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上海是如何光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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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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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钱基博的研究，1911年中国大革命得以成功的关键是江南光复及若干省份相继独立，脱离清廷。而江南光复尤以上海光复最重要。上海是当时中国经济重镇，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在全国经济总量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控制住了上海，也就控制住了东南半壁；控制住了东南半壁，至少就可以像半个世纪之前的洪秀全起义一样，支撑十年二十年。

于是武昌起义发生后，革命党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上海，进而光复江浙，攻占南京，南北对峙格局形成，遂为后来的南北和谈清帝退位共和建立准备了条件，提供了可能，因而抢占上海成为全局的关键。

李燮和

抢占上海的最初发动者是湖南人李燮和，然而由于后来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一系成为胜利者，掌握着历史书写话语权，特别是因为李燮和不仅不是同盟会的主流，而且后来与同盟会主流分手；甚至因被袁世凯软禁，无法正常公开表达政见，反而被强硬拉入筹安会，联名发表鼓吹帝制复辟的政治宣言，因而也就被污名化，被认定为帝制要犯，遂使这段历史真相越来越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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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各省特别是江浙两省和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富庶地区，社会经济最发达，财富也最集中。当然也是清廷主要的赋税来源地。

上海原本就是同盟会中部总会大本营，特别是因为在上海有最大的租界，来来往往的革命党人在上海可以说是络绎不绝。武昌起义爆发前，同盟会之所以在上海成立中部总会，其目的就是要把工作重心和重点从华南两广地区转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等都因此向上海集中，以上海为基地开展活动。

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爆发后，谭人凤、宋教仁等人应邀前往武昌指导协助，留守上海的革命党人也由此加紧了活动，特别是中部总部实际负责人陈其美尤为积极，为后来的上海光复准备了充分条件。

陈其美可以说是辛亥革命中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与黄兴一起被誉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这主要是因为他是青帮中的大佬，具有相当高的辈分，拥有相当重要地位和影响力。正是由于他紧密联系上海各界，特别是联系各地会党、上海商团以及江浙地区的革命党，为同盟会积累了丰沛人脉，成为后来革命的重要资源，在上海光复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同盟会比较正宗的一支，也是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的最大势力。

在同盟会中部总会之外，还有一支力量侧重于动员上海工商界高层参与革命，并创设“中国国民总会”作为吸纳工商界高层人士的机构，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沈懋昭、李平书等都是这个机构的成员。中国国民总会这个机构实际上成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其核心人物都是同盟会中人。

李平书

中国国民总会网罗的都是上海各界头面人物，所以他们不仅在上海光复过程中作用巨大，而且在光复后上海政治权力重构及社会稳定恢复方面贡献卓著。沪军都督府成立后，沈懋昭出任财政总长，他的另一个名字就是沈缦云。至于这位李平书，更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人物，曾任湖北武备学堂总稽查、提调，后转任江南制造局提调，兼任通商银行、轮船招商局等董事、总董，积极推动上海地方自治运动，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在上海光复过程中，李平书和陈其美共同担负主要责任，正是由于他组织的上千名武装商团团员出面协助，方才使陈其美率领的敢死队以少胜多相继攻下道台衙门、上海县署尤其是江南制造局。沪军都督府成立后，李平书出任民政总长兼江南制造局局长，包揽城厢内外全部民政事务，对上海市政发展作出很大贡献。

与此同时，光复会也加紧了在上海的活动。陶成章、李燮和、尹维峻等发起成立光复会上海支部，以李燮和为总干事。

陶成章是光复会的创建者之一，早就立下排满反清的雄心壮志，曾两次专程前往北京刺杀慈禧太后，后东渡日本学习军事。拒俄运动发生后，陶成章因军国民教育与浙江志士龚宝铨、魏兰等结识。他们于1904年联合蔡元培等浙江名流贤达在上海创建光复会，推蔡元培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

1905年，光复会成员差不多都加入了同盟会，但在此后不久由于清政府进入预备立宪，在国际上的环境有所改善，革命进入低潮，同盟会内部矛盾开始显现，同属于光复会系统的章太炎、陶成章因日本各界捐款分配问题与孙中山一系的同盟会主流闹得不可开交，他们虽然没有宣布退出同盟会，其实从此开始就重新起用光复会的名义进行活动，此后徐锡麟、秋瑾等人在国内的政治活动，就是单纯属于光复会系统，而与孙中山一系的同盟会主流并没有多大关系。

到了1910年，陶成章、章太炎等浙江革命之士在日本东京重建光复会总部，推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陶成章的主要活动集中在南洋，而章太炎基本上只是一个名誉或者精神领袖，具体事务都是陶成章料理。

陶成章

进入1911年，随着皇族内阁的出台特别是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出笼，国内形势急剧动荡，光复会成员逐渐潜伏国内，加大活动，并派遣光复会重要干部李燮和前往上海具体组织。

李燮和是黄兴华兴会的重要成员，也曾自创黄汉会。1906年在上海与陶成章相识相交，成为知己，遂由陶成章介绍加入光复会。东渡日本后，又与黄兴恢复联系，遂又在黄兴介绍下，加入同盟会。根据很多人的说法，当时参加过两个革命团体的志士并不少，但像李燮和这样一身入三会的确实不多。

加入同盟会之后，李燮和的主要活动在南洋。在他不懈努力下，南洋很快成为革命党的重要基地。后来光复会主要成员与孙中山等人闹翻，光复会独立活动，重建东京总部，陶成章委派李燮和继续负责南洋地区的活动，成为光复会仅次于陶成章的重要领导人。

1911年7月下旬，李燮和与陶成章、尹维峻等光复会领袖一起来到上海，准备在这里发展势力，设立据点。他们经过多方勘察，在上海法租界平济利路良善里成立“锐进学社”，发行《锐进学报》，又在杨树浦及法租界赖格纳路设立两处秘密机关。这些活动有了大致眉目后，陶成章返回南洋筹集起义经费，李燮和则返回湖南老家安化探望老母亲。

李燮和的老母亲早些天已经故去，而李燮和作为著名的革命党人一直受到朝廷的监视，所以当他在老家省亲时，就被人举报，湖南巡抚下令查拿，形势相当危机，李燮和匆忙中逃离老家，前往汉口。

现在已经无法查清李燮和离开老家抵达汉口的准确时间，但大致上说应该在中秋节前或之后。而这个时间段，武昌局势日趋紧张，大批新军被征调跟随端方开往四川，留守武昌各部军心不稳，人心思乱。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政治背景和环境，李燮和在武昌大约与那里的革命党人有过短暂接触，他们之间或许甚至应该有某种程度的约定，比如一方发动，另一方迅即响应，以便遥相呼应等。这是那时革命党人一般常见的合作方式。

在武昌，由于形势趋紧，李燮和似乎也没有过多耽搁而抓紧时间赶往上海，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武昌不是他的地盘，他早一段时间经营的重心毕竟在上海。

上海是李燮和与光复会苦心经营的新基地，他之所以这样匆忙赶往上海，除武昌和全国局势趋紧，还与李燮和对全国战略思考有关。在几个月之前，李燮和应黄兴之邀，前往广州参加黄花岗起义，这场起义，因各方面努力，华侨出力最大，输饷输械，提供了大量物力和一切尽可能的帮助，然而革命党人最后还是功败垂成，毫无所获，一败涂地，黄兴在海外华侨中的威信大减，李燮和也因此受到华侨的抱怨。痛定思痛，李燮和遂无意继续在华南两广地区发难，这是他转而精心经营上海最重要的背景。

经过几个月的奋斗，李燮和与光复会在上海已经站住了脚跟，与革命党地头蛇陈其美等人也取得了某些共识和谅解，上海在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成为李燮和与光复会的工作基地，这是他急于赶回上海最直接的原因。

根据相关史料考订，李燮和离开武昌前往上海的时间为10月6日。这个日子也是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选定举事的一个日子，只是届时情况有变而推迟。李燮和在这个时间点赶回上海，可能是他在与湖北新军中的同志接触后的约定，显然有赶往上海予以回应予以配合的意思。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他此行大约真的没有获得黎元洪的什么手谕或命令，假如李燮和赶往上海的时间点能够确定，那么后来的所谓接受湖北军政府及黎元洪委派，以“长江下游招讨使”的名义，率三十多名敢死队员奔赴上海云云，可能都是“兵不厌诈”的策略运用。

李燮和奉黎元洪之命被委派为“长江下游招讨使”的说法或许为子虚乌有，但也不应该以此觉得李燮和有意识地伪造了历史，他之所以在后来这样说并这样向外传播，可能还是有他的根据或原因。

我们知道，李燮和与黄兴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黄兴不仅是李燮和加入华兴会、同盟会的见证人或主持者，可能在武昌起义前后这个比较紧凑的日子里，他们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相互呼应和配合。

武昌起义第二天，正在香港疗伤的黄兴就因宋教仁的报告而得知一些情况。第三天，湖北军政府也电促黄兴、宋教仁、居正即来武昌赞画戎机。第四天，居正、谭人风等从上海来到武昌，他们向黎元洪和军政府表示，黄兴、宋教仁等很快就会前往武昌协助主持，促动各省响应。又过了几天，黄兴与太太徐宗汉于10月23日自香港来到上海。

黄兴

黄兴、徐宗汉等人在上海的那几天应该与李燮和见过面，或许他们之间还应该有什么约定。因为黄兴此次主要是冒险应湖北方面的邀请前往武昌协助黎元洪督军抵抗北方，黄兴或许此时就请李燮和在上海发动、配合，似乎也是人之常情。而正是在这个密商过程中，或者是黄兴主动以黎元洪的口吻聘请李燮和担任什么“长江下游招讨使”，负责上海及长江中下游的光复。

10月28日，黄兴在徐宗汉等人陪同下抵达武昌。此后黄兴在黎元洪高度信任下，一方面组织新军对来自北方的进攻英勇抵抗，另一方面始终倾向于发动东南尤其是上海、南京以舒缓北洋军对武昌对湖北的压力。这个策略与李燮和经营上海的思路原本相当一致，鉴于他们之间那么亲近的关系，我们是否可以设想，李燮和所谓奉黎元洪命令出任“长江下游招讨使”，或许是黄兴在中间传话，或许就是黄兴暂借或假借黎元洪的名义而作的一个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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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什么原因，李燮和确实在武昌起义正式发动之前来到了上海，而抵达上海的日子，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也就是武昌起义前后那几天。

在武昌起义实际发生之前，湖北新军早有规划，而且按照先前的规划，起义时间之一就是农历八月十五，这可能是为了迎合民间“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悠久传说，将驱逐满人比拟为朱元璋领导的反元起义。

李燮和在武昌应该与湖北新军中的同志或者说起义发起者有所联络，当然按照当时的情形，即便他与那些人物没有直接联系，八月十五起事杀鞑子的传闻已经在武昌周边传开，作为敏感的造反者，李燮和不能不知道。李燮和之所以这样急匆匆地赶往上海，就是要在上海发动类似活动，就是要以此与武昌方面遥相呼应相互配合。而且，李燮和至少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就充分意识到了上海及东南地区在中国革命格局中的重要性，以为“据武汉以控扼南北，而天下之脊断，其得地利逾广州远矣。然淞沪东南门户，而天下财货之所委输焉。得之，则长江以南，可无血刃而定也！”这应该是李燮和遂匆忙赶往上海的重要背景，不论此行肩负着谁的指示，而这个认识无疑属于李燮和本人。

上海并不是光复会的地盘。李燮和与光复会领导层都很清楚，尽管清军在上海的防守非常薄弱，但在那里根基并不深的光复会要想获得胜利，就必须要由江浙方面的配合，而这恰恰是光复会的长处。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和核心层，其实就是以江浙人特别是浙江人为主体的。所以在李燮和奔赴上海的同时，光复会其他干部分赴杭州、南京、苏州等地，组织光复军，招募敢死队，争取清军弃暗投明。大约也就在这个紧张筹备期，武昌起义爆发了，清廷任命陆军部大臣荫昌率领北洋精锐前往镇压，命令海军都统萨镇冰、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督率海军协助荫昌，尽快平息武昌哗变。也就在这个时候，李燮和在上海的活动提上台面。根据李燮和1912年3月写的《上孙大总统请辞光复军总司令呈》中所说，他此时的考虑主要是因为上海属东南要区，吴淞为长江门户。武昌起义既已发生，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规划东南，从而有办法接济内省民军饷械，截断清军水陆运输通道，拦截萨镇冰、程文炳海军舰队后援。这是李燮和发誓必须尽快光复上海的直接背景，也是他迅速筹建光复军的直接原因。

李燮和的这些后来的解释都是对的，他当时的心态似乎也应该是这样的，不过考虑到上海并非光复会的地盘，所以当他秘密组建光复军的时候，宣称已经获得湖北军政府首脑黎元洪的任命，是在以湖北军政府“长江下游招讨使”的身份号令东南号令上海，以此与上海其他政治势力相抗争，也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了。

上海不是光复会和李燮和的地盘，但自曾国藩以来“无湘不成军”可不是一个传说，而是事实。在上海闸北、吴淞一带的军警中上层，有着一大批湖南人。这批湖南人或许与李燮和并不认识，但他们相同或相近的乡音使这些湖南人很快结成一体，成为哥们成为同志。

基于这样的条件，李燮和大约从前次来到上海筹建工作基地时开始，就有意识地利用了这层乡情关系，注意在湖南老乡中发展成员，结识朋友。他指示光复会骨干尹锐志、尹维峻、王文庆、陆翰文等人不惜代价，利用乡情亲情等各种关系对闸北、吴淞两个地区的军警中上层中的湖南人做工作，以老乡知己的身份向他们解释继续追随清廷已经没有什么政治前途，只有弃暗投明，反正光复，才是政治上的正确选择。

尹锐志

通过同乡关系，李燮和拉住了吴淞巡官黄汉湘，又通过黄汉湘与吴淞、闸北其他军警高层中的闸北警备队队长陈汉钦、驻沪巡防营管带章豹文巡防水师管带王楚雄、江南制造局附近炮兵营哨官成贵富等湖南籍军警官员建立了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上海军警的行动，这在后来的发动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经过一段时间紧张工作，李燮和及光复会取得了很大成效，有了基本队伍和指挥核心，也有了比较周密的行动计划。但是不管怎么说，李燮和与光复会对于上海而言，毕竟是一种外来力量，强龙压不住地头蛇。这一点，李燮和比谁都懂。他知道陈其美在上海经营多年，且有会党也就是黑社会的背景、网络、势力和影响，所以李燮和要想绕开陈其美和他的同盟会单独发动，显然是不可能的。李燮和在作了这些准备之后，也就是在各项计划基本明朗时，曾专门向陈其美通报，一方面希望获得陈其美和同盟会势力的支持，至少不能自相残杀，误伤自己，另一方面当然也希望陈其美的势力能够在方便的时候给予配合，一起光复上海，化解武昌方面革命党人的压力。毕竟从大的目标说，双方都是革命党人，都是要推翻清廷，建立共和。

实事求是地说，陈其美和同盟会领导人始终重视对上海的经营，武昌起义发生后，他们更是给予高度关注，紧锣密鼓筹划光复上海和江浙，以便配合湖北的行动，减轻湖北的压力。10月24日，陈其美、宋教仁、范鸿仙、沈缦云、叶惠钧等就已讨论决定联络商团，媾通士绅，以准备上海起义，只是他们也同样担心发动之后面对江浙方面清军的夹击，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和切入点。

陈其美

同盟会在江浙两线的弱点正是光复会的优长之处，所以当李燮和向陈其美通报起义计划时，陈其美和同盟会方面欣然接受。光复会找到了与同盟会和好的一个难得机会，而同盟会可以因光复会而减少来自江浙的压力。

在交涉过程中，李燮和提出的起义时间是11月5日。陈其美和李平书、叶惠钧、钮永建等11月1日收到宋教仁从武昌发来的急信，要求他们早日起义，以响应武昌，缓解武昌的压力，他们遂于当天晚上决定将发动时间提前一两天，行动方案是上海发动，苏杭应之，并期待南京也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拿下。

同盟会方面确定了起义大致方略和时间后，曾于11月2日由陈其美约李燮和等人在民生报社举行会晤，研究联合行动的具体计划和步骤。经过讨论双方一致决定第二天下午四时命令各路军警易帜，宣告独立宣布光复。陈其美和同盟会的主攻目标是控制南市和江南制造局；李燮和与光复军的任务和目标主要在吴淞和闸北，主要是动员军警反正弃暗投明。

江南制造局

计划跟不上变化。第二天（11月3日）上午，陈其美和同盟会还没有来得及发动攻打制造局，在闸北的革命力量却出人意料率先发动，警备队队长陈汉钦在光复会的推举下担任闸北巡警起义总指挥，上午十时许宣布闸北独立。

闸北发动后，南市的革命势力迅速跟进。上海道台刘燕翼逃亡租界，道台衙门被革命党人付之一炬，南市也在革命党的掌控中。

上海光复的关键和首要目标是要夺取位于上海南郊的江南制造局，那是清军主要的兵工厂，储藏有大量的武器弹药，数百名清军严密防守。上海光复成功与否主要就看能否攻下并控制住制造局。这是上海光复能否成功的关键。

当天下午五时许，陈其美率领敢死队和部分商团武装数百多人开始攻打制造局。他们每个人均袖口扎上白布巾，一人手持白旗，一人持红旗，趁着工人下班的时候，直冲进入制造局大门，另有一些人从船坞便门闯进。他们与驻守的清军展开了激烈的枪战，双方僵持不下。

当此时，陈其美表示他有办法说服清军和制造局总办不再抵抗，革命军不再流血，于是只身闯进制造局，不料被守军扣押下来。

陈其美被俘的消息很快传遍上海，群情激昂，李燮和、李平书等急忙发动沪军警、巡警、商团等一切力量攻打制造局。经过通宵酣战，翌日晨，总办逃跑，工人内应，制造局打出白旗，商团、光复军、敢死队等迅速占领了制造局。此时为11月4日清晨八时许，标志着上海独立和光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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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光复后，按照贡献，上海都督自然非李燮和莫属。而且李燮和即便从革命党的背景说，同盟会、光复会、华兴会，三会合一的背景，也是他人无法比拟的。然而，上海光复后的政治格局，偏偏是李燮和最先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