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就表象看，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的“走出去”，确实呈现出一系列特征，貌似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所界定的“帝国主义”。这包括：外贸膨胀、资本输出、与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助长发展中经济体的去工业化或经济结构“初级化”趋势，等等。考虑到“走出去”的主体基本上是大型国企，背后有国家战略的引导和国家控制的金融机构的支持，于是，诸如金融资本、垄断资本等概念好像就能套用了。如此种种，是否坐实了中国是帝国主义、或至少具有帝国主义特性？
更深一层探讨，现代帝国主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是垄断形态或高级阶段的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判断；于是，所谓“中国帝国主义”论的基础，必然是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化了。同样也仅就表象看，今日的中国经济，已经是高度融入了世界市场或世界资本主义，从外贸、直接投资、跨境金融流动，到国内的宏观经济决策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体制和行为，都是显示着这种高度融入。那么，是否就能由此推论，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必然也只能是资本主义性质？
要回应、反驳近年流行于国内外的那些对上面两个问题的肯定性论调，必须有充分的现实根据，还必须作出理论澄清，这正是本文希望能做到的。
概括而言，下文力图论证：即便有上面所述的种种表象特征，中国的“走出去”就总体看并不具有攫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剩余的特性，因而不能说是帝国主义。由此引申，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年代，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的逻辑是金融化，帝国主义因而主要表现为金融霸权对全球劳动者以及发展中经济体的“掠夺性积累”。面对这个资本积累逻辑，无论是就“走出去”还是就国内而言，中国经济迄今在系统意义上至少是既有屈从也有抵抗，这正意味着资本主义化并没有成为主导，也没有理由和根据相信未来前景必定是屈从将成为主导。
迄今，所谓中国正在趋向帝国主义的疑虑、断言，主要是来自敌意的媒体评论或政治立场先行的宣示。不过，这种论调背后还是有其知识支撑的，就西方（或西方中心主义）左翼而言，是自世纪之交以来广泛流行的一系列“新帝国主义”理论。
这些理论的关注焦点，是全球化背景下民族资本/跨国资本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之间在区域或世界范围的利益角逐。这些理论并非认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劳资关系不重要、或劳资关系不是帝国主义的基础，而是预设劳资关系已经充分渗透了世界的主要地区。而中国的政治-经济恰恰被认定为已经是劳资关系主导、已经是完全资本主义化了，甚至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内在成分了。
正是基于这种理论，再加上所观察到的有关中国的贸易和对外投资扩张、中国卷入了在区域和世界范围的利益角逐等现实，相关学者于是几乎毫不犹豫地判断：中国正在甚或已经转向帝国主义。
然而，理论上，所谓资本主义体系，能否被理解为是各个局部的劳资关系的简单加总呢？这有可能，但并非必定如此，取决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体系范围的资本积累方式。
其一，局部资本有可能倾向于绕开生产过程，直接从事投机来赚取利润，结果却在总体上压抑了生产性投资。
其二，在各个既定的投资水平上，局部资本有可能倾向于尽量压低劳动成本，结果却是在总体上压抑了消费需求。
因此，资本主义体系要存续，就必须存在代表总体资本的权力机构（也即国家和国家体系），以此抵消局部资本的自我毁灭倾向。在全球-体系层面，国家权力的安排究竟是为总体资本的利益服务，还是为总体资本中的一部分利益群体服务，则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不过，一般而言，更强有力的资本群体总是能够对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力。
现代的也即资本主义性质的帝国主义，意味着在体系中强势的或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即是“北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不仅剥削本国的劳动者，而且还剥削“南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换言之，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剥削经济体和被剥削经济体之间的分野。对于全球大部分人口的福祉而言，这种分野，比资本-国家关系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角逐更根本、更具有决定意义。
必须指出，这里使用“剥削”一词，但所指的未必就是严格意义上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剩余价值的创造与攫取，这是因为，全球化固然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的空间扩张，但这种扩张不一定包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所有国家和区域的扩散。因此，可以依靠一个更加宽松的表述，即：帝国主义意味着经济剩余从发展中经济体流向发达经济体，而剩余流动的具体内容与形式，包括“剥削”在其中的重要性，则取决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系统范围的资本积累模式。
要阐明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范围的资本积累模式，或许可以通过考察主导全球化的核心政策信条，以此作为切入点。这些以“华盛顿共识”为标识的政策信条，性质上无疑就是新自由主义，包括三个方面：市场和贸易自由化、公共财产和服务的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尤其是跨境资本流动的去管制。这些政策启动了经济的金融化进程，使得经济资源日益变成可作金融交易，投机性的金融活动日益主宰了世界经济。自1990年代初期至今，金融化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的积累逻辑，而金融霸权则占据了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位置。
金融化，也即资本日益转向投机活动，势必挤压生产性的长期投资。这种挤压效应同时会加剧收入分配差距，压抑消费增长。结果就是，当代资本主义具有走向系统性需求不足的内在倾向，从而引发经济危机。与此同时，投机性活动聚焦于分配利润，而不是创造利润，从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总是首先在金融领域以金融不稳定、甚至金融崩溃的方式爆发。简而言之，金融化的逻辑，就是导致它自身的不可持续。
然而诡异的是，在现实中，直到2007-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前，金融化确实是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解释这一悖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掠夺性积累”，也即通过横扫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来压低生产性资源的成本。换言之，全球化时代的资本积累的主要基础，是将原来不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生产性资源纳入其中。
“掠夺性积累”这个概念，是由当代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戴维•哈维所建造的，主要是指通过系统性的金融投机活动来攫取利润，包括“掠夺、欺诈和偷窃”。与此同时，哈维还提到了“掠夺性积累”的另一可能途径，即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与文献中的“新国际分工”论类似，都是指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以追逐廉价劳工的特点。
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的作用下，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劳动力供给的扩张速度远远快于劳动力需求的扩张速度，“逐底竞争”于是冒现，各个发展中经济体必须竞相压低工资水平（以及环境保护水平）以维护产业竞争力。当代资本主义正是靠着这样的利润创造和利润攫取，才维持了如此长时间的金融化过程。
哈维在阐释“新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倾向于强调金融掠夺活动，而淡化劳动力吸纳的重要性。这个倾向确实既有理论上也有实证上的缘由。从理论上讲，在金融化背景下，资本总体上倾向于通过投机而不是生产来获得利润。但凡有一点可能，特定地域的资本都要从当地的投入-产出构造中抽身。但是资本主义的整体运转不可能脱离生产，于是，从事生产的资本惟有尽量避免大规模的沉淀投资，同时最大限度地用资本代替劳动。
现实上，正如批判金融化的论者所指出的，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构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由“华尔街-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综合体所主导。在全球化导致的一系列发展危机中，都能见到金融投机下的掠夺活动，最显著的事例，是苏联集团解体后的市场转型和1997-1998年的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
劳动力吸纳对于“掠夺性积累”同样是极其重要。一方面，全球化时代劳动力吸纳的规模之大，就能反映出其系统意义上的重要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在1980至2005年间，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劳动者人数大致上翻了两番，新增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来自发展中世界。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全球性的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如此快速的劳动力增长导致了“世界范围的刘易斯模型”格局：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无限量供应的劳动力，等待来自发达经济体的资本的雇佣。
在这种情形下，全球发展势必在扩张时期问题重重，在危机期间则受到毁灭性打击。在劳动力吸纳的扩张时期，劳资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意味着经济剩余从南方流向北方，发展中经济体被困于“低技术、低工资”的陷阱。在危机期间，相关的发展中经济体则首当其冲地受到需求不足的打击，特别是因为低工资使得这些国家无法形成内部的大众消费市场作为抵消外部冲击的缓冲。掠夺性的金融于是登场，陷入危机的发展中经济体更受劫难。
附图：中国与新自由主义年代的全球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