩拉斯吉人的母性神秘主义与女人天性具有内在亲缘关系方面，还有比这更荡人心腑的证据吗?我们还能到哪里找到对母权制文化的道德伦理准则，对母亲身份最神圣方面即母爱的更完美、更诗意的表达呢?所有时代都称颂母亲的这一形象，但如果我们不仅仅将母亲的这一形象看作是伟大人物塑造的形象，如果我们还能将母亲的这一形象看作是一幅主题为母权制宗教的画，看作是母亲在司女祭司之职的画，那么我们还会更热烈地赞美她。在这里，充满诗意的想象再次升华为历史。

A vase painting of a woman at sacrifice. CreditToledo Museum of Art

我不打算再进一步讨论母权制的宗教基础问题了： 母权制深深地植根于女性喜欢宗教生活的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