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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卫平 ‖ 赵文化研究(1) · “孟姬之谗”与赵氏孤儿

南国学术  · 公众号  ·  · 2024-04-01 08:30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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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由于春秋时期的中山国与晋国赵氏有着较深的渊源,因此,在 研究中山国的过程中,也顺带研究赵国的祖先。这篇 发表于《河北学刊》 1998年 第1期第92—98页的 “孟姬之谗”与赵氏孤儿》, 就是研究中山国的副产品之一

1998年秋,河北社科院实行人事制度改革,研究所所长和期刊社社长/总编辑由以往的任命制改为竞争上岗,我有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得以成功竞争《河北学刊》杂志社社长;2001年第二轮竞聘时,又兼任总编辑。为了干成这件事,兑现上岗时的承诺,我只好放弃之前的学术研究,全身心地投入到《河北学刊》的社务及编辑出版工作中。

今天,将这篇旧作推出,算是对十余年古中山国、赵国研究的一个总结吧!

·赵文化研究(1)·
“孟姬之谗”与“赵氏孤儿”

田卫平


赵氏在入晋立国前,曾有过三次大的危难。在这三次危难中,涉及面最广、为害最烈的要数“孟姬之谗”了。它曾一度使赵衰后人陷入灭顶之灾的境地,因而也为后来“赵氏孤儿”的故事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鉴于后世的一些研究者或将演义化的“赵氏孤儿”当做信史,或将“孟姬之谗”与“赵氏孤儿”混为一谈,模糊了二者本质上的差别,因此有必要予以澄清。


“孟姬之谗”,也称“原、屏之难”或“下宫之难”,发生于晋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年)夏。根据《左传》《国语》的记载,事情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

晋景公十三年(公元前587年),“晋赵婴通于赵庄姬”。次年,“原、屏放诸(赵婴)齐”,三年后,“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 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赵)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公元前581年,晋侯病危,“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惧矣’……乃立(赵)武,而反其田焉”。

原、屏,即赵同、赵括,与赵婴一母所生,同、括年长于婴。

赵庄姬,晋景公之姊,原名孟姬,下嫁于赵盾之子、赵婴之侄——赵朔为妻,赵朔死后谥为庄,亦称赵庄姬。

韩厥,也称韩献子,幼时曾受赵盾养育之恩,故“孟姬之谗”事件后,才有劝晋侯立赵朔子赵武嗣赵宗之义举。

“孟姬之谗"事件的发生,表面上看,似乎是因赵衰后人家务事处理不当导致了孟姬本人的泄私愤,由偶发事件酿成大祸;然而,当我们追溯晋文公以降赵氏在晋国的发展轨迹却发现,这一悲剧的出现,其实正是赵氏与晋侯、赵族与诸卿间矛盾长期聚集的总爆发。“孟姬之谗”,说到底不过是点燃这场爆发的导火索而已。

晋文公所以能在晋国政坛上立足并建立霸业,是与狐、赵两家的鼎力相助分不开的。因此,文公之世,狐、赵作为复国之首勋,一直受到厚待。狐偃(也称舅犯、咎犯)身为晋文公之舅父,不仅在流亡中山时贡献突出。而且在返回晋国后屡出奇谋,“夫三德者,偃之出也”,故在文公四年(公元前633年)晋国治兵于被庐作三军时,“使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封赏赵衰时,由于“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贞”,故狐氏的地位一度高于赵氏。但赵衰作为晋文公的爱婿,曾一直追随文公左右,故文公八年(公元前629年)在清原(今山西闻喜西北)再治兵作五军时,“使赵衰将新上军”,以求与狐氏平衡。虽然按韦昭《国语注》的解释,赵衰的“新上军佐,位在上军之佐下”,但随着稍后狐毛、狐偃的相继谢世,赵衰很快接替狐偃成为上军佐,表明晋文公末年,赵氏已超越狐氏。尤其是在晋襄公三年(公元前625年)春,赵衰又接替郤溱为中军佐后,赵氏作为军功贵族的代表一跃成为与旧公室贵族相抗衡的主要力量。

以往史家对赵衰在晋文公推举卿相时表现出的谦让姿态大加推崇,并借晋文公之口,称之为“赵衰三让不失义。让,推贤也;义,广德也”,以至于认为晋文公在清原作五军是专为表彰赵衰在被庐时的“三让”之德,“以赵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军”,从而使得赵衰在后人心目中留下了较为完美的政治形象,赞誉为“早期封建士大夫中的一个典型”。事实上,赵衰的“三让”,仅是其政治形象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赵衰在培植私党、发展个人势力方面也是颇有心计的。

据《说苑·善说》载,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咎犯与赵衰孰贤?”对曰:“阳处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达;因赵衰,三日而达。”

阳处父,亦称阳子,《国语·晋语四》评价其人为“华而不实,主言而无谋”。晋文公末年,成为太子欢之傅。在太子欢继位为晋襄公后的七年中,曾利用其特殊地位,参与了伐蔡、攻楚,“盟(鲁文)公以耻之”等重大政治活动,一度左右着晋国的政局。

阳处父在狐偃门下受到冷遇,师旷在与晋平公的对话中未说明原因,不过同书《至公篇》中讲了另外一件事,似可以作为这件事的补充:

晋文公问于咎犯曰 “谁可使为西河使者 ?” 咎犯对曰 “虞子羔可。 公曰 “子羔非汝之仇也 ”对曰 “君问为守者 非问臣之仇者也。 子羔见咎犯而谢之曰 “幸赦臣之过 荐之于君 得为西河守 ”咎犯曰 “荐子者 公也 怨子者 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义。子其去矣 顾吾射子也

狐偃与赵衰作为当时有名的政治家,对阳处父其人当是有所了解的,由于狐偃抱定“吾不以私事害公义”的原则,故仇人虞子羔可举荐为西河守,门下阳处父则“三年不达”;而赵衰虽也知阳处父的弱点于“公义”有害,但于赵氏却可资利用,故“三日而达”,使阳处父很快达到了接近晋文公的目的。

赵衰的良苦用心没有白费,阳处父发迹后,一方面对赵氏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对狐氏怒目相向,“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成为赵衰安插在晋侯身边的一根眼线,在后来狐、赵两家争夺中军元帅一职时,他轻而易举地迫使晋襄公收回成命,改狐射姑为赵盾,“阳处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军……且谓赵盾能,曰:‘使能,国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赵盾能顺利地接掌中军元帅之职,不能不说实得益于赵衰当年的深谋远虑。

从公元前621年到公元前601年,赵盾柄晋国政达二十余年,历经晋襄、晋灵、晋成三位国君,其中晋灵、晋成都是由赵盾一手扶立起来的。其间,赵盾不仅代晋侯与齐、宋、卫、郑、许、曹六国君盟会于扈(今河南原阳西),开创了春秋时由大夫主盟之先河;而且,又乘晋成公新立之际,一改晋献公以降晋国无公族的传统,使“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赵盾请以(赵)括为公族……公许之。冬,赵盾为旄车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为公族大夫”。从此,异姓大夫代为公族,赵族势力愈加膨胀。

赵盾的擅权,自然要招致晋国内诸卿的侧目而视,其一手扶立的晋灵公长大成人后,也屡屡与之发生冲突。据《左传》称,晋灵公为摆脱赵盾的控制,先后通过鉏麑行刺、伏甲暗算、饿犬追杀等手段,欲置赵盾于死地,均未成功。赵盾在晋灵公的威逼下,逃亡他乡,尚未出国境,其堂侄赵穿便将灵公杀死于桃园,赵盾又复掌国政,派赵穿迎立晋文公与周女所生的公子黑臀为君,是为成公。

由于赵盾作为晋国的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明显与堂侄合谋,所以,太史董狐将此事记录为:“赵盾弑其君。”

晋成公六年(公元前601年),赵盾死,郤缺代赵盾执晋国政,“废胥克,使赵朔佐下军”,赵氏专晋权的局面得以改观。

越四年(公元前597年),郤缺死,荀林父代郤缺为政。时晋成公已死,其子孺为晋侯,是为景公。与晋灵公、晋成公不同,晋景公欲履当年文、襄之迹,图复霸业。对外,灭赤狄,退秦兵,败齐师于鞍(今山东济南西北);对内,强君权,弱诸卿,迁绛都于新田(今山西侯马),使后继者晋厉公、晋悼公再度称霸成为可能。

晋景公四年(公元前596年)、十七年(公元前583年),先、赵两家悲剧的出现,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晋国为解郑围,与楚军在邲(今河南荥阳东北)爆发了一场大战。“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先谷佐之;士会将上军,郤克佐之;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由于荀林父初将中军,中军佐先榖自以为是,“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谷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故在战争初期便形成了以荀林父、士会、栾书为首的主退派和以先榖为首的主战派。

赵氏家族中的赵括、赵同站在主战派一边,叫嚷:“率师以来,唯敌是求,克敌得属,又何俟?必从彘子(先榖)”;而赵朔则站在了主退派一边,称赞“栾伯善哉,实其言,必长晋国”。

中军元帅与副帅在和战问题上的尖锐对立,势必导致诸军佐、大夫的无所适从,各行其是,结果荀林父原本派魏锜、赵旃为晋使赴楚营求和,二人违命反而挑战于楚军,晋军因之大败而归。战役后,“晋人讨邲之败与请之师,归罪于先榖而杀之,尽灭其族”,赵氏的赵同、赵括、赵旃因为赵朔与晋景公的特殊关系未虽被追究,但赵族内部的一盘散沙却也因此暴露无遗,“原、屏,咎之徒也”,为下一步栾、郤诸卿联合弱赵氏提供了契机。

这一点,就连刘康公也看得十分清楚,他在晋景公六年(公元前594年)目睹了“晋侯使赵同献狄俘于周,不敬”之后警告说:“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八年后,赵婴被放逐于齐时,也对二位兄长坦言:“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忧哉!”

可悲的是,赵族上下对这一严峻形势并不十分清醒,依旧以当年赵盾柄政时的心态我行我素,尤其是晋景公十二年(公元前588年)“晋作六军,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皆为卿”后,加上赵同,赵氏此时一家三卿,愈加不把国内诸卿放在眼里。

晋景公十五年(公元前585年)冬,晋楚绕角(今河南鲁山东)、桑遂(今河南确山东)之役中,赵氏再次公然与诸卿对立,“赵同、赵括欲战,请于(栾)武子,武子将许之,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谏曰:‘不可。吾来救郑,楚师去我,吾遂至于此,是迁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师,战必不克。虽克,不令。成师以出,而败楚之二县,何荣之有焉?若不能败,为辱已甚,不如还也。’乃遂还。”与邲之战不同,此时栾书执晋政,赵朔已死,赵婴也被放逐于齐,“孟姬之谗”因之于一年多后而发生。


“孟姬之谗”事件被全盘改造,肇端于汉代。始作俑者,当推《史记》的作者司马迁。

司马迁对“孟姬之谗”事件的叙述散见于《晋世家》《赵世家》《韩世家》。

在《晋世家》中,此事的记述较为简略,史实基本在《左传》《国语》限定的范围内:

(景公)十七年 诛赵同、赵括 族灭之。韩厥曰 “赵衰、赵盾之功 岂可忘乎 奈何绝祀。”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 复与之邑

而到了《赵世家》中,司马迁则对原事件作了大胆的突破,充分调动其文学想象力,以赵先祖叔带托梦、赵盾占卜为引子,以晋景公病重占卜、韩厥解之为结尾,绘声绘色地演义出了一段催人泪下的历史故事:

晋景公元三年 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

赵盾在时 梦见叔带持要而哭 甚悲 已而笑 拊手且歌。盾卜之 兆绝而后好 赵史援占之 “此梦甚恶 非君之身 乃君之子 然亦君之咎。至孙 赵将世益衰。”

屠岸贾者 始有宠于灵公 及至于景公 而贾为司寇 将作难。乃治灵公之贼以致赵盾 遍告诸将曰 “盾虽不知 犹为贼首。以臣弑君 子孙在朝 何以惩罪 请诛之。”韩厥曰 “灵公遇贼 赵盾在外 吾先君以为无罪 故不诛 今诸君将诛其后 是非先君之意 而今妄谋 妄诛谓之乱 臣有大事而君不闻 是无君也 。” 屠岸贾不听 韩厥告赵朔趣亡 朔不肯 “子必不绝赵祀 朔死不恨。”韩厥许诺 称疾不出。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 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 皆灭其族。

赵朔妻成公姊 有遗腹 走公宫匿。赵朔客曰公孙杵白。杵臼谓友人程婴曰 “胡不死。”程嬰曰 “朔之妇有遗腹 若幸而男 吾奉之 即女也 吾徐死耳 。” 居无何 而朔妇身免 生男 屠岸贾闻之 索于宫中 夫人置儿绔中 祝曰 “赵宗灭乎 若号 即不灭 若无声。”及索 儿竟无声。已脱 程婴谓公孙杵臼曰 “今一索不得 后必且复索之 奈何 ”公孙杵臼曰 “立孤与死孰难 ”程婴曰 “死易 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 “赵氏先君遇子厚 子强为其难者 吾为其易者 请先死。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 衣以文葆 匿山中。程婴出 谬谓诸将曰 “婴不肖 不能立赵孤 谁能与我千金 吾告赵氏孤处。”诸将皆喜 许之 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杵白谬曰 “小人哉程婴 昔下宫之难不能死 与我谋匿赵氏孤儿 今又卖我。纵不能立 而忍卖之乎 ”抱儿呼曰 “天乎天乎 赵氏孤儿何罪 请活之 独杀杵白可也。 诸将不许 遂杀杵臼与孤儿。诸将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 皆喜 然而赵氏真孤乃反在 程婴卒俱匿山中。

居十五年 晋景公疾 卜之 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景公问韩厥 厥知赵孤在 乃曰 “大业之后在晋绝祀者 其赵氏乎 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鸟噣 降佐殷帝大戊 及周天子 皆有明德。下及幽、厉无道 而叔带去周适晋 事先君文侯 至于成公 世有立功 未尝绝祀。今吾君独灭赵宗 国人哀之 故见龟篆 唯君图之。 景公问 “赵尚有后子孙乎 ”韩厥具以实告。于是 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 召而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疾 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赵孤名曰武。诸将不得已 乃曰 “昔下宫之难 屠岸贾为之 矫以君命 并命群臣。非然 孰敢作难 微君之疾 群臣因请立赵后。今君有命 群臣之愿也 。” 于是 召赵武、程婴遂拜诸将 遂反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 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

故事到此,已属圆满,本该结束,然司马迁或觉意犹未尽,或觉尚不感人,特意又补写一段赵武成人后的故事,读后更觉荡气回肠:

及赵武冠 为成人 程婴乃辞诸大夫 谓赵武曰 “昔下宫之难 皆能死 我非不能死 我思立赵氏之后 今赵武既立 为成人 复故位 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白。”赵武啼泣顿首固请 “武愿苦筋骨以报子至死 而子忍去我死乎 ”程婴曰 “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 故先我死 今我不报 是以我事为不成。”遂自 杀。赵武服齐衰 三年 为之祭邑。春秋祠之 世世勿绝。

为了使读者不产生怀疑,增加故事的可信度,司马迁又在《韩世家》中对上述演义作了重复,只是行文上要简略些。至此,本来是“孟姬之谗”,却通过司马迁的生花妙笔,开始以“赵氏孤儿”的面目展现于后人。

司马迁对“孟姬之谗”事件的改造,完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推论,而是与《左传》《国语)对该事件的界定有了相当大的距离,甚至也可以说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首先 ,开脱了孟姬、晋景公的责任。孟姬原本是这一事件的直接责任者,此时却变成了受害者,不仅身怀六甲受到惊吓,而且分娩后还要为保护婴儿东躲西藏;而晋景公作为该事件的决策者,此时也成了受蒙蔽者,一直到了韩厥入宫探病时才得知详情。

其次 ,为了制造艺术效果,又增加了三位人物并成为故事的主角。既然孟姬、晋景公对赵同、赵括被杀一事全然不知,那就必须另外有事件的策划与制造者,于是,便有了替罪羊、罪魁祸首屠岸贾;有奸佞就得有忠良,于是,赵朔之客公孙杵臼和赵朔友人程婴便成了赵孤的保护神。

再次 ,为了故事情节的需要,不惜将人物命运重新设计。赵朔原本在事件发生前六年已死去,为了需要,又将他拉回来再死一次;赵武在事件发生时已是少年,且后来一直长在宫中,为了需要,变成了尚在襁褓之中便被隐匿于深山;韩厥本来在事前闭门自保,为了需要,既是唯一阻止屠岸贾行凶并密告赵朔避祸之人,又是唯一提出为赵氏平反受晋景公信赖之人。

“孟姬之谗”经司马迁如此更动,《左传》《国语》中那桩发人深思的历史事件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段引人入胜的“冤冤相报”的历史故事了。

“赵氏孤儿”代替“孟姬之谗”并得以流传,不仅仅是司马迁一人的功劳,汉成帝时的学者刘向也参与其中。《新序》《说苑》作为刘向的代表作,被称作“采传记百家之言”而写成,其中“赵氏孤儿”故事两次在书中出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他在《新序·节士》中写道:

公孙杵臼、程婴者 晋大夫赵朔客也。晋赵穿弑灵公 赵盾时为贵大夫 亡不出境 还不讨贼 故《春秋》责之 以盾为弑君。屠岸贾者 幸于灵公 晋景公时 贾为司寇 欲讨灵公之贼。盾已死 欲诛盾之子赵朔(以下与《史记·赵世家》同 略)……君子曰 “程嬰、公孙杵臼可谓信交厚士矣。”嬖之自杀下报 亦过矣。

在《说苑·复恩》中又写道:

晋赵盾举韩厥 晋君以为中军尉。赵盾死 子朔嗣为卿。至景公三年 赵朔为晋将。朔取成公姊为夫人。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初 赵盾在时 梦见叔带持龟要而哭(以下基本与《史记·赵世家》同 略)……故人亦可以无思 夫有恩于此 故复于彼。非程婴则赵孤不全 非韩厥则赵后不复 韩厥可谓不忘恩矣。

两书中所涉及的“赵氏孤儿”之事,虽然个别处与《史记·赵世家》不同,如司马迁说程婴是赵朔的友人,刘向则说是赵朔的门客;在《说苑》书中,为了需要,甚至删去公孙杵臼的事迹,只提程婴一人隐匿赵孤,程婴自杀下报之事亦略而不谈,但由于所述主要情节与《赵世家)相似,且还配发议论,大大增加了此事的可信度,以致著名经学家杨伯峻先生在承认“司马迁或者误采战国时异说”的同时,又说:“梁玉绳《史记志疑》谓《史记》有误字,亦未必然,《新序·节士篇》亦谓‘赵朔妻成公姊’,可见说或有自”,不愿轻易将其否定。这成为后人相互佐证并引以为信史的重要原因。

清人高士奇在编纂《左传纪事本末》书时,特意将“赵氏孤儿”之事全文附入,并注明:“司马迁序赵氏下宫之难,文工而事详,顾与《左氏》迥异,此千古疑案也。自当两存之。”

延至唐代,公孙杵臼与程婴作为司马迁故事中的两个人物,不仅出现在河东地区赵氏祠堂中永久奉祀,而且还出现在赵盾坟墓旁朝夕相伴。据张守节称:“今河东赵氏祠先人,犹别舒一座祭二士矣。”《元和郡县图志·河东道·绛州太平县》条下云:“晋公孙杵臼、程婴墓,并在县南二十里赵盾墓茔中。”由此可见,“赵氏孤儿”故事的流传已经在民间得到了积极的回应,这为后来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简称《赵氏孤儿》)的成功创作和广泛流传,提供了雄厚的艺术土壤及群众基础。


“孟姬之谗”被改编成“赵氏孤儿”,从文学角度讲,原本无可厚非。然而,作为“史学之绝唱”的《史记》,因其所处“二十四史”之首的特殊地位,从“信史”角度讲,人们是不愿其有任何假托和伪造的。所以,“赵氏孤儿”堂而皇之地写入《赵世家》中,难免要受到一些学者的指责与批评。

自隋末孔颖达率先怀疑此事以来,唐、宋、元、明、清历代学者中,均有人通过眉批、札记、随感等形式表达过类似看法。为节省篇幅,避免重复,笔者只想就以下四个问题谈谈《赵世家》存在的疏漏。

第一 关于赵朔与 同、 括之死的时间。

《史记·赵世家》称:“(晋景公三年)屠岸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

而同书《晋世家》却称:“(晋景公)十二年冬……晋始作六军,韩厥、巩朔、赵(韩)穿、荀骓、赵旃皆为卿。”“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

晋景公三年即公元 前5 97年,晋景公十七年即公元前583年,同一本书出现两种说法,且相差了十四年,孰是孰非,我们只能求助于《春秋》经传了:

(晋景公六年)晋侯使赵同献狄俘于周。

(晋景公十二年)晋作六军 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为卿。

(晋景公十四年)原、屏放诸(赵婴)齐……秋八月 郑伯及晋赵同盟于垂棘。

(晋景公十五年)晋师遂侵蔡 楚公子中、公子成以申息之师救蔡 御诸桑隧 赵同、赵括欲战。

(晋景公十七年)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

按照《春秋》经传的记载,晋景公三年后,赵同、赵括并不寂寞,他们的活动一直闪现到晋景公十七年。说晋景公三年赵同、赵括被杀,显然是错误的。

不仅赵同、赵括并非死于此年,说赵朔死于此年也是与史实不符的。

据《左传》记载,赵朔初登晋国政坛是在晋成公六年(公元前601年)。这一年,郤缺接替赵盾任中军元帅,下军副帅胥克因身患蛊疾被撤换,“秋,废胥克,使赵朔佐下军”。四年后,郤缺死,中军副帅荀林父接掌中军,赵朔亦依次升迁,接替故去的栾盾,“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随后,又参加了邲之战。邲战后,赵朔不见记载。从晋景公十一年“郤克将中军,士燮佐上军,栾书将下军"的将帅重新排列看,赵朔之职已由下军副帅栾书接替,显然赵朔此时已死。

因为,按晋文公以后形成的惯例,军权下移,国君不再担任军队的统帅,公室宗族一般也不充任军队的将佐,诸军将佐主要由非公室宗族的大夫担任,作为军政合一体制,中军元帅和诸军将佐既是一定权力的拥有者,也是一种荣誉和地位的象征。故一般除了升迁或死亡外,很少因其他原因予以更换。前面提到胥克因患病而导致神经错乱,根本无法参与军事行动,郤缺只好改派赵朔来接替。然而,这一合理却不合“例”的举措,招致了胥克家人的极大愤慨,二十八年后,“胥童以胥克之废也,怨郤氏,而嬖于厉公……厉公将作难,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郤缺后人因之遭到残酷报复。所以说,赵朔死于晋景公十一年(公元前589年)无可怀疑,由此也可证实他的死与赵同、赵括之死毫无关联。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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