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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创业投资，传播人生智慧
作者：
王志纲 智纲智库创始人
来源：
正和岛（ID：
zhenghedao）
中国的很多省份都有其明显的文化特征，山东豪爽，陕西耿介，湖南霸蛮，浙江灵秀，唯有湖北面目模糊，纵三镇簇拥，委实难以评说。
当然湖北并不缺乏个性，但究竟是什么，却很难说清楚。
我召集公司湖北籍员工开座谈会时，他们都意见不合，甚至有人直言：
我是湖北人，但我并不喜欢湖北人。
含糊其辞者众，我只好专程赴湖北采风，于金秋时节领略“极目楚天舒”的辽阔，一趟走下来收获不小，思考更多。
这篇小文，我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来梳理湖北和湖北人的前世今生，以就教于方家。
01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
在中国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个区域，恐怕没有什么能比“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更深入人心。
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湖北人的印象可能都来源于这两句话。
中国写地域的俗语很多，例如“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等，但这些远没有九头鸟的影响广泛且深刻，也就“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差可比拟。
细品起来，“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还有所不同。
后者明显是褒义词，充满对江南风月的向往。
而前者则面目模糊，意味深长，甚至连湖北人自己也说不清楚。
有人说湖北人像九头鸟一样聪明机敏，
这点我是认同的。
我新华社的前辈，老朋友杨继绳就是湖北人，其聪慧、敏捷、勤奋都没得说，更重要的是敢担当，还青史以眉目，算得上新华社为数不多能够名留青史的大记者。
有人说九头鸟有九条命，寓指湖北人生命力强；
有人说湖北人像九头鸟一样九头各有主见窝里斗；
有人扯上先秦楚文化以及乡贤张居正的事迹，说张居正改革时曾任用了九位湖北籍的官员；
还有人说湖北人像九头鸟一样好勇斗狠，
“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林彪这句话说的就是“九头鸟”的野性；
还有九省通衢等牵强附会之解……
但不管褒还是贬，总之“湖北人就是九头鸟”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文化记忆，已经深入人心，被大家所广泛认同传播。
说法很多，似是而非，但至少有一点大家是高度认同的，那就是湖北佬厉害，
经商厉害，做官厉害，算计利害，打架厉害，读书厉害……反正挺厉害。
02
不服周的楚人
湖北人自古就挺厉害。
作为楚的发祥地，湖北几乎浓缩了所有楚文化的风采、文明与交错。
自商朝起，湖北就形成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号称楚蛮，也就是楚国的前身。
为开拓疆域，熊绎将都城由丹阳迁往郢都。
此后楚国都城虽历经辗转更迭，但都未出今天湖北境内，湖北这片土地上，无处不散落着古楚国的余韵，也见证了楚国从骄阳走向黄昏。
楚地气候湿热、虫蛇出没，楚人由此形成了信祀好巫的民风，
湖北大量出土的漆器与青铜器，复杂精美，具有浓厚的巫文化色彩。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北方诸国属于“周”文化，楚国则是独树一帜，另立门户。
以至于现在“楚”都成了一个形容词，
痛楚、凄楚、酸楚、楚楚动人，这都是楚文化的重要贡献。
湖北话中有句俗语叫“不服诌”，就是不服气。
按照一些学者的考证，“不服诌”应写作“不服周”。
说的就是周和楚的恩怨，在交通相当落后的古代，楚国和中原的纽带很微弱，楚人在周和商争霸时选择了武装中立，只是在周天子定鼎天下之后才进京朝觐，接受了封号。
这就让周天子对这个迟到的蛮夷国家心怀芥蒂，无论是封号级别（楚王实际只是子爵级），还是领土范围都极尽限制之能事。
对于楚，周始终怀恨在心，而对于周，楚国也始终若即若离，后来干脆自封楚王，和周朝彻底翻脸。
不服周的典例当属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
史载：
八年，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於周郊。
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
楚王问鼎小大轻重，王孙满对曰：
“在德不在鼎。
”
这个问题问的相当不怀好意，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鼎之轻重，可以问乎？
可楚王偏偏就问了，不仅庄王问鼎，后来楚灵王、楚顷襄王都一再“问鼎”，楚国的不臣之心昭然若揭，“问鼎中原”这个成语也是这么来的。
楚国的强大让秦国都心怀忌惮，并将其视之为称霸天下的主要对手，
应该说在战国很长一段时间内，论地盘、轮人口、论综合国力，秦楚是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双雄。
秦国虽强，也奈何不了楚，两国长期对峙，周边的小国白天投靠秦国，晚上站队楚国，正所谓“朝秦暮楚‘’。
虽然楚国最终还是被秦兵踏破，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诅咒留了下来，事实也的确如此。
陈胜号张楚、项羽号西楚、刘邦是沛郡丰邑（今徐州丰县）人，本属宋国，后楚灭宋后，刘邦也成了楚人。
正是这三个楚人，给了秦王朝致命一击。
当然，楚国其实不止湖北，大体上以今湖北全境和湖南北部为中心，向周边扩展到一定的范围都叫楚国。
因此湖北和湖南都源于楚文化，只不过是湖北称荆楚、湖南称湘楚罢了，当然相比之下，湖北更多传承了楚文化的精髓，毕竟楚国的国都郢都就在湖北荆州。
湖南人津津乐道的三闾大夫屈原，其实也是湖北人，
屈原遭到排挤后才被贬谪到湖南，从中也能看出湖北的中心地位。
在历史的大多数时间中，荆湘本是一家人。
从地形上来看，湖北与湖南连为一体。
今天的湖北省，东、北、西三面分别为大别山、伏牛山、武当山、巫山，中南部为平原。
与之相对，湖南省则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面敞开为平原，二省连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地缘结构。
汉代时湖南、湖北还有河南的一部分统称为荆州。
到了隋唐时期，又改称鄂州，今天湖北的简称“鄂”就是来源于此。
到了宋代，天下分十五路，这里又改名为荆湖北路，简称湖北路，湖北这个名字首次出现。
到了元代，天下重新划分成十一个行省，其中就有湖广行省，包括了今天的湖南、湖北、广西乃至贵州的一部分，
直到清朝康熙初年，湖广行省以洞庭湖为界一分为二，才形成了今天的湖南省和湖北省。
两湖分治是湖南近代崛起的重大契机，除了行政分开之外，更主要的是科举录取分开，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两湖分闱，在此之前湖广行省的科举录取名额不分南北，这对于广大的湖南考生简直是噩耗，相当于一个不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同等对待，再加上八百里洞庭阻隔，波涛不测，很多人裹足不前，因此历年来湖南学子考上举人的数量不及湖北学子的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分闱之后，湖南此后两百年人才辈出，星光璀璨，彻底改写了湖南在全国的地位。
晚清湖南重臣郭嵩焘认为,近代湖南人文鼎盛,两湖分闱应居首功。
但对长江流域最早也最重要的省份湖北来说，两湖分治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顶多像甩掉一个小尾巴，无论从经济、政治、文化哪方面来说，都不足以伤筋动骨，毕竟湖北可是个好地方。
03
湖北是个好地方
从区位角度来看，湖北是个好地方。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版图中，南北的分野非常显著。
北方文化包括中原、齐鲁、燕赵、秦晋等，范围再宽点，还应该包括西域文化、蒙古文化和泛东北文化。
南方文化则包括荆楚、吴越、巴蜀，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岭南文化、滇黔文化和闽台文化等。
毕竟以中国幅员之辽阔，不同地域的自然特征相差巨大，因此各地文化也气质不同，风格各异。
湖北虽然属于荆楚文化，但其实是各种文化风云际会的交锋点。
湖北的区位特点一言以蔽之，
“不南不北，不是东西”。
把中国拟人化，湖北就是中国的丹田。
一方面，它是由长江连接贯通的荆楚、吴越、巴蜀三大文化的中间地段；
另一方面，它也是南北文化交汇的核心枢纽。
在古代狭义的中国观中，河南是天下之中，具体位置就是登封。
但基于更广泛的中国观来看，天下之中应该是湖北。
如果不是用纯地理的、而用地理加文化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真正的天下之中是武汉（从纯地理的角度看则是兰州）。
且不说龟蛇锁大江的武汉，也不说“千万年，屏吾国”的襄阳，举一个县的例子——黄梅县，就很好的说明了什么是枢纽。
今天的黄梅默默无闻，仅仅是黄冈市的下辖县。
但在历史上黄梅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都曾长期活跃在黄梅地区，形成名扬天下的“东山法门”，从此中国禅宗得以正式成立，因此黄梅可以说是中国禅宗的发祥地，甚至有“佛教大事问黄梅”之说。
除了禅宗，黄梅戏同样源自黄梅，后来传到安徽发扬光大。
为什么黄梅这个不起眼的县城能够在中国文化地图上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呢？
当年我给南昌做战略策划和市领导交流时，他曾讲到一个观点，叫做东南锁钥，中国历代王朝更迭，南渡北归之时，中原文明往南逃有一条通道，通道的第一站就是湖北，从中原到了湖北以后再顺江而下，黄梅就是南渡北归的那个渡口，对岸九江也同样如此，三国时期周瑜作为东吴最重要的将领，就是领军驻守在鄱阳湖口的柴桑（即九江）以应对刘表和曹操。
达摩一行当年远涉重洋到达广州，从广州出发前往南京见梁武帝时，也同样经过了这条通道。
所以这里既是移民迁徙的通道，也是风云交织的战场，更是一个文化交融、汇聚和杂居的大熔炉。
我曾经因工作到过黄梅，当时特地邀请湖北省文联主席熊召政先生一叙旧情，探讨关于湖北这段南渡北归的历史。
熊和我也打过不少交道，这位老兄真是才思敏捷，文采飞扬，七八两酒下肚，即兴提诗相赠，挥笔就来，我现在家里还挂着他当年送我的诗。
这种“我本楚狂人”的名士风采，在当今中国可能只在湖北人身上能看到了。
不止读书写书，此君身上还有着浓重的济世情怀，商界政界都人脉通达，也算是一个奇才。
黄梅如此，宜昌如此，襄阳如此，武汉同样如此，整个湖北就是一个东南西北的大通道。
所谓南船北马，北边骑马，南边行船，湖北就是马和船的转换之地，自然形成了南北文化交融，东西人文荟萃的特征，甚至说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丹田，它是整个中国的枢纽和锁钥。
从物产角度看，湖北也是个好地方。
湖北号称千湖之省，论物产丰富是没得说，汉江平原肥沃富庶，两江河鲜味极鲜美，号称鱼米之乡的江浙在这点上也比不过湖北。
《洪湖赤卫队》里面唱到：
“四处野鸭和菱藕，秋收满畈稻谷香，
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
此言诚然不虚。
在长江流域的所有省份中，湖北可能是优势最明显的省份，长江经济带在其境内全长1061公里，覆盖54168.5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口多达2750.1万。
省会武汉作为与上海重庆并列的三大城市，左右逢源，成为来往长江沿岸城市的水利枢纽。
将来，
湖北能在中原省份中率先崛起，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长江这条黄金水道。
物产丰富的同时，湖北还有一句俗语：
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收了狗子不吃糯米粥。
如果说黄河有黄泛区的话，长江也有长泛区，所谓“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由于荆江段的河道非常的曲折，加之江水刚从三峡的束缚中奔涌而出，导致每逢汛期荆江周边地区极易酿成水患。
在治水、修坝、建桥等技术没有成熟的时期，江汉平原就是水乡泽国的代名词，长江汉水一旦洪水泛滥，整个江汉地区一夜之间桑田变沧海，昨日天府转眼一派苍凉。
我在河南一文曾写到过黄泛区给河南带来的深刻影响，周期性的水患导致了泛区人朝不保夕的心态，无恒产者无恒心，只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放僻邪侈，无不为已了。
但长泛区跟黄泛区还有不同，黄河一淹就完蛋，长江却还能春风吹又生。
每次洪水冲刷过后，当地地貌都会发生极大改变，要么使田地变成湖泽，要么使湖泽变成淤地，同时会带来很多肥沃的土壤，而且这种地貌变化非常频繁。
导致江汉平原上土地和湖区秩序常常陷入无政府状态。
农民之间对田土、湖权的争夺，只能用暴力分出胜负。
因此以邻为壑，宗族械斗非常常见。
这种一年饥荒一年饱的生态对于当地人影响非常深刻，“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这一俗语中，涉及到的三个地名都在长泛区的范围内。
当然，这句俗语的产生，可能还和跟码头文化对农耕文明的欺压有很大的关系，明成化年间，汉水截弯取直，在入江口一带形成天然良港，汉口市镇开始形成，并逐渐成为繁华的水路大码头，
码头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商业文化，经商者自然相对精明，不仅精明，甚至还要内部排个座次，
老实巴交的传统农耕文明自然看着极为不顺眼。
而“又奸又狡”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农耕文明对码头文化的嘲讽和回敬。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在兰州上大学的时候，总听人说起甘谷，而且是一说起甘谷人，大家都摇头，说甘谷人不地道。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在铁道线上的原因，甘谷人经商很早，因此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
潘石屹就是那里走出来的名人。
凡是有经商传统的地方，在农耕文明眼里总是不地道。
推而广之，今天流传甚广的关于湖北人精明算计的揶揄，可能也和这种心态有关。
04
天下荆襄，江湖武汉
提到湖北，大家总会马上想起武汉。
的确，今天的武汉一家独大，不止省内其他城市难以望其向背，甚至在全国都称得上头角峥嵘，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毛泽东这两句词，写尽了大武汉吞吐山河的气势，有此格局的城市在中国都不太多。
不仅如此，今天的武汉也是一副睥睨湖北的气势，我认识的一个武汉人聊起武汉周边市县时，其语气和谈论东北铁岭差不多，既遥远又落后，在她眼中，武汉就足以代言湖北了。
武汉代言湖北，其实时间不长。
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写道：
“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
在襄阳乎？
抑在荆州乎？
曰：
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
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
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
这句话明确指出了襄阳之于天下、武昌之于东南、荆州之于湖广的重要性，讲湖北绕不开也这三座城市。
如果说湖北是中国的枢纽，核心的节点就是襄阳。
我第一次游历湖北是1982年，大学刚毕业，我第一份出差就是从四川到重庆再到湖北，顺水道过三峡顺流而下到宜昌，然后一路从宜昌、沙市到襄樊。
一路走来，我对宜昌印象非常好，街道整洁，餐饮可口，而且街上的姑娘们很水灵。
后来去了沙市印象更好，因为沙市曾经是租界，因此商业氛围很浓厚，中山路上，商店、旅社、餐馆、电影院应有尽有，非常洋气。
出了沙市就开始坐车北上，一路尽是三国古战场，后来到了襄樊，发现它跟江城的所见所闻完全不同，反而很象河南，口音、饮食习惯、民风都属于河南文化的覆盖区。
姑娘相比宜昌来说，也略显土气。
因此当时对襄樊（今襄阳）没什么感觉。
直到后来深入襄樊做了很多项目后，才重新认识了这片土地。
从地貌上来看，襄阳和河南的南阳同属南襄盆地，只不过一者在南，一者在北。
从大的地理分界线来看，秦岭淮河一线作为南北方的分野，从西向东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是汉中，二是襄阳，三是两淮之间的寿春。
秦岭一线崇山峻岭、山路崎岖；
两淮之间湖泊湿地众多，又有淮河作为防线；
唯有居于中间的南襄盆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南襄盆地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位于鸡心的特殊位置，是中国中部的十字路口，连接南北东西的战略要地。
北通中原，南抵江汉，东有随枣通道直达武汉。
西有汉江河谷，是从中部通往四川的陆路必经之地。
西北有武关通道，早在秦朝时，就是秦朝出征楚国的必经之地。
一旦丢失它，就有丢掉半个中国的危险，在这个路口上，江汉地区乃至南方势力和中原进行过无数次博弈。
无论是楚国问鼎中原，还是三国时期多方争夺的荆州，亦或是南宋和北方少数民族的苦战，都是典型案例。
南襄盆地的最南端就是襄阳。
襄阳也肩负着守卫整个江汉平原乃至长江流域地缘安全的重任，历史上，白起、关羽、岳飞、李自成等名将都曾在此鏖战。
《三国演义》120回，有32回发生在襄阳。
据史料记载，历史上有名的战役，至少有172次发生在襄阳，这个数字确实惊人。
南宋时，蒙古大军入侵，襄阳凭此一城，硬抗几十万蒙古军队，前后历时38年，双方死伤超过40万，《射雕英雄传》郭靖黄蓉死守襄阳城。
小说虽是虚构，但襄阳之战却是真实的元灭宋最激烈的战事之一。
襄阳大门洞开后，南宋王朝很快就一败涂地。
襄阳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五年前，我去武当山做项目时，路过了一趟襄阳，深深地被汉江之美震撼，
三千里汉江，精要在襄阳。
汉江之辽阔丰满，我觉得不逊色于长江，襄阳之沉郁顿挫，也令人动容。
武昌之于东南，正如襄阳之于天下。
长江作为连接整个南方的纽带，战略地位极高，而长江在湖北尚有天险可扼，一过湖北，江面开始变宽，无险可守，军队便可顺流而下，直取江东，能不能守住的分界点，就是武昌。
因此对于割据东南的政权而言，控制武昌及其周围地区是重中之重。
整个南北朝时期，除了南北之争这个大主题外，南方主要就是湖北与江南之争，很多大规模叛乱都是从湖北发起，
顺江而下，直指东南。
可以说谁控制了武昌，谁就能控制江南，从中就能看出武昌的战略地位。
讲完襄阳和武昌，真正的湖广形胜，其实是在荆州。
荆州古称“江陵”，到了南北朝时期就改称荆州，我们现在可以在地图上明确找到的“荆州”也就是江陵市。
在元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放射状辐射到全国。
特别是唐代，中国的经济通道基本路线往北就是洛阳—保定—北京，往南就是洛阳—南阳—襄阳，从襄阳南下到达江汉平原和长江边上的荆州，然后在通过水路到达湖北湖南各个地区，就是这样的地理大格局决定了荆州长期都是湖北的行政中心。
自古割据湖广地区的政权，大多以荆州为首都。
楚国曾定都荆州400多年，南北朝时期的齐、梁、后梁都曾以江陵为都，隋朝末年的萧铣也曾以荆州为都。
襄阳、武昌、荆州在湖北犹如鼎之三足，撑开了整个湖北的格局。
武昌的崛起，开始于元代，元代以前，襄阳是荆州的门户，打开襄阳，就可以控制楚地；
但元以后，江浙开始崛起，要控制东南半壁江山，显然武昌的位置更加优越，荆州从原来的枢纽变成了武昌的门户。
武昌所在区域就成为了一个大的节点和枢纽，辐射也比荆州更大。
到了宋代，武昌彻底实现华丽转身，从军事要塞转变成经贸中心，从此武昌以其强大的经济力，把相争数百年的襄阳、荆州二镇甩在后面，逐渐取代荆州成为两湖的中心。
曾经的湖北，襄阳、荆州、武昌三足鼎立，今天的湖北，却是武汉一家独大。
细心的读者可能早就发现，为什么我前文只说武昌而不提武汉？
因为相比起古老的荆州和血性的襄阳，武汉实在太过于年轻。
直至清末，武昌、汉阳、汉口仍然分立，尚未形成统一的行政建制。
在张之洞手上，三镇才开始合流，并在1927年正式合并为武汉，距今尚不到百年。
武汉虽然年轻，三镇底蕴却很厚重，武昌与汉阳不必多说，稍年轻一点的汉口，到了清嘉庆年间，也已成为与“河南朱仙、江西景德、广东佛山”齐名的四大名镇之一，围绕三镇拉开骨架的新武汉，可谓气象万千。
外地人到了武汉，第一感觉就是大。
武汉之大毋庸置疑，它是国内不多的几个可以和北京、上海较劲比大的城市。
沿长江顺流而下有三座江城，重庆、武汉、南京，这三座都是名城，也是鱼龙混杂的大码头。
相比之下，重庆更粗犷一些，毕竟那里的长江湍急，激流冲撞，声势浩荡，再加上袍哥文化，所以重庆的江湖气最重。
南京则完全是另一番风貌，南京虽然也是虎踞龙盘，故垒萧萧，但总觉得有些悲情，可能是因为南京经历的灾难太多有关，即使有王朝定都南京，也都是短命王朝。
既然金陵王气都只能黯然收场，浸染南京的就只剩下秦淮八艳的脂粉气和一抹英雄末路的悲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