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皆序章】李白：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黯淡的英雄

1910年5月，李白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市张坊镇板溪村（现“白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李白8岁才入学，读完四年初小就辍学了。

李恒胜说：“为了减轻爷爷的负担，不满13岁的父亲，到一家名为‘乾源裕’的染布坊当了学徒。出师以后，父亲告别师傅，离开‘乾源裕’，跟爷爷外出打工挣钱供他的弟弟、妹妹读书。在跟随爷爷外出打工的两年里，父亲深深体会劳动人民的艰辛生活，感受到社会的种种不平等。”

1925年，李白的家乡爆发了大革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纷纷建立起来。李白是最早参加农民协会和儿童团的成员之一。15岁时，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反动派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并派重兵血洗浏阳东区乡镇。李白参加了以纸业工人为主体的中共地下游击队，他们昼伏夜出，打击进犯之敌。由于李白在斗争中表现勇敢，游击队派他担任了当地少年先锋队队长。7月，李白带领当地少先队员们火烧了国民党团防局的一个团部，成为张坊镇家喻户晓的少年英雄。9月，李白参加了毛泽东发动的秋收起义。

1930年，李白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李白参加红军后被分配到红军第四军做宣传员。1931年6月，红四军党委选送李白去总部参加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从此，李白和无线电通信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李白从训练班毕业后，被调到五军团十三军任无线电队政委。

1934年10月，李白跟随红军队伍踏上了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任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的李白向全体无线电队员发出了“电台重于生命”的号召，这也是李白终生的座右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白奉党中央之命到上海从事与党中央的秘密通信工作。1937年10月10日，李白化名李霞到达上海，并于第二年初春，设立了第一个秘密电台。从此，一座无形而坚固的“空中桥梁”架设在上海与延安之间。

为了应对十分险恶的环境，1939年中共党组织决定派青年女工、优秀共产党员裘兰芬（后改名裘慧英）与李白假扮成夫妻以掩护电台工作。她除了担任警戒工作外，还主动关心李白的生活，经过一年多的共同战斗和生活，李白和裘慧英之间产生了纯洁的爱情。1940年，经中共党组织批准，他们终于结为革命伴侣。

李白的儿子李恒胜，回忆时感慨地说：“父母在结婚之前，白天俩人在同一屋里工作、生活，到晚上睡觉时，母亲睡在床上，父亲则睡在地板上，就跟电视连续剧《潜伏》里面的情节一模一样。”

遵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1942年7月，李白夫妇临时转移到建国西路福禄村10号。当时日寇进占租界，大肆搜捕共产党人，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虽然李白把电台功率从75瓦降低到只有15瓦，但仍被日军侦测出来了。

李恒胜说：“这年中秋节的前夜，父亲正在阁楼里发报，母亲在三楼忽然听到有杂乱的脚步声，她急忙掀起窗帘一角向外张望，只见几十个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她快步上楼通知父亲，父亲快速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最后又发了三遍‘再见’，暗示远方的战友。接着，父亲迅速把发报机拆散，拉开一块活络地板，刚把它藏在下面，敌人就破门而入。他们翻箱倒柜，把东西扔得遍地都是，然后又冲到阁楼上搜查。突然，‘咔嚓’一声，一块活络地板被踩塌!敌人捧着一堆零件发疯似的窜到父亲面前说：‘这是什么?’父亲从容地答道：‘我是这家的客人，才住到这里不久，这些东西我没见过。’一个狡猾的日本人拉起父亲的手看了又看：‘哼!你是老资格啦!’不由分说，父母就被押到位于四川路桥北的日本宪兵司令部。”

日本宪兵把李白和裘慧英分别关押在两处进行刑讯逼供。他们受尽了种种酷刑，可始终不吐真情，严格保守了党的秘密。一个月后，敌人不得不放了裘慧英，继而又将李白秘密转移到极司菲尔路（现万航渡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关押。1943年5月，经中共党组织的营救，李白终于获释。

李恒胜指着一台老式“收音机”说：“这台‘收音机’平时放在家里就是一台普通的收音机，父亲发报时，把它接上小线圈就成了收报机。日本特务好不容易才破获父亲的地下电台，怎么会轻易放过呢？当时一直是个谜。近年来，档案工作者在清理敌伪档案材料时发现：在父亲被捕期间，上海的侵华日本特务机构特地从日本调来了无线电专家，对父亲的‘收音机’反复检验。最后做出了技术鉴定：这台‘收音机’没有收报功能。只有发报机而没有收报机，无法作电台使用。其实，父亲家中的‘收音机’恰恰就是收报机。就在日本特务破门而入的几秒钟内，父亲从这台收报机的电子管插座上，用力拉掉了两个临时焊接的小线圈，把它们拉直揉乱，丢在一边。这样，他的收报机又复原成收音机。这样一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收音机’，难怪日本无线电专家无法测定其收报功能，而只能断定为一台普通的收音机。这也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一个没有反映的真实故事。”

1944年秋，抗日战争正处在大反攻的前夜，形势错综复杂，情报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和艰巨。这时，潘汉年领导的中央华中局情报部与李白接上了关系。党组织安排李白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利用敌人的电台为中国共产党工作。于是，李白化名李静安与裘慧英离开了上海。他们往返于浙江的淳安、场口和江西的铅山之间，以公开的身份，用公开的电台，为我党秘密传送了日军、美军、蒋介石军队方面的大量情报。一天，李白带着电台乘船到达淳安时，他藏在箩筐里的收发报机被国民党查获，他第二次陷入魔掌，后经中共党组织营救，他又一次脱离虎口。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李白偕裘慧英回到上海，李白以国际问题研究所职员的身份偕夫人住进了黄渡路107弄6号，电台也设在这里。李白白天工作，晚上做秘密电台工作，任务是负责上海秘密电台与党中央通信联系。后来，国际问题研究所被撤销，李白夫妇搬迁到107弄15号。为了避免敌人怀疑，也为了减轻组织上的经济负担，李白凭着精湛的无线电技术，取得了善后救济总署渔业管理处电器设备修理工的公开职业。渔业管理处远在复兴岛，李白每天一早出门，傍晚才能回家。深夜，他又一如既往地进行通信。为了使电台尽量不被敌人测出，他奇迹般地用仅有7瓦功率的电台保持着与党中央的联络。

李恒胜说：“由于电台的功率小，上海和延安之间有1000多公里，电波经过关山阻隔和空中各种电波的干扰，传到党中央电台时就微弱到几乎消失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父亲就反复琢磨、试验，终于摸索出时间、波长、天线三者之间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规律，选择在人们都已入睡、空中干扰和敌人侦查相对减少的零点至四点之间为通信时间。因此，每当人们酣然进入梦乡的时候，父亲就悄悄地起床，轻轻地安装好机器，静静地坐在电台旁，把25瓦的灯泡拧下换上5瓦的灯泡，并在灯泡外面蒙一块黑布，再取一张小纸片贴在电键触点上，以避免光线透出窗外和声音外扬。零点一到，父亲立刻向党中央发出呼号，巧妙的‘空中游击战’便开始了……

“父亲发出的电报到底都是些什么内容，新中国成立后，从保存下来的一些档案资料来看，主要有国民党飞行员飞往延安的投诚情报、国民党某将领起义的情报、国民党的长江江防计划……”

1948年是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的一年。国民党反动派预感到末日将临，他们竭尽各种手段以采取分区停电、暗中抄收信号来侦测中共地下电台，李白处在危机四伏之中。

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正在发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敌人突然包围了他的住所，李白迅速采取了应急措施后被捕。国民党特务把李白押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刑讯室里，敌人发疯似的对李白进行了长达30多个小时的连续审问，使用了30余种刑具，把李白折磨得死去活来。他们用钳子拔光李白的指甲，把竹签钉入他的手指；老虎凳上的砖块一直加到五块，还灌辣椒水，用烧红的木炭烙在他身上。李白每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浇醒。这些都不能摧毁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李白拒不吐露半个字。

李恒胜沉静地说：“父亲被捕的经过，母亲曾多次对我提起过。那是1948年12月30日凌晨2时左右，夜阑人静，万籁俱寂，当时我已入睡，母亲听到外面有动静，料知事情不妙，就立即告知父亲。父亲很快地拆除了发报机，母亲帮着他整理天线，收拾完毕，就把我抱下楼寄睡在邻居家里。父母重又上床，佯作入睡模样，静待敌人的到来。不出所料，匪特多人果然破门而入，露出狰狞面目，破壁翻箱，四处搜寻。不幸，藏在壁柜里的收报机终被发现，机内热气还未消散。匪特既得真凭实据，为讨好邀功，怎肯轻易放过，立即将父亲挟持出门。父亲临去黯然，竟未有一语而别。父亲离去，匪特数十人向母亲包围恐吓，追根究底。母亲为保守秘密，闭口不言。第二天早晨，母亲也被匪特带去审问，并带母亲去看已被刑讯过数次的父亲。时值隆冬，北风凛冽，母亲目睹父亲身上衣服都被剥光，用绳子捆缚在老虎凳上，神情显得十分疲惫。匪特要母亲劝说父亲，供出底蕴。母亲对着父亲只作会意的默视。母亲曾向匪特们说：‘同是人类，这样的大冷天，为什么不给他衣服穿?’经此一说，他们就将父亲放下老虎凳。当母亲给父亲穿衣服时，他的手、腿已动弹不得。匪特因对母亲无计可施，也就将她释放了。”

1949年4月初，国共和谈的气氛渐渐浓厚起来，国民党反动政权在伪装和平的情况下，对李白一家稍稍和缓。4月23日，裘慧英接到李白从南市蓬莱警察局看守所的来信：

“慧英：本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下午，我由警备部解来南市蓬莱路警察局看守所寄押。这里房间空气比警备部看守所好，但离家路远，接见比以前要困难。你若来看我，要和舅母一同来，坐车时好照顾小孩。听说这里每逢星期一、五上午九至十时，下午三至四时可以送东西，因路远来时请买些咸萝白（卜）干，或可久留不易坏的东西。带点现钞给我，以便用时便利。炒米粉亦请带些来，此外肥皂一块、热水并（瓶）一只。我在这里一切自知保重，尽可放心。家庭困苦，望你善自料理，并好好抚养小孩为颁 祝好 静安 字 四月二十二晚。”

李恒胜动情地说：“父亲第三次被捕后被关押在蓬莱路警察局，家属不能随时探监。后来，父亲偷偷写了张条子，托出狱的同志带给了母亲，说：‘你站在对面老百姓家的阳台上，对着监狱的窗子，就可以看到我。’就这样，母亲偷偷地带着我看了他几次。从老百姓家的阳台上看到囚窗中的父亲被敌人折磨得不能辨认，枯黄的面孔，蓬乱的头发，我目睹心伤，感到无限悲痛，不禁流下了泪水。

“5月7日，那是我和母亲与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父亲对我母亲说：‘以后你们不要来看我了。’母亲急忙问：‘为什么?是不是判决了?’父亲说：‘不是，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于看到了（指上海即将解放）。今后我回来当然最好，万一不能回来，你们和全国人民一样，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最后，父亲大声地对我说：‘爸爸过几天就回来抱你!’无知的我，哪里知道这次会面竟成永诀。就在这天晚上，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批令，将父亲押到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父亲牺牲时，才39岁。这时，离上海解放仅有20天。”

1949年5月30日，上海解放第三天，刚上任的上海市市长陈毅接到一份电报。电报是中共中央情报部代部长李克农发来的，要求查找一位名叫“李静安（即李白）”同志的下落。最终查明：李白已在5月7日晚，被敌人杀害了。陈毅接到报告后，给李克农回电并在电文最后写道：“血债要用血来还！残害李白烈士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定要向他们讨还这笔血债！”

为此，上海市公安局专门成立了专案小组。1949年6月20日，经过专案组人员的努力，终于在浦东戚家庙后面挖掘出了12具烈士遗体，个个五花大绑，浑身弹痕累累，惨不忍睹，其中就有李白。1950年9月18日，曾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北平电监科科长、中校督察官的叶丹秋被捕，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他交代了由其主持破坏李白、秦鸿钧秘密电台的罪行。1951年1月13日，叶丹秋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