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梁剑《王船山哲学研究》一书，据作者《新版后记》言，此书乃旧著《天·人·际：对王船山的形上学阐明》之“翻新”。
《天·人·际：对王船山的形上学阐明》200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刘梁剑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比较作者博士论文与《天·人·际：对王船山的形上学阐明》一书，只增加了杨国荣先生的一篇“序”及《后记》。《天·人·际：对王船山的形上学阐明》一书正文包括《导论》、《天》、《人》、《际》、《天人之际》五章及《余论》。附录包括《船山生命学谱——基于诗文序跋的考察》、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of WANG FuZhi in mainland China（当代中国大陆船山学平议）。
对比“旧著”，《王船山哲学研究》一书“翻新”之处表现在：一、对旧版第四、五章的节目调整。二、《外篇》除了“旧著”的两篇附录之外，又增补了四篇近年所作与船山相关的中英文论文。这四篇中英文论文是：《“无善无恶心字体”：船山与阳明关于心学的智性对话》、Mencius and Wang FuZhi(孟子与王夫之)、A Tentative New Theory Of Justice through Philosophy Grammatic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Deviation” of “Zhengyi”from “Justice”(正义新论：对“正义”偏离“Justice”的哲学语法考察)、Ji as a Speculative Word: Thinking from Hegel and Wang FuZhi and Heidegger(思辨的“际”：王夫之、黑格尔与海德格尔之对话)。此外，细节处如旧版第一章《导论》，新版更名《际之初描》；旧版第一章第一节《际之初描》，新版更名《际之三义》。明显处“旧著”名《天·人·际：对王船山的形上学阐明》，而“翻新”后更名《王船山哲学研究》；“旧著”分正文与附录，“翻新”后更为内篇与外篇。
【二】
“际”如此重要，那么“际”如何进入作者的视线呢？“旧版”《后记》说：
真正对船山发生兴趣，始于阅读陈赟师兄的博士论文《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这是一篇很有特色的著作，读来令人神旺。文字虽略显滞涩，却极富思想的原创力（挣脱习见的能力）和蛊惑力。翻检读书笔记，发现自己的很多想法都是在当时面对着陈著的激荡形成的。陈著所注意到的“际”字在我的心灵中扎下了根，最后竟成了博士论文的中心词。
刘著《王船山哲学研究》第3页注④说：
陈赟认为：“分际与会通意义相反，但却被包含在‘天人之际’之‘际’中。因此‘际’乃是一个‘思辨的字眼’......黑格尔断言汉语并没有这类思辨的字眼，因此也无思辨的精神。但是这是极其武断的。汉语中的‘反训’就是思辨性字眼的体现。例如‘理’在汉语中同时包含着治理与乱的相反之意。又如《易经》的离卦包含着分离，又包含着附丽。”
按：陈赟注见《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页。陈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1页删除此注，实为一憾。因刘著引陈注不全，兹录全陈注以飨读者：
分际与会通意义相反，但却被包含在“天人之际”之“际”中。因此“际”乃是一个“思辨的字眼”。黑格尔认为，在一中高度发展的语言里，同一个词可以表示两个意义相反的规定，可以找到自身就有思辨意义的字眼，“这对于思维是很愉快的，德语就有很多这类字眼。”“德语有些字非常奇特，不仅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有相反的意义，以至于使人在那里不能不看到语言的思辨精神：碰到这样的字，遇到对立物的统一，已经以朴素的方式，作为有相反意义的字出现在字典里，这对于思维是一种乐趣。”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上卷，第98页及第8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黑格尔断言汉语并没有这类思辨的字眼，因此也无思辨的精神。但是这是极其武断的。汉语中的‘反训’就是思辨性字眼的体现。例如‘理’在汉语中同时包含着治理与乱的相反之意。又如《易经》的离卦包含着分离，又包含着附丽。从这种思辨性的字眼来看，“天人之际”中的“际”既意味着“分际”之“际”，又意味着“交际”、“际遇”之际。
【三】
第一章“际之初描”作为导论，从论述“际之三义”开始，在作者看来“分际与相际、差异与同一、分别与想通，两种相反的要素同为‘际’的题中应有之义。”（第3页）“分际、相际、交际，三者共同构成了际之意蕴。”（第5页）因此，“‘际’是一个思辨的字眼。”（第3页）第二节“际作为视域的意义”，作者提出了“从际出发阐明王船山的哲学”的整体构想，此节可视为全书的“内容提要”（第9-12页）。另外，饶有启发的是作者严格区分了“形而上学”与“形上学”——“用前者指具体存在论，而用后者指像metaphysics那样的抽象存在论”（第13-14页）。在第三节“方法论的说明”中，作者还交代了本书写作方法论：哲学史考察与哲学思考的统一；中西哲学相互牵引的对话；包括语源考察、虚词分析在内的语言分析（第14页）。作者认为“语言分析”是船山重要的运思方式，纵观刘著亦尤其强调语言分析。此外，作者还提出了“对于现代汉语来说，语源考察的另一重紧迫性”问题（第15-16页）。
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是具体展开。在首章“初描”的基础上，以“际”为视域对“天人之际”（天人共同体）的天、人、际三个环节逐一作了考察。第二章“天”循着有幽明而后有时之三际，时之三际乃幽明之运作，幽明进一步落实为气化的思路展开。第三章“人”大讲性命之学，因为“性命之学是天人之际在人道观上的落实”（第56页）。第四章“际之展开”既是对“天人之际”（天人共同体）之中“际”的描述，也是“天人之际”（天人共同体）的整体描述。需要我们注意：此数章看似是对“天”、“人”、“际”三者分开说，实则“天人之际”（天人共同体）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正如作者讲到“际”时所言：“天人之际。有天焉，有人，焉，亦有‘际’焉。其实，在谈论天、人的时候，‘际’已经无处不在”。（第80页）
此数章，涉及中国哲学的许多重要范畴与议题，如“有无”、“幽明”、“时间”、“气”、“太极”、“道”、“理”、“一阴一阳之谓道”。（第二章）“天命之谓性”、“终始以成性”、“心性”、“人心”与“道心”（第三章）“情”、“语言”（诗）、“知”（第四章）等等，作者都有“别开生面”的阐释。
【四】
前文由刘梁剑《王船山哲学研究》一书又引出陈赟《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一来觉此乃一佳话，值得学界、尤其船山研究所铭记。
另外，旨在强调华师大哲学传统历来重视船山、是当之无愧的国内船山研究的重镇之一。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冯契先生的一系列著作，尤其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便将船山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以同期或之后的萧萐父、李锦全二氏主编《中国哲学史》、萧萐父、许苏民二氏所著《王夫之评传》为例，受冯氏著作影响之处显而易见。另外，杨国荣先生也对船山有非常多的论述，散见于各种书《序》（包括陈、刘二人著作）、期刊等等。
回到刘著《王船山哲学研究》与“际”的问题。前面引文陈、刘二氏都认为“际”是一个“思辨的字眼”，批评黑格尔武断地断言汉语并没有这类思辨的字眼。如果说那还只是口头的批评，那么刘著外篇Ji as a Speculative Word: Thinking from Hegel and Wang FuZhi and Heidegger(思辨的“际”：王夫之、黑格尔与海德格尔之对话)一文，便是实实对黑格尔的反驳——汉语同样具有很强的思辨性，同样可以用来从事哲学创作。这一点，刘梁剑《汉语言哲学发凡》，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有更多的讨论。
最后，接着内篇何为天，何为人，何为间（际）的问题，刘著外篇从“际”出发对传说之下中人在天地间的位置、天人共同体的理解，对其中的伦理学、政治哲学、语言哲学、情感哲学诸方面意蕴作了挖掘。郑昕先生1946年写的《康德学述·弁言》中说：“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略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至今，此话几成共识。那么，就船山哲学来说，不久的将来是否能有类似的话——“超过船山，可能有新哲学；略过船山，只能有坏哲学”，至少对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如此？如果可能，刘著外篇的“挖掘”无疑具有典范意义。
《船山学刊》2004年第2期第22-23页，刘梁剑有《作为后形而上学建构者的王船山——读》一文，盛推萧萐父与许苏民合著《王夫之评传》、陈赟所著《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为两部重要的王夫之研究专著。今天，毫无疑问刘梁剑《王船山哲学研究》也是一部重要的船山研究专著。
附识：入华师大哲学系以来，投陈赟师门下，然梁剑师于我这“门”外学生多有指导、关心。能求学两位船山研究专家门下，实乃人生快事。二师之恩，唯刻苦勤思以报。此《书评》有直呼陈师、刘师之名处非为不敬，便于行文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