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这个与谁都不屑争的老太太

昨天是杨绛先生去世8周年，深深缅怀。

杨绛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之一，不但因为其文字之美，思想之深邃，更因其意志之坚韧，人格之独立，脾性之淡然，然曰，虽是女儿之身，却又不失雄健之气魄。

我随着年龄增长，经历世事渐多， 越发喜爱杨绛先生， 每遇进退维谷之际，总思先生在文革期间被批斗时，她深知辩解无用，却依然双脚跺地，高喊：

“就是不符合事情，就是不符合事实。 ”

此等倔强诠释生命之有价。

她被世界文坛称为中国的堂吉诃德。

2016年的今天，杨绛先生于北京逝世，享年105岁。生前，杨绛先生设立“好读书奖学金”，以鼓励和帮助好学的贫困学生。

她说：

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无论人生上到哪一层台阶，阶下有人在仰望你，阶上亦有人在俯视你，你抬头自卑，低头自得，唯有平视，才能看见真实的自己。

一

2005年，西班牙举办《堂吉诃德》出版四百周年纪念活动，热情奔放的西班牙人集体陷入疯狂。这

活动期间，中文版《堂吉诃德》竟然成了爆款。

对堂吉诃德到中国的历程，欧美人充满了兴趣。得知被称为先生的杨绛女士翻译《堂吉诃德》的故事后，欧美人这样评价杨绛：

The great woman, the wealth of mankind。

伟大的人，人类的财富。

西班牙女记者安娜·玛利亚给杨绛写了一封信：

“塞万提斯延误了三百多年到达中国，这是上帝的安排，它要让该书通过一个合适的人选的手——那就是您的仁爱的被上帝赐福的手——传给中国。如果没有您的手，堂吉诃德恐怕还在丝绸之路上徘徊……”

西班牙的文人们真的很可爱。

女诗人多拉·卡斯特利亚诺斯与多名女作家联名给杨绛写信，“请您保重身体，亲爱的中国作家杨绛，因为您的生命是人类的财富。”

现在《堂吉诃德》有20多种中文译版，董燕生版本的文学价值也很大，但杨绛版本影响更大，它不仅仅在于文学价值，更在于一种堂吉诃德的精神和炼狱般的经历。

1978年6月，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偕王后访问中国，邓小平把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贵宾。

二

杨绛本名杨季康，钱钟书亲切地喊她“季康”，有时温柔的喊她“阿季”。

她写过一部话剧，要上映之前，需要做海报推广，李健吾让她用一个笔名。她托着香腮在想，笔名叫什么好呢？

南方人喊名字的速度比较快，有些字容易连起来读，季康季康季康……绛，恩，不错不错，就叫杨绛吧。

听起来有点无厘头，可历史人物身上的点滴，并没有那么多预设的正儿八经，更多都是很生活化的不经意，在功成名就后，被强加了各种意义，以及神奇的不可思议。

杨绛翻译《堂吉诃德》也是一次不经意，但这种不经意往往又是必然，只会发生在少数人身上，因为只有少数人才具备所需要的天赋、才情和机遇。

换句话说，在那个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点上，只有她才有机会，又能干得了这件事。

1957年，新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家计划翻译出版“三套丛书”，就包括重译《堂吉诃德》。

让堂吉诃德出现在中国，并非简单的文艺行为，而是附着在政治任务上的文艺行为。

“编委会”领导、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读过她翻译的法国文学名著《吉尔•布拉斯》，对其译笔大为赞赏，决定把任务交给翻译任务交给她。

按照任务，杨绛只要能翻译出来就行，无论转译任何语言版本。

她看了5种流行的英、法译本，每一本对堂吉诃德先生都有不同的理解。她觉得适合中国的堂吉诃德必须原汁原味，任何译本都不能代替原作。

那倒也是哈，你去吃一个从德国人那里学来技术的法国人做的五仁月饼，岂能吃出“月是故乡明”的味道。

那一年，她47岁，决定从零档起步学西班牙语，每日坚持“打怪练级”，至1962年已能读懂比较艰深的文章了，实现了弯道超车。

开始翻译西班牙原著《堂吉诃德》。

三

1965年，她完成第一部的翻译，着手翻译第二部。

1966年来了。

不用再多加赘述，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1966年，全国上下都在寻找敌人，“拿枪的敌人消灭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今天还是人民，明天就是人民的敌人。

8月7日，杨绛下班回家，对丈夫钱锺书说：“我今天被揪出来了，你呢？”

钱钟书说，“还没有，快了吧。”

三天后，钱锺书也成了“牛鬼蛇神”。

此时，《堂吉诃德》第二部已经翻译了四分之三，全部被没收，没留底稿。

杨绛曾写过话剧《弄真成假》，明面上看起来是喜剧，却让人笑中带泪，李健吾等人评价，杨绛本质上是个悲剧作者。

悲剧作者往往更能参透：

苦中作乐。

有一次，何其芳挨斗，杨绛在陪斗之列，席间竟然睡着了。危难之际，堂吉诃德也多次如此，他还能为此讲出一番自己的大道理，听得你心驰神往，仔细一想，还真就是那么回事：

要想实现骑士道，第一步就是，得笑着活下去啊。

四

作为“作为牛鬼蛇神”，有其独有的标志。她被剃成阴阳头。

辱没为之大焉莫过如此，不少响当当的文人，相继自杀。

杨绛以一种冷峻的幽默方式出现。

她没有反抗也没有求饶，任由被剃掉半个头。

回到家，找到女儿以前剪下的两条大辫子，“用小锅做楦子，用默存的压发帽做底，把头发一股一股缝上去”，糊了一顶假发。

她自嘲说：“原来一根根都是通风的，假发却像皮帽子一样，大暑天盖在头上闷热不堪，简直难以忍耐。”

有些灾难可以自嘲，有些却不能自嘲，不能自嘲的灾难往往发生在亲人身上。

女婿王德一不堪忍受诬陷，选择了另一种人文骨气：自杀。

这一年，杨绛58岁。

她看着女儿踽踽独归的背影，心如刀割。

她在《干校六记》里写道：“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

钱钟书被诬陷，杨绛上台为他辩诬。

台下一片怒斥，讲道理已经没有用。

她就跺着脚，两边脸涨得通红，大喊，“就是不符合事情，就是不符合事实。”

叶廷芳曾回忆说，“她没有别的话可说，就一再地跺着脚。”

现场群情激愤，有人递来铜锣和槌子，她干脆死劲地敲，宣泄心中的愤怒。

经过这样一番折腾，那些人彻底被激怒，给她戴上纸糊高帽，让她举着铜锣游街。

她模仿桑丘·潘沙的口吻：

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

五

“文革”初期，她被安排打扫女厕。

她做了一把精致的小拖把，制作了其它一些工具。

有一天，看管他们的干事看到杨绛在看书，刚想发作了，发现厕所被打扫得焕然一新，多年的积垢也被清理掉了。

后来，杨绛说，“女厕也神圣不可侵犯，和某些大教堂、大寺院一样，可充罪犯的避难所。”

清理干净，就可以给自己找到一处读书的清净之地，荒诞的时间里，背点诗词总比做些无用的抱怨和哀叹要好。

那段岁月，她事先抄好放口袋的，背不出来就去厕所翻翻。

单田芳先生也有过相似的经历。

他的牙齿全部被打掉，舌头和喉咙也都受损，肋骨和多根手指被打断，背部皮开肉绽。身体稍稍恢复一点，被安排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