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产汽车与丰田、本田并称为中国市场的“日系三杰”,凭借卓越品质和深厚底蕴在中国市场取得一席之地。日产在电动车领域曾领先,2009年展示首款电动车Leaf,成为全球首款量产纯电车。2021年,日产在华销量破百万,成为其连续第7年销量破百万的“日产速度”。同时,中国成为日产重要的零部件出口基地,累计出口达20万个集装箱。日产的衰败与比亚迪和特斯拉的崛起形成鲜明对比,象征了中日百年来国运的此消彼长。日产创始人鲇川义介的野心、政治绑定、战争红利追求、all in满洲的决策,与“日本马斯克”的特质相符。然而,日产的侵华历史与中国的崛起紧密相关,其衰败也代表日本在某一行业的溃败前奏。透过日产的兴衰,可看到中日百年来的命运纠葛。
日产在2009年展示首款电动车Leaf,成为全球首款量产纯电车,其创新在电动车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
2021年,日产在华销量破百万,展示了其在中国市场的持续成功。同时,中国成为日产重要的零部件出口基地,对日产的全球业务有重要影响。
日产的兴衰与中国的崛起紧密相关,其历史与中国的抗日战争、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崛起形成对比,体现了中日两国国运的此消彼长。
日产创始人鲇川义介的野心、政治绑定、战争红利追求、all in满洲的决策,以及其与“日本马斯克”的相似性,揭示了日产汽车的发展历程和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
日产与丰田、本田一起,并称为中国市场的“日系三杰”。
这三大品牌凭借卓越的品质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在中国市场赢得了一席之地,成为了中国消费者心中的首选。与固执押宝氢能源的丰田、观念保守的本田不同,日产曾经一度走在电动车发展的世界前沿。
2009年,日产公司大胆向世界展示了,它的首款电动车Leaf(聆风)以及充满野心的电动计划。
日产聆风2010款
聆风的亮相,“被安排在了该公司崭新且闪亮的全球总部新大楼的开幕式上,这座外部墙面由玻璃构成、高十二层的大楼、矗立在一座炫目、可以展示三十多辆汽车的陈列厅之上,同时俯瞰着日本首都东京湾以南的横滨海滨”。
2010年,日产聆风正式上市,成了全球第一款真正实现量产的纯电车。比亚迪的第一款量产纯电车E6比聆风晚了一年,特斯拉的第一款量产车Model S要到2012年才上市。本田的第一款电动车本田e和丰田的bz4x,足足等到2022年才姗姗来迟。
彼时彼刻,日产汽车仿佛又一次站在了世界汽车行业发展的前沿,代表其全球领先的研发能力与创新能力。
2021年,日产汽车在华销量超过138万辆,这是日产汽车连续第7年销量破百万,演绎了名副其实的“日产速度”,同时,中国成为日产重要的零部件出口基地。2021年日产(中国)零部件出口事业开启十五周年之际,实现累计出口达20万个集装箱,累计出口额2万亿日元(约1,170亿人民币)。这一年,日系车在华份额达到22.6%,达到历史峰值。当时,中国市场上排名靠前的热销车型,基本都是日系车。
历史就是这么充满戏剧性,这也是整个日本汽车产业的高光时刻,此后就复刻了经典的“诺基亚时刻”。
短短几年内,比亚迪和特斯拉快速成长为世界数一数二的新能源汽车巨头,日产这个电动车领域的先行者,如今在该领域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传统优势的燃油车业务也陷入巨大的亏损当中。
2024年12月23日,日产和本田共同在东京宣布,双方将合并成为一家“年销售额超30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9万亿元)、年营业利润超3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90亿元)的世界级移动出行公司”。
我很好奇合并后叫什么,难道取各自的首字母,叫“日本汽车”?
由于日产是三菱汽车的最大股东,三菱也有可能合并进来,成为一家年销规模超过800万辆,仅次于1123万辆的丰田和923万辆的大众,世界第三大车企。
然而,这并不是强强联手,而是弱弱报团取暖的失败者联盟,也是日本在某一行业全面溃败的前奏。
富士通和东芝的手机业务曾经合并过,试图在手机行业抱团自救;
索尼、东芝以及日立的面板业务曾经合并过,试图在面板行业抱团自救;
尔必达和东芝的内存业务也曾经合并过,今治联合的造船业务也曾经合并过,然而他们今天都已经死了。
对于中国来说,日产的衰败极具象征意义。
日产汽车的百年发展历程,都跟中国紧密相连。
它曾经是日本侵华战略的急先锋,双手沾满了中国特别是东北人民的鲜血;
它也是改革开放之后,日本企图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的重要推手,并成为一家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日本车企;
它的最终衰败,也跟中国在新能源车领域的全面崛起,脱不开干系。
可以说,透过日产的兴衰,我们可以看到中日百年以来的命运纠葛。
自甲午战争以来,中日国运的此消彼长,直到今日才算再次迎来历史性的交汇。历史的欠账,终于到了还账的时刻!
日产全称叫做“日本产业株式会社”,简称为“日产”(Nissan,音译为尼桑,为Nihon Sangyo(日本制造)的缩写),其创始人叫做鲇川义介,1880年11月6日生于日本山口县,这个地方之前叫做长州藩,是明治维新的发源地,日本资本主义思想的摇篮。
从“日本产业株式会社”这个名字可以看出来,鲇川义介的野心极大,要全面推动日本各方面重要产业的发展。推动的方式是攫取中国的经济资源,目的则是全面彻底地侵略并征服中国。
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桂太郎、寺内正毅、岸信介(安倍晋三的外祖父)等诸多日本首相都来自山口县,因此这里也被称作“政治家的摇篮”。
鲇川义介也是富士财阀的创立者,“富士”、“日立”、“五十铃”都是旗下的品牌。以下为了方便称呼,还是统称为“日产财阀”。
鲇川义介
有句毒鸡汤叫做: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比你有钱的人比你还努力。
这句话就是鲇川义介人生的真实写照。含着金汤匙出生,才华横溢,又高度自律,高度进取。正是这样一个“优秀人才”,在他把毕生事业与侵华战争联系起来之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也尤为深重!
鲇川义出身豪门,母亲是明治维新元勋、九元老之一井上馨的侄女,父亲是长州藩士第10代家长鲇川弥八。
1903年在东京帝大工科大学(现・东京大学机械科)毕业后,鲇川义介认识到铸造工艺的重要性。他隐瞒自己的大学学历和豪族身份,以普通日本民工身份远赴美国,进入芝浦制作所美国公司工作,每天工资仅48美分。高强度的劳动持续整整一年时间。学成回国之后鲇川感觉还不够,1908年再度赴美学习。
1909年,在母系井上家,以及与井上家亲近的久原家、贝岛家、藤田家等日本豪门帮助下,29岁的鲇川义介开始正式创业,一路风生水起,迅速成长为庞大的综合经营企业集团。鲇川义介一边发展,一边与各大豪族联姻,编制起横跨政商两界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
他的妻子,是高岛屋总董事长饭田藤二郎的女儿;他的妻妹,嫁给了日比谷银行董事日比谷佑藏;他的弟弟,过继给藤田合作会社的藤田太郎做养子;他的姐姐,嫁给了三菱总理事的本村久寿弥太,他的三个妹妹,一个嫁给了贝岛合名会社的贝岛太市,一个嫁给了日本证券保有社长近藤真一,一个则嫁给了大名鼎鼎的久原财阀的首脑久原房之助。他的一个表姐,嫁给了丰田的创始人丰田喜一郎。
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前夕,日产已经凌驾于住友之上,成为仅次于三井和三菱的顶级日本财阀集团。
住友、三井、三菱都是始于明治维新时代的老牌财阀,日产作为一个后来者能迅速崛起,跻身于顶级财阀之列,无论商业战略和战术,都在当时的日本首屈一指。
与其他日本财阀不同,日产始终坚持立足产业实体经济,不涉足银行、保险、信托等金融业,必须从公开市场上去吸收资金,形式上(但也仅是在形式上)没有像三井、三菱那样,被一门一阀所把持。
因此,日产财阀更加得到军部欢心,成为日本头号亲军财阀,也比其他日本财阀,能够从战争中获得更大的收益。日产财阀的发展战略,与日军侵华战略的绑定,比其他各大日本财阀要更深。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鲇川义介已经开始将经营重点转向满洲,并于1933年起涉足汽车制造业,在满洲开设制造工厂,这就是日产汽车的前身。
那个时候的“日系三杰”,丰田家族的主营业务是织布机,直到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之时才成立丰田汽车工业株式会社,以便在战争中分一杯羹;本田宗一郎则是刚刚创业不久的毛头小伙,正在一边在技校进修一边研究如何造发动机。日产汽车早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前,就已经开始深耕汽车业,因此也更能抓住战争红利。除此之外,三菱、川崎重工、马自达、日立、东芝以及NEC/立邦漆等品牌,都是日本的军火供应商
我们在抗日影视剧里,看到的各种日军车辆,特别是日本军官乘坐的轿车,大部分都是“日产”出品(五十铃也属于日产)。其中包括军官座驾日产Model 70轿车,运输士兵的日产80型卡车,以及更大容量的日产180卡车。
也正是因为日产的汽车工厂,伪满洲国首都长春,成为东北的汽车生产基地(建国后的“一汽”)。
日产在满洲的工厂位置图
其中,日产Model 70型轿车采用全钢制结构,其内部可以容纳5-7名成年人,不仅空间宽大,乘坐感也非常舒适。随着战争的深入,该车型全面成为了日军师团长级的座驾,伴随日军侵华的深入,大量出现在华北及华东战场上。
日产Model 70型轿车
战后,Model 70一直被改进,在进入中国市场后,取了个全新的名字:日产天籁。
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中国境内再次出现丰田、日产汽车,多少抗日先辈气得吐血,感觉抗日战争白打了。
尽管砸日系车是不理智的,但是摧毁日本工业体系,尤其是摧毁日本的汽车产业,却是中国人必须做到的复仇大业!
鲇川义介成功的奥秘,有如下几个要素:
身为创始人却扎根一线,重视技术,追求创新;
与政治权力紧密捆绑,依靠政治发展商业版图;
商业战略舍九取一,放弃金融深耕实业,全力追逐战争红利;
慧眼独具,看到满洲的巨大发展潜力,all in 满洲。
从鲇川义介身上,你甚至可以看到“马斯克”的影子。
同样是扎根一线,追求技术创新的创始人;同样跟政治权力捆绑,同样放弃金融深耕实业,同样追逐战争红利,甚至同样充分利用了中国的产业资源。
鲇川义介all in 满洲的理由非常充分。相对于狭小的日本本土,中国具有广袤的空间,海量的人口,丰富的资源。特别是汽车业,日本本来就没多少地,大部分还是山,汽车业发展空间实在有限,但中国就不同了,仅东北地区,就存在足够巨大的汽车业发展空间。
1936年秋,也就是“七七事变”发动前一年,日本关东军特邀请日本产业界的巨头,以征求产业开发计划的理由,来中国东北视察。
大部分被邀请的财阀大佬,都已经是富二代三代,对于开发满洲没有太大兴趣,只有鲇川义介这个创一代对满洲抱有很大的兴趣,并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
回国后,鲇川义介亲自动手专门撰写了《满洲现地视察报告》,对满洲的产业开发计划,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其中明确提出:“满洲国”的地下,埋藏着丰富的兴办重工业的三大要素一铁、煤炭、轻金属;把这些资源放在一个企业的统筹下,加以综合开发,进行从开发地下资源到飞机、汽车的制造事业,建立一个在日本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重工业系统,这才是充分利用这些资源的最佳方案。
1936年,岸信介担任满洲产业部次长和总务厅次长之后,推行计划经济,实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和鲇川义介的想法不谋而合。两人是山口县同乡,又是老相识,在他俩的合作之下,日本政客与财阀深度合作和绑定的产业发展模式,不断发展并完善起来,这种模式后来又经由岸信介介绍给朴正熙,构成了“汉江奇迹”的基础。
满洲作为该模式的第一个试验区大获成功,伪满洲国一度成为亚洲第一经济体,甚至超过了日本本土。满洲模式称为战后日本和韩国发展的模板。
岸信介和鲇川义介,就这样联手操控了伪满洲国的经济大局。再加上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满洲国总务厅长星野直树、满铁总裁松冈洋右,并称为伪“满洲国五巨头”。东条英机,后来成为日本首相,是偷袭珍珠港的主谋(先记住这一点,后面还会回call)。松冈洋右成为外务大臣,牵头组织德意日三国轴心同盟。星野直树也跟着东条组阁,担任官方长官和国务大臣。
1937年12月,在岸信介的大力支持下,鲇川义介的大胆设想变成了“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鲇川义介也摇身一变,成为“满业”的总裁。
马斯克all in特朗普,实际上就是复刻鲇川义介当年的故事,借助国家力量扩展他的商业版图,实现他自己在产业方面的巨大野心。
“满业”成为满洲最大的垄断财团,接管满铁在东北经营的重工业;在满洲发展、创设钢铁、煤矿、汽车、机器、飞机制造等事业,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国策机构和产业中枢。
这个庞大的帝国战争机器,如同一只吞金巨兽,需要天量资本才能驱动。根据鲇川义介的估计,这笔钱大约是30亿日元,接近日俄战争军费的两倍。仅一期的启动经费,至少也要有5亿元的流动资金。而当时整个日产财团所有直系和旁系企业加起来,总资产不过8.5亿日元。
到哪里去找这笔庞大的流动资金呢?
答案是:可萨犹太金融资本。
1937年的中国人,比起今天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还要更加悲惨得多。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首都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被集体枪杀、焚烧、活埋以及用其他方法处死者,达30万人以上。南京市三分之一的房屋被烧毁,几乎所有的商店被抢劫一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南京变成一座尸横遍野、满目凄凉的死城。
日军在南京制造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的同时,在关东军的牵头下,东北地区的犹太领袖,正在召开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与会代表来自哈尔滨、上海、日本神户等地,他们讨论的议题是:在东北建立犹太社区的可行方案。
会议照片
出席会议的日方代表关东军樋口季一郎少将,进行开幕致辞:
“日本人没有种族偏见,日本人民珍视同犹太人民的友谊,并准备和犹太人民合作……保持密切的关系。”
在日本人的运作下,这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
“出席这次民族性会议的犹太人,在这里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正,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
一年后的1938年12月5日,日本政府召开“五相会议”,专门讨论对犹政策。此后经过安江仙弘等人不断修订增补,形成了更加完善的方案《关于引入犹太资金的研究和分析》,长达90页,主要内容有:
日拱一卒: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建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先安置3万犹太难民,然后逐步扩大;安江仙弘称其为“亚洲的以色列”。
美犹资助:建立居留地的费用由美国犹太财团承担;
舆论造势:邀请好莱坞片商到上海拍摄日本人善待犹太难民的电影;邀请世界犹太知名人士到来访,并为此站台;
吸引投资:通过建立居留地吸引犹太资本,打造全球金融高地,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南京大屠杀、满业成立,犹太人会议,几乎同时发生的三件事情,告诉我们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本质:
日本人选择“日犹合流”,引入犹太人作为资本帮凶,共同屠杀并奴役中国人,在中国东北建立新“以色列”的同时,在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这两个各怀鬼胎的“神之选民”,相互勾结,甚至妄图统治整个世界!
犹太人和日本人苟合在一起,形成类似今天美以共轭的结构,以满洲为基地,分别做起了“新以色列”与“东亚共荣圈”的清秋大梦,并展开了全方位的战略合作。
如果该方案按照计划实施,那么你今天看到的加沙发生的一切苦难,就会由中国人来承受。
这个让中国人后背发凉的邪恶方案,正是来自日产汽车的创始人鲇川义介。
1934年,也就是希特勒上台后第二年,纳粹排犹浪潮刚刚冒头,鲇川义介在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一项邀请5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的文章,首次明确提出了“河豚计划”的设想,迅速引起了日本军政高层的重视。
鲇川认为,如果日本能对犹太人示好,不仅可以吸引德国犹太人前来满洲避难,还能把全世界的犹太金融资本吸引过来,不仅可以为开发“满洲国”提供资金,还能让掌控英美金融界的犹太资本,影响所在国家的对日政策,默许甚至资助日本的侵略战争。
为什么叫“河豚计划”?即使是鼓吹“日犹同祖论”的鲇川义介,也认识到可萨犹太人的高度危险性,以及他们妄图用金融手段控制世界的野心。因此把犹太人比作既有美味也有毒的河豚,只有通过高超的烹饪技巧,将“毒素”去掉后,再享用其“美味”。
鲇川义介认为,控制世界光用金融手段是不够的,必须辅以武力;动员武力,就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后盾。因此,连国家都没有的可萨犹太人的想法不切实际,大和民族才是比犹太人更加高等的“神族”。利用完犹太人,就可以“卸磨杀驴”。
于是,日本人打着“日犹同祖论”的旗号,宣称“两千年前日犹是一家”,吸引犹太人来满洲建国,应者云集。
犹太人最擅长的领域,除了金融,还包括法律、媒体、娱乐等领域,特别擅长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对人进行潜移默化的洗脑,你可以将其理解为犹太式的“统战”。
日本战前和战时对日本国民洗脑极为成功,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侵华战争中,日本才是正义的一方,直到今天日本都拒不承认战争罪行,与深刻忏悔罪行的德国人形成鲜明对比。
其中,就有犹太人的功劳。毕竟,在神之选民的视角里,错都是别人的,我怎么会有错!
讲谈社出品的面向日本中小学生的《少年俱乐部》杂志,是日本最受欢迎的青少年读物。该杂志在1932年新年特刊上,用一则寓言故事来解释,日本“满蒙政策”的正当性:
“日本蟹”在甲午战争获胜后,得到辽东半岛。结果,“中国猴”委托俄德法要回辽东。后来,“日本蟹”耗费十万人生命和二十亿元金钱,经过日俄战争获得“南满洲”。
为发展南满洲,日本又花掉十五亿一千万元。等南满洲发展起来,“中国猴对这果实垂涎三尺企图抢夺,于是……来找日本蟹的麻烦。”“日本蟹终于发怒”,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但是,“中国猴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又去国联告状,“日本蟹为了不象过去老蟹子那样被猴子欺辱,就必须坚决保卫本来是其生命的满蒙。”
这则寓言本身,就带着浓浓的鱿鱼味道。
精打细算,装无辜,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一键三连。
看了这则寓言的日本青少年,无不对中国义愤填膺,甚至埋下了将来为保卫满洲献身的思想种子。
连对小孩的洗脑都这样,面向成年人就更是如此,日本报纸上充斥着敌视中国的新闻标题。《东京朝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一个比一个强硬:《疯狂的中国士兵开枪射击》、《挑衅的中国,无视誓约》、《丝毫没有反省之意的中国》、《戴着面具磨刀霍霍的中国》……
大部分中国人,往往只是从单纯的军事角度理解侵华战争,但在犹太人的指导下,侵华战争是一场综合的总体战,除了认知战之外,更是披着战争外衣的经济战和金融战,或者更具体地说,金融与军工复合体相互驱动,相互促进的经济体系。
犹太人对战争的理解,非常朴实无华且枯燥:
他们对战争不带任何善恶道德方面的价值判断,伏尸百万,赤地千里,饿殍遍野,这都不是事;
唯有一条:这玩意是否能挣钱。
暴利的买卖杀头也要做,没钱的生意唯恐避之不及。
所以,打败日-犹联盟的办法,也很朴实无华且枯燥:
让他们没法从战争中挣钱,
并且要让对方明白这一点。
所以,中国应对策略呼之欲出:
开展以拖垮对方经济体系为目的的持久战,并将其昭告天下!
这就是毛泽东式的“统战”。
犹太金融资本大赚特赚的那些战争,无论是拿破仑战争,南北战争还是普法战争,共同的特点都是大兵团会战,规模很大也很激烈,但是持续时间短,迅速分出胜负。
这样,很容易清晰计算投入产出,而且对于战后能获得多少收益,也很容易估计出来,于是,就可以设计战争债券,吸引大笔投资,带动军工,实现战争-金融-工业的循环。所以犹太人敢投资,而且越投越赚,吸引更多资本卷入,调动比对手更多的资源,不赢才怪。
蒋介石的打法,就落入了犹太人的圈套。
如果继续按照这个套路玩下去,犹太人的金融杠杆就会不断加码,日本的战争机器就能够复制英国战胜法国的成功故事,利用金融杠杆调动全球资源跟你死磕,中国虽大也必败无疑。
毛泽东的持久战,逻辑完全不同。
调动就是消耗,占领就是成本,没有大战,但是各种小规模冲突不断,也看不到结束的那一天。没有办法有效利用占领区的资源来组织生产,但人吃马喂都是钱。
这一招,正中了日-犹同盟的死穴。
而且是明明白白告诉对方,让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走向死亡。
但就是毫无办法。
毛泽东的“持久战”统战大法,不仅拆散了日犹同盟,也把美国变成了中国的盟友,直到今天,仍然是反美反以同盟的基本战略方针。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美国是为了正义,反对日本法西斯。
所谓反法西斯,都是战争胜利后涂抹的说辞。
对于控制美国华尔街的犹太金融资本来说,一切都是生意,支持哪个国家如同买卖股票,投资是因为有得赚,不投是因为大概率会亏,跟正义不正义没关系。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军民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同时,在犹太金融资本的调度下,美国正在将汽油、钢铁、橡胶等各种战略性物资,源源不断地供应满洲的战争机器,生产出各种杀人凶器来屠杀中国人。
中国的大好山河和多少军民无辜的生命,换来了美国漂亮的经济增长数据,以及犹太资本的增殖。
美国的这种心态,你看乌克兰战争就懂了,这要能换来美国人的利益,死多少斯拉夫人(中国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论持久战推出后不到一年,犹太精英们已经看出来日本必将失败。统战价值都是打出来的,对于法西斯也是一样。既然你是必败了,我干嘛还跟你混?难道等着将来一起被清算吗?
眼见不妙,提前跳船,也是犹太人的强项。
由于日犹同盟的存在,美国一直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直到日本陷入持久战泥潭,败相已现,美国打算出来收割胜利成果,才中断对日贸易。1939年7月26日,美国国务院正式通知日本驻美大使,为了“更好地保障和促进美国权益”,美国将于1940年1月6日终止美日通商,1941年8月1日之后,美国才完全彻底的终止了与日本的经济往来。
如此一来,鲇川义介掌管的满洲战争机器被断了奶。
日产财团哑火,也就意味着日本即将宕机。
作为前满洲最高负责人的东条英机,最着急上火,因为他太了解满洲经济对于整个日本帝国的重要性。
1941年11月18日东条内阁正式成立,这是一个发动战争的集权“内阁”,东条英机一人身兼陆相、内相,以后又兼任文部相、商工相、军需相等职,集各种大权于一身。鲇川义介也辞去满业的职务回到日本,成为东条内阁顾问。
东条内阁的目标就是孤注一掷偷袭珍珠港。本以为能以战促谈,没想到美国人已经断定日本必败,拒不妥协,太平洋战争全面开打。后面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了。
你以为二战结束,意味着日本侵华罪行的结束?
那你就太乃义务了。
二战之后,岸信介和鲇川义介都逃脱了审判,前者成为战后首相,后者在政界积极支持日本中小企业的振兴,主张和美国联手开发东南亚,变相推行“东亚共荣”的计划。
美国将日本驯化为亚洲的看门狗。但日本依然是披着狗皮的狼,日本右翼长期执政的状况,以及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之心,与战前相比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日本依然对中国抱有野心,正好与美国颠覆中国的大政方针取得了方向共识。日本做美国的狗,既有被迫的成分,也有自愿的成分,可以说是半推半就,欲拒还迎。甚至可以说是狼狈为奸,一拍即合。
在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这件事上,日本一直主动扮演美国的马前卒的角色。
掩盖在“中日友好”的表象之下,日本在千方百计地打击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方面不遗余力,让中国人跪倒在日本的光辉之下,扶植经济和文化买办,侵占中国人的头脑,敲碎中国人脊梁,改变中国的文化,使中国成为日本的经济殖民地。
你会发现,鼓吹日本的人,往往也会鼓吹美国。
甚至可以进一步延伸到,鼓吹韩国、以色列、乌克兰、台湾,攻击华为、比亚迪、《流浪地球》……往往都是同一群人。因为这些KPI都是相互关联的,都是服务于同一个指挥棒。
从日本的角度,从来不存在真正的“中日亲善”,一百多年来始终如一,真可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了。
1984年,侵华战略的始作俑者福泽谕吉的头像,被日本堂而皇之放在新发行的一万日元上。现在想来,日本可真是用心险恶,其心可诛。
同年9月,应胡耀邦总书记和中国全青联邀请,三千名日本青年访华。10月1日,也就是中国国庆节的下午,胡耀邦总书记在中南海瀛台,会见了日本青年代表和长期从事日中友好工作的日本老一辈知名人士,并合影留念。
在场年纪稍长的日本人士,都亲身经历过那个举国上下侵华的狂热岁月。他们当时心里,应该都在不由得感慨:当年皇军用军刀和枪炮没有征服的这片国土,如今已经自行宽衣解带,躺倒在他们面前,供其予取予求呢!
当时的合影照片
日本人的乐观估计并不能算错。
当时的中国人,正沉浸在“接触-遏制”思想演变战略之下而不自知。
举国上下,人人以用上日本货为荣。那时候国人还买不起汽车,能用上索尼三洋的电视,夏普的收音机,日立的洗衣机,东芝的冰箱,读着夏日漱石或三岛纪由夫的作品,看着铁臂阿童木的动画,那简直就是人上人的生活。
当你用着日本的商品,欣赏日本的文化作品,你的思想就不由自主地变得崇拜日本,向往日本,甚至恨不得成为日本人。短短五年时间,中国就发生剧烈震荡,国旗差点变了颜色。
作为当年侵华的急先锋,日产汽车在战后进入中国的时间,也比一般人认为的早得多。
1973年,第一台日产公爵(CEDRIC)轿车抵达中国,开启了日产汽车在中国市场发展的篇章。早年的日产汽车主要以整车进口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
1993年,郑州日产有限公司的成立,使日产汽车在中国的发展迈出探索的一步。此后,日产汽车不断加注中国,2003年,成立中国最大的汽车合资企业——东风(日产)汽车有限公司。2004年和2006年,相继迎来日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日产(中国)零部件出口事业部成立。
曾经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公司和中国货都被日本的竞争对手压着打。尤其在乘用车市场,曾几何时,国产车的车主必须有强大的内心,以应对日本车车主投来的轻蔑目光。日产与丰田、本田一起,成为中国市场的日系三杰,成为各种媒体、车评人追捧的对象。
和当年的满业一样,日本企业继续挣着中国人的钱,从经济和思想上控制中国,只不过换成了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
侵华战争实际上仍然在延续。
1995年的世界五百强,日本有149家,美国则有151家,前十强日本占据七席,而且前四名都是日本企业。中国仅入围3家,分别是中国银行、中国石化集团以及中粮集团。差距大到令人绝望。
1997年,当时名列世界五百强第一的日本财团“三井物产”,旗下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市川周出版了一本书,名叫《战胜中国》。
市川周在书中把亚洲分为三个区域:
第一个区域是东亚海洋国家和地区,它包括了韩国,台湾,东海钓鱼岛也在其中。第二个域是中国大陆。第三个区域是东南亚,中亚蒙古等中国周边国家。
日本的战略是:确保第一区域,影响第三区域,包围第二区域
其核心框架是“东=亚=共=同=体”。
日本侵略中国时的核心框架“东=亚=共=荣=圈”,几乎与此如出一辙,只不过那时是日本军队打先锋,而现在是日本财团开路。这种换汤不换药的侵略手段,证明了日本亡我中华的贼心不死,并且更加隐蔽,更加让人防不胜防。
这就是为什么,当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去东南亚发展时,遭遇到来自日本的重重阻力,因为这在他们看来,是中国突破其经济包围的征兆,必须极力遏制。
书中提出,日本对中国要有“竞争对手意识”,要充当“战斗的(东亚)家长”,海洋国家(日本)要与大陆国家(中国)对抗,要利用“非华人对华人感到的压力”,广泛团结非华人国家对抗中国大陆。
在中文翻译版中,译者艾中华警示国人:“我希望能通过这本书,唤醒一些国内的仁人志士。我们的眼光不能仅仅盯着日本政府,我们要看到在日本真正做决策的是“三井”一类的超级财团!丰田、东芝都是这个财团的成员,他们,才是日本的最高决策者和掌舵人。”
另有一本叫做《三井帝国在行动》的书,作者白益民是一位在日本三井财团工作12年的中国人,里面主要讲的是从基础制造业、高科技产业到能源矿产方面,三井财团已经在中国展开了令人震惊的精妙布局,中国企业已经被三井层层“捆绑”。
当市川周包围中国的“三区域”理论取得战略性效果的时候,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所长寺岛实郎明确指出:日本必须“亲美入亚”,从而为日本大举占领中国市场吹响了号角。
按照他们的设想,在所谓的经济全球化的大旗之下,中国企业被圈养在本土之内,只能成为外资企业产业链上的配套。同时,在中国国内扶植一些买办资本,留一些价值低的边角料给他们,同时又可以借助他们的力量扼杀中国本土民族企业,让中国人世世代代成为他们的原材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地。
如果这一战略真的完全实施,那么大部分中国人世世代代卷生卷死,也只能温饱度日,买办走狗们替外国主子扎好牢笼。
日本成为美国资本在东亚地区的看门狗;日本在中国国内再培养买办走狗,属于狗中套狗,汪汪队套娃了。
在当时的日本看来,一切都是万物竞发,生机勃勃的景象,已经迫不及待要提前开香槟,构想把中国变成“日本经济殖民地的美好前景”了。
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在“五大抢眼板块”中,评出了众多登陆中国大陆最有成长性的财团企业二十八家,预计十年以后,这些企业在中国大陆的收益将大部超过中国企业。它们是:
资生堂,将超过化妆品市场总收益的50%。
小松机械,日立建机,将占有中国建筑矿山机械市场份额第一;
商船三井,日本邮船,川崎汽船,将占据中国沿海海运市场的最大份额;
东芝,占打印机市场份额首位;
爱普生,墨式打印机市场60%份额;
大金空调,将占中国商用空调市场35%的份额;
奥林巴斯将占中国镜片市场80%的份额。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以上述日本企业为龙头,在“三区域”理论思想的指引下,更多的日本财团企业,正在或者说早已经在中国完成布局,只等中国这头肥牛再壮些,日本财团就可以从不断中国汲取更多的财富,中国必将彻底沦为美日的经济殖民地。
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有形的敌人容易抵挡,无形的敌人最为致命。
我们现在没事就把美籍日本人弗朗西斯·福山拿出来调侃,但是当他写下《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时,美日距离最终成功,也就一步之遥!
九十年代,某种程度就相当于1937年!
当年日本需要发动战争才能取得成果,如今不费一兵一卒就实现了!
这,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
就在日系企业最为嚣张的年代,1995年2月,一家电子组装厂在深圳坪山低调成立,这就是王传福创立的比亚迪。
谁也没想到,这家企业在三十年后,会成长为世界级的电动车巨人,率领中国车企发动绝地反击,并敲响日系车覆灭的丧钟!
王传福在车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