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欧洲选举

刊物介绍

《人工智能资讯周报》探讨人工智能对公共政策、治理和政策建议的影响，探索人工智能对商业、政治和社会的影响，以确定潜在的研究领域，探讨可能的合作研究和机构伙伴关系。本刊着重提供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动态和对人工智能的思考，同时关注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相关研究动态。本刊旨在通过可靠的研究，来帮助企业、研究机构和公民预测和适应技术引领的变化。 和成就。自2017年起，每年的5月30日被设立为“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以鼓励和支持科技工作者的创新和贡献。

摘要

技术在欧洲选举中的应用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电子投票系统；数字驱动的政治竞选技术；人工智能的应用。美国的技术解决方案，如Smartmatic、NationBuilder和Blue State Digital，以及欧洲的技术解决方案，如爱沙尼亚的网络投票系统Cybernetica，匈牙利的数据驱动竞选系统Datadat，以及法国的LMP、Digitale Box和fsamdacriavox ，这些技术解决方案的积极影响包括选举过程的数字化、效率和便利性。它们还为公民更广泛地参与政治进程创造了机会，特别是通过在线平台解决地理或实际投票限制。然而，这些技术也带来了重大风险，特别是在深度伪造、错误信息和选举干预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公司中的大多数是由技术而不是政治专业知识驱动的，它们在没有政治专家投入的情况下建立和运营。技术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这种脱节可能会加剧因滥用技术工具而引起的政治和道德问题。

2024年2月4日，CNN报道英国工程公司ARUP的财务人员在视频电话会议中被骗子骗取2500万美元，骗子使用深度伪造技术冒充该公司的首席财务官。这名员工在收到一封据称来自该公司驻英国首席财务官的邮件后产生了怀疑。起初，这名员工怀疑这是一封钓鱼邮件，因为邮件中提到需要进行秘密交易。但在一次由人工智能伪造的与同事的多人视频会议后，该员工同意汇出总计2亿港元（约合2560万美元），直到该员工后来向公司总部核实后，才发现这一涉及假冒首席财务官的骗局。深度伪造正在给企业带来新的挑战。

1. 电子投票系统：

电子投票涵盖使用电子方式进行投票和/或计票（互联网投票）。互联网投票，也称为“远程电子投票”和“在线投票”，通常在传统投票站外、传统选举日之前进行；换句话说，它是一种地理和时间上的远程投票选项，就像邮寄投票一样。最近，比利时、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法国和葡萄牙埃武拉地区使用了电子投票；在保加利亚，投票机甚至引发了政治争议。而意大利、爱尔兰和荷兰等国则尝试过电子投票，但目前已停止使用。

爱沙尼亚：i-voting，本土技术方案

爱沙尼亚拥有世界上最成熟的电子投票系统之一。互联网投票——使用选民自己的设备进行远程电子投票——于 2005 年试行。爱沙尼亚议会通过立法允许选民在投票时使用 Smart-ID 应用程序来识别自己，还允许使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进行投票。由于其高效便捷的特点，网络投票非常受欢迎。目前，大约三分之一的选票通过互联网投出。现行的i-voting系统于2017年地方选举时投入使用，由爱沙尼亚本土公司Cybernetica设计，并根据新的电子投票政策框架不断完善。截至目前，该国从未在选举期间检测到恶意软件或安全漏洞。

保加利亚：Smartmatic，美国技术方案

保加利亚自2014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电子投票。主要使用美国选举技术公司Smartmatic公司提供的硬件、软件与服务：硬件方面，保加利亚采用的Smartmatic高级投票机采用多层安全保护，包括防篡改数据收集、端到端加密和完全可审计的日志。其“端到端”加密技术可防止入侵和黑客攻击。机器还会生成可审计的纸质记录，以保证数字选票的准确性。配备 17 英寸触摸屏，方便许多残障人士使用。还配有智能卡读卡器和简易打印机。软件方面，选举管理平台 (EMP)是管理整个选举过程的解决方案。由多个模块组成，允许选举委员会协调选举管理任务。在保加利亚，EMP 帮助配置投票机，计数、统计和合并结果，并准备选举进展报告。服务方面，Smartmatic公司提供整个选举流程的项目管理、操作员的招聘和培训、仓库和服务台的设置和管理、投票设备和应用程序的设置和启动、建立计票中心等服务。

2021 年，在每轮全国投票中，保加利亚超过 9,000 个投票中心部署了 9,500 多台 Smartmatic 投票机。对它们进行的所有选举后审计都证明数字结果 100% 准确。2021 年 11 月 21 日举行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保加利亚在 21 个国家的保加利亚大使馆安装了 400 台机器，这是另一个里程碑。Smartmatic与保加利亚公司 Ciela 合作为2021 年7 月的大选和 2021 年 11 月的联合大选和总统选举提供了9,500 多台电子触摸屏机器并组建DZZD 电子投票联盟以顺利执行该项目所需的所有关键流程。

2. 数字驱动的政治和竞选技术：

竞选活动在欧盟的《新技术对自由公正选举的影响研究》中被定义为“在选举前一段时间内有组织的努力，政治家试图通过影响人们的决策过程来说服人们投票给他们”。在此过程中，政党利用不同的渠道和媒体，尽可能广泛地接触选民。在荷兰、挪威、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学者和记者发现，政党在现代竞选中使用了定向广告。西欧的一些政党已经招募了美国竞选战略家，以使竞选活动专业化，特别是在社交媒体的使用和在线政治微定位（Online political micro-targeting） 方面。但往往没有美国那么先进，或者至少不像大西洋彼岸那样成熟。尽管有关于微定位（micro-targeting）有效性的质疑，Almog Simchon等人研究发现在欧洲政治微定位（political micro-targeting）的说服性效果虽然有限，但仍有潜力。CrosbyTextor、Blue State Digital 和 Harris Media 等公司与多个欧洲国家/地区的政党合作，经常（但并非总是）与具有共同意识形态议程的政党合作。

NationBuilder

NationBuilder在全球范围内以及不同政治谱系中得到广泛使用，网站上列出的客户包括奥地利青年组织Junge Linke（青年左派）、欧洲自由民主联盟（ALDE）和比利时弗拉芒基督教民主党（CD&V）等。英国信息保护委员会（ICO）披露的信息显示，在2017年英国大选期间，多达200个英国竞选团体使用了NationBuilder。

NationBuilder提供了一套用于跟踪支持者行为、竞选和外联的工具。它可以用于面向外部的选民动员，也可以用于组织和调动支持者。NationBuilder的两个主要功能包括其数据库——“Nation”，和其用户分析工具——“Political/Social Capital”。数据库充当一个集中存储库，汇集来自不同来源和组织单元的数据。客户可以从党派的内部记录、公共记录以及营销和在线互动中导入支持者数据。NationBuilder不会（或至少默认情况下不会）将社交媒体账户与数据库中注册的支持者的电子邮件地址进行匹配。其用户分析工具用于对平台内外的活动进行分类和评分。超过80种不同的行为会影响数据库中支持者的Political/Social Capital指标。Political/Social Capital可以理解为一种参与度的衡量标准，它受到如捐赠、点赞Facebook帖子或同意成为筹款人等积极互动的影响，也受到违反内部规则等负面互动的影响。

NationBuilder还提供可选的附加功能和定制选项。通过Statara Solutions、Accurate Append和NamSor等集成，客户可以向支持者文件中添加附加数据。Statara Solutions还提供“定制预测模型和分析，帮助组织扩大招募、筹款和宣传的覆盖范围”。此外，客户可以通过中介与数据供应商集成，并通过Pipedream和Zapier等中介将广告工作流与Amazon广告和Google广告连接。

尽管全球竞选人员利用NationBuilder来推广合法的事业，但它也可能被滥用来进行有害的行为。根据对2017年全球NationBuilder安装的扫描研究，发现了三种值得怀疑的用途：（1）用于煽动仇恨或针对文化或种族身份的群体动员工具；（2）用于欺骗性广告或隐形媒体的档案工具；（3）用于企业新闻学的筹款工具。

法国

法国的本土数字竞选公司包括2012 年 10 月成立的 LMP、2013 年 8 月成立的Digitale Box 和 2014 年 6月成立的 Fédéravox等，目前法国市场上只有不到十几个参与者，其中美国公司NationBuilder在法国拥有最发达和结构化的内部组织，拥有 30 多个与数据、数字和商业及领土发展相关的业务板块。

这些公司向客户提供两种主要服务：数据软件服务和政治咨询。第一种服务是基于数据的软件服务（如Ecanvasser、DigitalBox、NationBuilder、Liegey Muller Pons、Spallian和Fédéravox）。这类服务需要计算机和/或统计技能。软件服务类型多种多样，但大多数基于不同精细程度的定向功能。定向可以是以姓名为基础的（如CRM系统中的Ecanvasser、DigitalBox、NationBuilder、Liegey Muller Pons和Fédéravox）。根据软件的复杂程度，特别是数据库中可用信息的丰富性，客户可以交叉参考不同类型的信息（如GPS坐标、客户偏好、电话号码和社会人口数据），以根据其战略选择优化竞选活动。通常，软件还提供数据可视化功能，包括地图展示。当数据不够精确时，用户可以通过预测模型（如P-A. Veillon、Liegey Muller Pons、Fédéravox）间接推算数据。第二种服务是基于数字工具的政治咨询，包括“软件培训”（如E. Zuckerman、LMP、Fédéravox）。最后，有些客户还提供现场培训（面向活动人员），以实施竞选活动，如拉票行动（如LMP）。

· 多元化的服务提供商：Liegey Muller Pons 和 Fédéravox 提供全面的服务，涵盖了客户关系管理（CRM）、制图（Cartography）、目标定位（Targeting）和软件培训等领域， 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这种综合能力也让它们能够服务于更广泛的客户群体，并从数据整合中获得更高的价值。

· 专注于特定功能的公司：E Zuckerman 和 PA Veillon专注于提供如目标定位（Targeting）和咨询（Consulting）等特定领域的服务，展现出它们在细分市场中的专业化特征。它们的主要客户群体为政治领域的客户，表明其市场定位更加垂直化。

· 技术驱动型企业：Nation Builder和Digitale Box不仅提供常规的CRM和目标定位服务，还进一步扩展至软件工程和平台战略的开发，这显示了它们在技术创新上的强大支持能力。这些公司可能更适合需要深度技术支持的客户，尤其是那些希望通过平台化解决方案实现数据整合和优化的客户。

法国数字竞选活动参与者的服务类型和数据使用类型具体如下：

Nation Builder

提供客户关系管理（CRM）、目标定位（Targeting）、软件培训（Software Training）、软件工程师服务和平台策略。

数据使用：现场数据（Field Data）、社会经济数据（Socio-economic Data）。

E Zuckerman

提供制图（Cartography）、目标定位（Targeting）、预测模型（Predictive Models）、咨询服务（Consulting）。专注于政治领域客户（Only from politics）。

数据类型：社会经济数据（Socio-economic Data）。

PA Veillon

提供目标定位（Targeting）、咨询（Consulting）和软件工程师服务。

Ecanvasser

提供客户关系管理（CRM）、目标定位（Targeting）、软件培训（Software Training）及平台策略服务。

数据使用：现场数据（Field Data）。

Digitale Box

提供客户关系管理（CRM）、目标定位（Targeting）、软件培训（Software Training）及平台策略服务。

数据类型：社会经济数据（Socio-economic Data）、选民名单（Electoral Lists）。

Liegey Muller Pons

提供客户关系管理（CRM）、目标定位（Targeting）、制图（Cartography）、软件培训（Software Training）。

数据类型：社会经济数据（Socio-economic Data）、选民名单（Electoral Lists）。

Spallian

提供目标定位（Targeting）。

数据类型：现场数据（Field Data）。

Fédéravox

提供客户关系管理（CRM）、目标定位（Targeting）、制图（Cartography）、软件培训（Software Training）。

数据类型：现场数据（Field Data）、社会经济数据（Socio-economic Data）、选民名单（Electoral Lists）。

匈牙利

匈牙利2022年选举期间，在实施公共服务（如税收福利、COVID-19疫苗和职业协会）过程中收集的数据被用于执政党Fidesz的竞选活动。反对派也在2019年选举期间使用数据驱动的竞选活动，特别是其与数字竞选公司Datadat的合作引起了关注。Datadat由前政府成员组成，创始人包括前总理戈登·巴尼亚（Gordon Bajnai）、前情报部长阿达姆·菲克索（Ádám Ficsor）、竞选战略家维克托·斯吉特瓦里（Viktor Szigetvári）以及社会学家提博尔·德塞费（Tibor Dessewffy）。该公司与匈牙利的多个反对党及市政候选人合作过，此外还在罗马尼亚、意大利等其他国家开展过竞选支持活动。根据独立新闻媒体Átlátszó的报道，2019年匈牙利市政选举期间， Datadat负责为新成立的新闻网站EzaLényeg定向Facebook广告，该网站的报道包括精心策划和定向的信息，旨在与不同选民群体产生共鸣。该报道还提到，多个民主党候选人将Datadat列为他们的数据处理方。在线新闻门户24.hu报道称，Datadat的聊天机器人允许使用该机器人进行竞选活动的团队记录用户反馈，从而了解选民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以及这些问题对选民的重要性。通过这种方式，政治信息可以非常精确地定向，政党也可以建立一个在线社区。

荷兰

2017年荷兰绿党聘请了美国数字战略公司 Blue State Digital——一家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前数字策略师创立的公司。竞选策略由荷兰绿党领袖杰西·克拉弗（Jesse Klaver）和威南德·杜伊文达克（Wijnand Duyvendak）共同设计。他们领导的竞选团队模仿美国民主党人，以及采用用于组织和与活动家沟通的软件。

3. 人工智能应用：

人工智能可用于加强选举安全和管理、抵制虚假信息、为资源匮乏的竞选活动提供支持、增强政治广告、审核内容、揭穿虚假新闻、为选民提供有关选举的建议和教育。另一方面，它可能被用来以非常低的成本大规模地创建有害内容。竞选者可能会试图用深度伪造内容过度地非法化/贬低竞争对手，用虚假信息使选民两极分化和激进化，用机器人电话和克隆声音劝阻选民参与选举（“谣言轰炸”），或者通过将真实信息视为虚假信息来避免具有政治破坏性的丑闻（“骗子的红利”）。

自 2022 年底以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激增，允许用户根据人工输入生成越来越逼真的合成图像、音频、视频和文本。大型语言模型（如 GPT-4）和图像生成器（如 Midjourney AI）为资源不足的政治竞选活动提供了诱人的好处，并可以协助选举管理流程。例如，聊天机器人可以帮助改善政治候选人和选民之间的联系，因为它能够将输出翻译成多种语言。尽管如此，同样的创新也降低了技术能力较差、意图恶意的行为者的门槛，而以前只有国家对手才能利用此类工具。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还提高了活动的速度、规模、真实性和个性化，以影响受众，包括：

1. 人身攻击（高度逼真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包含旨在破坏政治候选人的虚假指控）。

2. 欺骗性政治广告（高度逼真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通过政治候选人的外表、代言或活动欺骗选民）。

3. 选民定位（自动机器人账户和有针对性的选民互动，旨在影响公众看法）。

英国

根据Centre for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Security（CETaS）的研究显示，在 2023 年 1 月以来或即将于 2024 年举行的 112 次英国全国选举中， CETaS发现了 16 起确认的人工智能造假或深度伪造案例。似乎表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或深度伪造对英国选举结果未产生重大影响。

法国

在 2024 年 6 月初欧洲议会选举前夕，隶属于极右翼联盟身份与民主 (ID) 的政党将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其竞选活动的一部分。DFRLab 研究发现，法国国民联盟和意大利联盟（均为 ID 成员党）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来支持其政治信息。ID 至少从 2023 年秋季开始就一直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并在数十个实例中使用了 Midjourney 和 Stable Diffusion。这些合成图像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推广，展示了据称“入侵”欧盟 (EU) 的移民、参与农民抗议的拖拉机或被描绘成不讨人喜欢的欧盟政客。几乎所有这些帖子都违反了 ID 于 2024 年 4 月签署的自愿行为准则，该准则承诺对 AI 生成的内容进行标记，以及其他透明度指南。

基于2024年法国选举的研究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在选举活动中的使用仍然有限。大多数政党或联盟的官方渠道几乎没有发现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图像的证据。然而，除了“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选举活动中系统性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图像的证据外，AI Forensics的研究报告还确认了“再征服党”（Reconquête）、“爱国者党”（Les Patriotes）、“农村联盟”（L’Alliance Rurale）和“独立民主联盟”（Union des Démocrates et Indépendants）也使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图像。通过所有平台和政党的官方渠道，AI Forensics发现共有51篇包含生成式人工智能图像的帖子，其中25幅图像为独特的、未重复的图像。

在法国政治竞选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图像，与为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制定的《行为准则》中确立的承诺背道而驰。这些竞选活动中的观察行为表明，它们未遵守这些法规要求。AI Forensics研究还发现，所有这些生成式人工智能图像均未被用户账户（即政治党派）或平台标注为AI生成内容。在政治竞选中，平台标注AI生成内容以保持透明性和完整性至关重要。这种缺乏透明性的现象直接违反了《数字服务法案》（DSA）选举完整性指南中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的缓解措施要求。该指南要求，能够用于生成欺骗性AI内容的平台，应通过稳健的技术和方法使内容可检测。同时，平台还必须对类似于真实人物、地点或实体并以真实形式展示或误导观众的合成或被操控图像进行清晰标注。未能标注和检测AI生成内容，破坏了防止虚假信息传播、保护民主进程免受操控以及通过鼓励批判性参与和媒体素养提升公众知情度的努力。

一方面，电子投票系统可以提高效率和便利性。电子投票过程快速高效，比如，电子投票可以减少计票的劳动强度，并潜在地加快速度。在远程投票的背景下，电子投票也相比其他地理和时间限制的远程投票形式（如邮寄投票）更加具有普遍适用性且更高效，同时可以减少对日益有限的邮政服务的依赖。其次，数字化是社会的普遍趋势，这种趋势在选举中也似乎难以避免。特别是关于爱沙尼亚的互联网投票，尽管并非得到普遍支持（国内如中间党，以及国际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均有批评声音），但互联网投票似乎是该国向数字公民身份广泛过渡的一部分。这个过渡涵盖了从数字身份到行政事务在内的一系列服务，远远超出了选举领域的范围。

AI技术也可以作为民主的催化剂，例如提高政治参与度和在竞选形式方面产生变革性影响。AI可以通过帮助公民了解政策问题或熟悉政治家的立场。例如，基于政治推荐系统的聊天机器人可以回答公民关于候选人竞选纲领的问题。此外，专门设计的AI工具能够向公民实时更新他们感兴趣的政策进展，增强他们在与政府和政治家沟通时更好地表达意见的能力。AI还可以通过管理聊天室中的大规模政治对话来改善公民辩论，例如自动总结参与者的意见、通过识别紧张点调解争论、引导远离攻击和侮辱，并甚至充当共识建立者。除此以外，政治竞选的方式也可能发生重大变化。政治家将很快能够利用AI对竞选动态作出即时反应。在社交媒体上更频繁地使用情绪分析，也将使他们更好地理解公民关注和感兴趣的议题。随后，AI可以用来生成针对特定受众的个性化电子邮件或聊天机器人发送的短信。但这也意味着政治家能够非常精确地定位目标受众，其中包括摇摆选民。

另一方面，AI和数据技术也为选举活动带来众所周知的滥用技术、深度伪造、虚假信息等挑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强调，人工智能语言模型与虚假信息的结合可能导致大规模的欺骗行为，并损害公众对民主机构的信任。人工智能系统本身也就能够生成虚假信息。一项研究发现，谷歌的Bard AI工具在测试的100个叙述中，有78个生成了具有说服力的虚假信息内容。而新版的ChatGPT（ChatGPT-4）在生成虚假信息方面比其前身ChatGPT-3.5更容易受到影响，并且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除此以外，值得注意的是， 缺乏“政治”专家是当前欧美数字竞选行业的一个特征。“在我的公司，我只有程序员和开发人员，没有一个政治科学家，也没有一个竞选总监”，Digitale Box的创始人Vincent Moncenis解释道。这种缺席暴露了数字竞选领域技术优于政治的首要地位。同样的逻辑也可以在 NationBuilder 找到，它选择“成为一家科技公司”并“专注于技术”。在没有政治专家的情况下，该公司围绕其平台创建了一个生态系统，使其客户可以轻松聘请这样的专家来开展竞选活动。这表明许多数字竞选技术公司的迅速崛起不是基于其政治属性 。

技术在欧洲选举中的应用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电子投票系统；数字驱动的政治竞选技术；人工智能的应用。美国的技术解决方案，如Smartmatic、NationBuilder和Blue State Digital，以及欧洲的技术解决方案，如爱沙尼亚的网络投票系统Cybernetica，匈牙利的数据驱动竞选系统Datadat，以及法国的LMP、Digitale Box和fsamdacriavox ，这些技术解决方案的积极影响包括选举过程的数字化、效率和便利性。它们还为公民更广泛地参与政治进程创造了机会，特别是通过在线平台解决地理或实际投票限制。然而，这些技术也带来了重大风险，特别是在深度伪造、错误信息和选举干预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公司中的大多数是由技术而不是政治专业知识驱动的，它们在没有政治专家投入的情况下建立和运营。技术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这种脱节可能会加剧因滥用技术工具而引起的政治和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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