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做对了什么

菁城子 · 公众号 · · 2021-04-09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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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3月到甘肃东乡走访，和当地孩子们合影

本文首发在人文学会（Hes1929）

近几年由于工作关系，我走访了一批深度贫困村。有河南、河北平原地区的村庄，有西北黄土高原深处的村落，也曾在西南大山深处住过几天。贫困人群生活迅速改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体现在国家层面，是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放在人类历史，都是非常罕见的成就。

我和一位做扶贫工作的朋友聊这个话题。事实层面鲜有分歧，结论却大相径庭。他认为，只有政府深度动员，大规模转移支付，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扶贫才能成功——靠市场，那些穷乡僻壤的人民，几时才能脱贫？

作为市场经济的辩护士，我还是主张以市场角度看扶贫。中国政府在扶贫这件事上，确实有做对的部分，他们以自觉或不自觉方式，践行着市场道路，最终取得成功。至于一些典型的非市场行为（比如转移支付），并没取得很好的效果，反而浪费了资源。

这样的观点，大概两头不讨好吧。扶贫干部会觉得低估了政府力量，主张市场主义的朋友，又会觉得我为干预主义张目。我先从自己的观察，谈谈我所认为政府做得对的部分。

1、产权

今年3月，我到甘肃东乡县走访，发现当地特产桃杏、红枣口味很好，当地扶贫超市的货架上，就摆满了特产。在餐馆吃饭，发现土豆（当地称“洋芋”）口感非常好，一问餐馆服务员，才知道本地土豆做成的粉条在淘宝上也颇受欢迎。

东乡县位于西北黄土高原，地形沟壑纵横，种植不便，当地有“全国脱贫看甘肃，甘肃脱贫看东乡”的说法。这样一个“贫瘠甲天下”的地方，为什么能有还不错的农产品呢？

走访后我才了解到，东乡县当地有洮河和大夏河流经，两河都是黄河上游支流。大河流过，土层深厚疏松，加以日照强烈，灌溉便利，适宜发展农业。河流沿岸被大规模开发，种了很多果树和农作物。单单一项土豆，播种面积翻了好几倍，基本解决吃饭问题，超过一半的土豆产量，都销售到外地。

东乡河流两岸大规模开发，是近几年的事情。滩涂变良田，荒滩变果园，无主地成有主地，这些需要产权落实为前提。我相信，最近几年很多东乡农民新承包了土地，正红红火火地种地过好日子。为何此前没有大规模开发呢？可能是生产力不足，也许是制度原因吧。

不沿河的沟壑地区，自然穷苦得多，但土地终究是有价值的。山丘承包出去，农民种草种树，再割草养羊，发展养殖业，也能增加收入。在广西瑶山，我经常看到路边整片玉米和山葡萄，知道那是农民的种植地。没有产权制度，这就是不可想象的奇迹。

2、企业

平心而论，贫困地区靠农业脱贫千难万难，工业化和城市化才是脱贫捷径。越贫困地区的农民，最大的收入来源是打工。我在全国贫困地区走一圈，访谈过很多贫困家庭，一个共同的印象是：凡有儿女在外打工的家庭，都比全家窝在家种地强一大截。

贫困地区的打工者，有些相约在沿海城市打工赚钱，他们大部分是年轻人；大部分留在县城（邻县）甚至乡镇，靠着打零散工赚钱。这些人里，很大部分是妇女和老人。他们需要照顾家庭，又想获得收入。本地零零散散的小企业，就是他们获得基本收入，走出极端贫困的苦海方舟。

中国贫困地区的税收，基本上不高（还可以更低）。西部大开发政策下，西部地区许多行业执行的是15%的企业所得税率；贫困县有招商政策，从税收优惠到资源补贴，各地都在竞争。脱贫任务之下，政府通常表现得很亲商。

我在甘肃东乡参观时，发现洮河岸就有工业区，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当地还有畜牧企业，也是被各种优惠政策吸引而来。在广西和贵州，我经常看到深山处会有养殖企业。相对封闭的环境，廉价的土地，丰富的劳动力，对于发展养殖业来说还不错。

在广西，很多服装、鞋袜、雨伞、玩具工厂都从广东搬来。产业转移就是大规模扶贫。当这些产业流失到东南亚，不要觉得理所当然：中国还有许多不发达地区，他们也需要工业化。如何把企业吸引到中国贫困地区呢？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扶贫转移支付的中坚——企业，本身就是市场的主体。即便是国有企业，也需要在市场中获取利润，再将资源投进扶贫。在东乡，我看到碧桂园建设的楼房学校和医院，中国石化建设了基础设施。他们利润的来源，当然是在市场发达地区获得。

我在广西走访发现，河池的对口扶贫主力，是广东民营企业。通常的安排是，一个企业对口扶贫一个村，当地再辅以一个本地单位作配合。很多人谈扶贫工作，强调政府的作用。但中国几乎所有对口扶贫村，都有企业身影，这本身就彰显了市场的力量。

3、治理

对农村不熟悉的人，会觉得“治理”一词很玄。中国农村非常复杂，许多问题积重难返，不只是经济的问题。在贫困地区，贫困是本地人安之若素的生活方式。他们更重视别的利益：生活懒散，族亲利益，宗教约束，男尊女卑……当地人觉得，贫困根本就不是问题。

扶贫政策落地，伴随扶贫干部教化指导，树立新风。“贫穷可耻，致富光荣”“懒惰全家穷，富裕人人夸”“让你的孩子走出大山”，类似标语刷满了村庄，有点像改革开放初期的情景。对于这样的观念引导，我完全赞成。

树立起新风，有利于镇住邪气。随着经济发展，西北地区涉及国家安全的犯罪，西南地区的涉毒品类犯罪，都在相应减少，社会风气变得健康和谐。很多致富“带头人”是大学生，他们受国家政策引导，理想主义感召，返回村庄带头致富，确实让村庄风气为之一新。

我有一种强烈印象：中国特色的扶贫思想，更多提倡自强不息，而不是福利主义。“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福利主义色彩，更多还是人道主义兜底。

现今的农村扶贫工作，绝大多数是奔着“致富”而去。相于施舍福利，挖掘生产能力要难得多。正因为困难，这个扶贫方向才弥足珍贵。

……

说那么多政府“做对的事情”，谈谈我不认可的部分。最大的分歧是，扶贫真要做到那么极致吗，“不落一村一户”的提法真的合适吗？中国在城市化，人口向城市聚集，大量乡村注定消亡。这是不可改变的大趋势。现在的就地扶贫，很大程度是反其道而行之。

看到越多的贫困村庄，我越深切感受到：穷到极致的村庄，都是没有希望，即将消亡的村庄。也许不需要一代人，只需十年八年，那些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落，就会消失。道路重归于野，房屋还于森林，现在大规模投入，有什么意义呢？

因此，每当我看到一些绝壁村庄赚尽眼泪和感动，心里就会难过。宏大和抒情叙事的话语下，是不可胜数的资源浪费。这些资源出自其他地区的税金，也很宝贵。我宁愿这些扶贫资源，投到条件相对好的县城，扶贫的效率会更高，长期效果更好。

县城能活千年，把县城建好，将给当地带来持续的向心力。比如说，在县城建好中小学，给孩子寄宿创造良好条件，就会吸引村民带着孩子出山。开拓县城周边土地，完善基础设施，创造就业机会。现在很多地方的扶贫工作，放着残破落后的县城，跑去改善星星点点的村庄，就是把大量资源投进无声的大山，激不起半点水花。

中国的扶贫规模宏大，做到最后，追求“每一个人脱贫”，边际成本高昂。和很多人提倡的“扶贫是政治任务”不同，我主张扶贫讲经济思维。把扶贫视为长期工作，让市场持续发挥作用，水滴石穿，才会让脱贫发展变得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