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钱穆/讲授，叶龙/整理，天地出版社 2017年
他是一个守护中国文化的人，被美国耶鲁大学称为“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被其弟子概之“一生为故国招魂”，这个人，就是钱穆先生。在钱穆的史观里，文化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他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他对中国历史抱持的温情和敬意，使得其《中国通史》的面世，一亮相便具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中国通史》与国史扛鼎之作《国史大纲》相辅相应，各有互补，堪称“极简版、课堂版《国史大纲》”。《国史大纲》从其排版、文字与语言风格以及篇幅，便让多数国人望而却步，难以顺畅、连贯地读下来；其次，《国史大纲》采用通史体例，论断多而分析少，且语多简要，并不好读懂；再加上特定的时代印记和作者个人的史学理念，其中的认知更容易让现代读者造成误解。所以，《国史大纲》的两难，造成了一种相对尴尬的局面：尽管此书是权威性和影响力兼备的通史经典，属于历史著作中的畅销之品，但真正用心阅读此书并进而领会其意的读者，恐怕仍是凤毛麟角。而《中国通史》几乎完美地弥补了这一缺憾，以其人之道去打通其人之脉，可谓上上之选。好比《天龙八部》的虚竹，误打误撞破解了苏星河的珍珑棋局，一下子得了无崖子修炼了70余年的内力。而《中国通史》就仿佛这样一个棋局，一本书，200多页，却尽得钱学真力，可一窥历史“龙骨”，速成高效。
钱穆先生不仅是精于治史的史学家，更是难得的深入人心的讲史者。钱穆先生曾三度讲授“中国通史”：一于北京大学，二于西南联大，三于香港新亚。
在北大讲授四年，本为文学院新生所修的通史课程，“往往会吸引高年级的学生和其他学院的学生，乃至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前来旁听，每每一堂课，就有三百人前来旁听，不但没有空座，连站着的人都挤得满满的，真可谓盛况空前。”
在西南联大讲授时，听课场面颇为壮观，乃至钱先生要上讲坛都无路可走，需踏着学生的课桌才能通过。更有学生，从北大到西南联大，每年必至，前前后后听了六年之久。因为他认为每年听讲都有新得，所以屡听不厌。钱穆讲授这门“中国通史”课程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后来，钱穆先生辗转于香港，复讲“中国通史”课程。所幸这第三度讲授底本，终被一个叫叶龙的学生给记录了下来。60年后，人们可以从字里行间，领略感受钱先生当时授课魔法般的吸引力。
钱穆先生乃一代通儒，尤以治史闻名。其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史学地位毋庸置疑。而现行中国通史版本中，以一人之力，首尾贯通，且又自成体系者，钱穆《国史大纲》堪为个中翘楚。而今《中国通史》一脉相承。与纯粹学术的学院派文风相比，钱穆的教学更重视普及教育，或者说更适合教学型。他讲历史，好转述史料，而不是直接引证。书里囊括了很多小“故事”，名人轶事、野史趣闻，不一而足；嬉笑怒骂，任性敢说，有着民间写史派的平易近人和泼辣风采。所以他的书，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生动好懂、符合大众口味。而相较民间写史而言，钱穆通史无疑更专业。
《中国通史》作为钱穆一家之言，有着独一无二的钱氏“调性”，迥异于现行通史各版本。钱穆通史的“调性”：是个人专著，不同于官方众手编纂，如《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等；是钱穆的“自作主张”，不同于其他各家版本，如大陆的吕思勉《中国通史》《白话中国史》、张荫麟《中国史纲》、范文澜《中国通史》、白寿彝《中国通史》等；以“航拍”视角审视中国民族文明，不同于西方视角，如费正清《剑桥中国史》、黄仁宇著作等；是正宗通史范儿的历史著作，不同于“戏说”式民间写史，如易中天“品三国”系列、袁腾飞讲历史、高晓松《鱼羊野史》、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等。
当时，《国史大纲》以“温情与敬意”论著名，也为人所诟病；而今这部《中国通史》，依然满怀怀温情和敬意。它或许不是最周赡的通史，但一定是最具情怀的中国史。讲情怀有错吗？没有错，错的是只见偏激，不见深刻。显然，钱穆的通史避开了这一点。情怀之外，它做到了新耳目，知格局。它以“守旧”为支点，打开中西文化差异的缺口，即使是局限性的。它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
如果钱穆先生尚在，应该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师者，是那个引人顿悟的启发者，他提供给读者的，不仅是知识；感动读者的，不止是情怀，而是打通古今、提升格局的其他可能性。
我们需要这样有个性的历史发声者。而钱穆通史的价值，无须渲染，无须过誉，只需打开一读。
本文来源于《西安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