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原文Handicap as a social construction，节选自【美】J. Gliedman 和 W. Roth著，The Unexpected Minority一书，由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于1980年出版。
翻译：知乎苏中彦。请勿转载。
设想世界上真有那么一个发达国家，真诚地尊重残疾人士的需要和人权。如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前往美国旅游，这位外国人会怎么看残疾人士在美国的生活呢——特别是那一千多万智力正常但患有肢体、感官或与疾病有关障碍的人？
首先，这位外国游客一定很重视这数以千万计、包含了成年人和儿童的消费者群体，他理所当然地以为 会有大量专门满足这一群体的特殊需要的生产行业，有的是医药方面的，因为有的残疾人士的特殊需要仅仅是某种药品或支持某方面肢体运作的器材而已；但更多的行业并不是医药类，而是专为某方面肢体不便的人所设计的日常家居生活产品。他会留意是否到处可见专为截瘫、四肢瘫痪人群生产的便宜汽车；他会留意是否到处可见物美价廉的、技术含量不高但设计精巧的小用具，用于提高肢体残疾人士对日常生活中各项操作便利——例如各种手动工具、办公器材、开瓶器、进食工具等。
他还会期望找到支持这一庞大的生产行业背后的研究拓展系统，包括各实验室、研究院，其规模起码不小于阿波罗登天计划——迄今为止美国唯一一个有系统有组织地研究各类辅助器材设施的计划（例如，为了让人类在月球行走而设计的器具。译者按：此处作者在讽刺美国“宁愿为两个人在月球走动而花费大量金钱，不愿为千万人在地球走动出钱”）。
在关于可持续能源危机方面，他期待看到可持续能源的开发中充分考虑到残疾人群的特殊需要。他期待看到倡导高科技环保能源的人，会将有障碍人士群体对于环保能源的需求作为倡导的重要依据。
当他阅读我们的报纸、杂志、书籍时，当他观赏我们的电影、电视节目和戏剧表演时，他会留意有没有关于有障碍人士群体的报导，有没有患有障碍的角色，儿童节目中有没有患有障碍的卡通人物。他会以为在日常见到的大量广告中能见到有障碍人士，即使这些广告的产品不是专为有障碍人士群体开发的。 （译者按：2015年的今天，美国的电影电视杂志上的确多了很多有障碍人士的身影）
这位游客还会期待在参观工厂、企业时处处见到有障碍人士雇员，其比例应该与障碍人士在社会中的人口比例相当。他会期待这些工厂企业在建设时就充分考虑、符合一定比例的有障碍员工的需要。
当他开车各地游览，住在某处的旅馆或酒店时，当他乘坐飞机、火车或公共汽车时，当他乘坐远洋轮船时，当他在大街小巷中散步时，无论身在何处，他都会期待看到各种各样的残疾人士上班、度假、与无障碍的朋友欢聚或独身出行的身影。
他会期待看到很多家庭中的父母亲，会有一个或双方是患有障碍的。他以为会看到支持这些父母养育孩子的，以及支持无障碍父母养育有障碍孩子的发达的社会服务体系。
他期待看到无障碍设施遍布社会人造环境的每个角落，有梯级处必有坡道，每栋楼房必有升降机，居所设计的每个细节都反映了庞大的障碍人士群体的需要。
竞选期间，他会期待看到参选人使尽浑身解数取悦有障碍人士群体，正如取悦劳工群体和黑人群体一样。他会期待看到由障碍人群选出的代表。他会以为无论在国家还是州层面都能发现障碍人群作为一个利益群体有着与其人口所相当的影响力。
他会深入了解我们的贸易商会，期待看到很多工会领袖是患有障碍的，期待看到企业高层中不少患有障碍的商人。在学校中，他会期待看到患有障碍的老师和校长，他会以为相当一部分医生、律师和科学家是患有障碍的。
这位游客之所以抱有以上种种期望，是因为他知道所有儿童当中约有十分之一是患有障碍的；所有成年人当中，五分之一患有障碍；在不患有障碍的成年人中，至少一半的爱侣、孩子、父母或最好的朋友是患有障碍的。
然而，事实往往让人失望，他在真实的美国（译者按：1980年的美国）中所能找到的是：
在大量托养中心、医院中，残疾男人、女人和孩子孤独地度过残生。
就业渠道和工作岗位设置系统性地歧视、排斥残疾人士，数以百万计的有能力工作的残疾人士待业，即使在社会就业率最高涨的时期也找不到工作。专业岗位和其他待遇优厚的岗位中残疾人士凤毛麟角，20万残疾人士的就业渠道——庇护工厂平均工资不到每小时1美元。
他还会发现，在美国这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还存在着“前资本主义”的角落——有关残疾人士的最新辅助器材的发明、销售信息秘而不宣，这一行业的更新出奇地缓慢、难得有任何投资，而且相关信息只能依靠医生等专业人士传播，就像药品必须凭医生药房购买一样。由此可见，残疾人群不仅不具备被雇佣的劳工身份，而且不具备独立的消费者身份。
这位游客会看到我们社会对于有障碍人士群体的需要几乎全面彻底的忽视 ，体现在人造环境的设计上，从最简单的家具设备如下水道和门的设计，到交通系统和工厂、城镇、城市的规划设计上。他还会发现即使法律中已经规定了某些建筑和交通必须实现无障碍，然而并没有得到有力的推行。
在我们的媒体中，他会看到有障碍人士被视作孩子。事实上，他能够在媒体中看到的大多数有障碍人士的确是未成年人，虽然有障碍人士在成年人中的比例大大高于在未成年人中的比例，而且媒体中成年人（无障碍）出现的概率大大高于未成年人（无障碍）的概率。不仅如此，这位游客还会注意到，在媒体对有障碍人士群体在美国遇到的问题进行的探索报导中，总是无一例外地将整个障碍群体简单地描述为重度障碍、就像永远都长不大的儿童。但也许总体来说，最令这位游客震惊的是，尽管残疾人群在整体人群中的比例不容忽视，尽管那么多的无障碍人士最亲近的人患有障碍，然而身边随处可见的新闻、故事、纪录片等信息中却鲜见有关障碍的内容，障碍是一个被屏蔽的话题 。
他还会发现，有障碍人士在美国的社会中处于政治弱势，其地位有如黑人群体在50、60年代获得法律保障之前那样。事实上，他会吃惊地发现，即使在大城市如洛杉矶，有障碍人士如果想要投票还必须费一番不小的周折，因为很多投票点并没有铺设无障碍通道，还有很多投票点有障碍人士很难独自前往。
到底我们社会的视角中哪一点屏蔽了亿万个无障碍人士的视线，即使生活中有一位很亲近的有障碍人士，他们也看不到这一切不公平的现象？那些爱人有障碍、孩子有障碍或同学有障碍的有障碍人士，是什么允许他们不仅默许这一政治上和社会上对障碍人群的压迫，而且根本就不把压迫看成是压迫？无障碍人士到底是如何“看待”有障碍人士的？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对于障碍如此不理解？
社会生活——就像科学活动一样——受控于科学历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的“范式”，即有选择地强调和重视某方面而忽略其他。这一思路解释了很多社会问题是如何被认识、陈述和解决的 。
历经数代人的努力，一系列相互强化的范式束缚了主流社会想要人性化地对待有障碍群体的努力，也限制了专业人士对于障碍的本质的认识。从各种不同的理论前提出发，这些范式整合起来形成了对于有障碍人士的需要以及其在社会中的位置的错误评估。事实上，即使反对歧视有障碍人士，这些反对的视角仍然传承了长期以来对于障碍的误解和成见而对此毫无察觉。
正如所有社会范式一样，塑造了对 障碍 的传统视角的范式是异常顽固、难以改变的 。当这些传统视角受到人权倡导的挑战时，其守护者轻而易举就能在无意识中改造人权的涵义，使其符合对障碍的传统视角而徒留人权之虚名。
我们必须强调这一顺应机制或称结构性误解的理所当然之处——或称无意识层面。正如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指出的：“即使大多数人在某个特定领域掌握了批判性、开放性思维，人们还是会在其他领域中遵循最少努力原则 。例如一个专业的医生也许不会在关节炎、蛇咬上轻信偏方、秘方，但却很可能在政治、养老保险或有关墨西哥文化的领域中接受偏见。对于一个人来说，能够认真思考一两件事就已经够累的了。”
因此，社会范式的普遍性、大众性——左右逢源的高度适应性——需要花一番努力才能认清、克服。对于我们来说，需要做的努力就是从“少数群体”的视角看待 有障碍 群体 。的确，除非我们第一时间对传统思维范式进行客观的批判，否则很有可能它们会跳出来影响我们的思考，让我们错误地看待有障碍群体的需要和面临的问题。
大众文化对于 障碍 的病理化定义
科学哲学家们让我们认识到，即使是表面上对这个世界最显而易见的客观认知，也受到我们已有的物理知识的限制。这与心理学家提出的“心理定势”相类似。大自然，就像人类的语言一样，充满了暧昧不明。正如心理学中经常运用的、可以看作是两个人的脸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花瓶的类似这种模棱两可的图片那样，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心理期待，我们可以从一张图片中看出两种不同的东西，这就是简单的“理论装载”心理过程。
事实上，人类历史中的确有一个时期，连太阳升起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解释，各自都认为自己是客观、准确的认识。那就是在天文学家仍然为到底是太阳围着地球转还是地球围着太阳装争论不休的年代。同样是在布拉格看到的太阳升起，16世纪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的解释是一种；他的学生开普勒的理解却是另一种。布拉赫信奉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看到”了太阳渐渐升起证明了地球固有的地平线的存在。但是布拉赫并不是“故意”捏造出这个理论的：根据心理学家赫尔姆霍兹的著名概念“无意识推理”，即已有知识与感知到的信息会混合互相影响。布拉赫“看到”了太阳绕着地球运行，而开普勒对于同一现象则“看到”完全不同的东西，是地球在运行，绕着自己的轴心和以太阳为核心的轨道运行。
对于自然的认识的这一扭曲，在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中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很大程度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开始于互相解读。每个人都在企图降低对方的社会角色的内在不确定性，将其降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这一尝试导致了在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上的理论化，与科学家对某一自然现象建立理论假设并进行检验的过程非常相似。根据某些尝试、检验的解读策略，经过几番试探之后我们就能建立起关于对方的特征的模型——以及对方怎样解读我们自己的模型的模型。就像科学家一样，我们会将某些信息看作是关键信息。有的关键信息在第一次见面时不用说就一目了然——年龄、性别、种族、礼貌、衣着、说话方式等。还有的关键信息必须从对方口中，或从其他了解对方该方面信息的人口中得知——例如宗教信仰、职业、个人重要经历等等。这些各方面的信息片段会引导我们解读对方，在一开始就排除某些无关的方向。我们在与对方的交流中传递出有关自我意象、性格、社会地位和对对方的印象这些信息；我们还传递出关于我们认为对方将来可能会怎样的期待、关于我们与对方之间会有怎样的将来的期待（工作上的将来或个人生活的将来）——将来是否会成为熟人、生意伙伴、朋友甚至恋人。
在初次认识时，发现对方患有 障碍是 至关重要、影响全局的关键信息 。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发现对方患有障碍、或其实没有障碍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如何判断对方的社会角色。设想一下，当你看到一个人跛着脚在大街上行走，隔着一段距离看着你会觉得挺可怜他，或者有点嫌恶，或者对这一特别的情况感到好奇。任何受到过正统价值观教育的人都会有意识地装作没看见该有障碍人士。当这个人走近时，你发现其实他只是一只脚装了石膏所以走起来有点跛，也就是说这只是暂时的受伤，顿时你刚才的很多感受都会马上消失，你会觉得松了一口气，更觉得好奇甚至感同身受地觉得同情。当这个人继续走近，你看到他腿上的石膏上有一个醒目的签名，手上的拐棍上贴着滑雪运动员空中翻腾的图案。那么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了这一受伤的原因（滑雪事故），你肯定这只是暂时的。这个人原本肯定是健全人才能滑雪，而且石膏上的签名说明这人的朋友知道他受伤了，进一步证明这只是暂时的，他本人并非残疾人——而且他态度足够潇洒可以让人在石膏上签名作乐，因为这一受伤很快就会成为过去，成为日后津津乐道的一段经历。
当一个人只是暂时受伤时，我们会在石膏上签名，会拿他开玩笑，甚至借他的轮椅溜着玩。之所以能够以此取乐，是因为伤者需要用这种方式证明给看热闹的不知情人士——甚至他自己——表面现象具有欺骗性。“看起来我就像终身残废了一样，”一个暂时使用轮椅的人说：“其实我很快就能站起来回到世界，所以我拿自己开玩笑，而且邀请你一起从中找乐。” 上图著名歌星玛丽亚·凯莉手臂受伤打上镶钻石膏，你看她的眼光和看一位手臂装义肢人士的眼光，会有不同吗？
然而如果你看到这个街上跛着脚的人走近，一条腿是金属义肢而不是装着石膏的话，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与暂时的受伤不同，障碍被人看作是一种整体的——“本质的”——特征。由于患有 障碍 ，他将被区别对待，而且人们期待他自己也会表现得与众不同 。“我很快就意识到，”一个在车祸中获得障碍的人写道：“如果我在某些场合像正常人那样行为就会被认为非常糟糕。”毫无疑问，这样一个人很快就会戴上有色眼镜看待自己，这副眼镜名为“残疾”。
有人说，视力障碍的人传递“社会线索”的方式与普通人不同，也就是说大多数无障碍人士不理解盲人的社会语言。与一个盲人谈话或许会让人感觉慌乱，就像看电视时图像时有时无、甚至不停闪现雪花一样。只有在进一步熟悉了解对方之后，你才能忽略盲人的某些误导性的表情。例如，一个患有脑瘫的人，不停地流口水不意味 不意味 不意味
然而，导致有障碍人士在社交中被系统地扭曲的，不仅仅是上述这些明显的差异。正如语言一样，社会规则在很多方面存在模棱两可的本质，深刻影响着人际之间的解读 。蒙娜丽莎那神秘的微笑到底意味着愉悦还是嘲弄？说话声调偏高是不是一定意味着精神紧张或态度傲慢？我们能够单纯地根据面部表情判断一个人的社会特性，还是应该警惕推销员和骗子虚假的笑容？在形成关于其他人的认知时，我们常常根据关于这个人的间接信息解决这些暧昧的疑问。同样地，关于障碍的信息在此时往往起到关键的影响。即使对于不那么明显的障碍，例如癫痫、轻度智障或某方面不易察觉的肢体障碍，这一信息往往全面颠覆我们对于对方的印象，导致我们以一种与对健全人完全不同的方式解读对方的行为。根据戈夫曼（Erving
Goffman）对于“污名“（Stigma）的定义，患有某种不显见的障碍的人被贴上了”与我们所期待的不一样的、不受欢迎的污名“之标签，为他的所有行为和其他社交表现蒙上了截然不同的、通常是令人不快的色彩。我们“得知”或“不知道”一个人患有癫痫、轻度智障或其他任何不体面且看不出来的障碍，会让这个人的面部表情、声音音调等一切无可挑剔的外表被赋予另一番涵义。
障碍切断了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对话交流。无论该障碍是显而易见的，还是不易被察觉的，有此障碍的人定会被置于社交中弱势的地位。健全人不仅将带有歧视性的规则、习俗应用到别人身上，而且会认为对方也是这样想的 。这一误解的可能性因人际互动的“回音效应”而倍增——人们的自我意识不仅会思考自己对自己的判断，而且会思考别人怎样判断自己——进一步，我们还会猜测别人觉得我们怎样判断自己。这种像嵌合齿轮一样的人际互动会导致健全人与有障碍的人之间建立起无休止放大的螺旋式误解。因此，最初的误解难以消除，只能步步扩大。如此一来，健全人与有障碍的人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修正传统观念中的成见与误解，只能不断证实彼此最初的猜想。
以上这些问题当然无一例外会造成深远影响。我们所展示的效应和发展已经远远超出最初那两个人，一个健全人一个有障碍的人，刚相遇的那一刻。有障碍的人每天都会遇到健全人，因此不知不觉地，有障碍的人对自我的判断——以及对健全人的判断——受到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一生当中——或者仅仅是童年期——不断地在社会交往中受到这样的挫辱，只会让人自惭形秽，失去沟通交流的能力。这就是 有障碍 人士逐渐获得“习得性劣势”的过程 。
对 障碍 的偏见与对种族的偏见
残疾这个“污名”（stigma）与种族赋予的污名有着共同之处。正如残疾之名会彻底改变健全人对于有障碍的观感一样，种族标签也决定了种族主义者对人际交流中的社会线索的解读。对于种族主义者而言，同样的声调、姿势或穿着，根，据具体该人的种族标签，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事实”。同样的语调语气，由白人使用就意味着“亲切自信”，由黑人使用则意味着“傲慢而不可信”。一个白人在谈话中突然挥一下手以强调某个观点显得很正常自然，如果是一个黑人这么做就会被判断为暴力威胁。在白人身上显得高尚保守的穿着，如果穿在一个黑人身上，则会让种族主义者觉得滑稽或冒犯白人。
通常，发现一个人患有癫痫或身上有残肢，或者其他不显眼的障碍，会戏剧性地改变人们对这个人的评价。就在发现的那一瞬间，关于这个人的种种社会线索截然变色。在上一代人之前，不同肤色的人之间界限分明的年代，同样的心理突变在有关种族的领域中也是很普遍的。当时有这样一个“冒充白人”的例子：夏季学期中的某天，一位中年女性气冲冲地找到教务主任，说：“我发现我们班上有一个黑人血统的女生。”教务主任的回答暧昧不明，她接着说：“但是你肯定也不愿意让一个黑鬼混进班里，对吧？”第二天这位女士再次找到教务主任，很有把握地说：“我就知道她是个黑鬼，我故意让一张纸掉在地板上，跟她说‘捡起来’，她就捡起来了，这就证明了她绝对是伺候人的黑鬼出身，企图攀高枝呢。”
就像种族主义者一样，健全人往往看不见哪些情况是由特权压迫造成的，哪些才是真正由 障碍 造成的 。健全人只看到有障碍的人鲜有获得体面工作的、鲜有成为社会楷模的，甚至平时都很少见到他们在社区中的身影，就武断地“以此为证”断定有障碍人士不具备社会生活的资格。事实上，我们的社会在系统上歧视、排斥许多能力优秀、而身患视力障碍或肢体障碍、阅读障碍、癫痫等各种障碍的成年男性和女性。从另一方面来说——仍然与种族歧视相似——关于障碍与成年人角色之间不相匹配的观念，其根源往往只是非常模糊、主观臆断的一个想法，例如“残成那样怎么可能胜任成年人生活”，或者非常侮辱性地想当然认为无论是心智还是肢体有障碍的人必然劣于健全人，因为他们“生成那副样子怎么能和我们正常人一样出门办事”。就像种族偏见一样，关于有障碍人士不具备能力参与社会生活的观念盲目地、顽固地躲在所谓“看得见的客观生理残缺”名义之下。就像布拉赫看着太阳理所当然地“看到”太阳绕着地球运行一样，我们对于内心的主观偏见浑然不觉，我们认为我们“看到了”残疾。
当然，对于黑人的歧视与对于有障碍人士的歧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在某种意义上说，有障碍人士的处境似乎更乐观：今天并不存在系统地残害有障碍人士的组织实施死刑，就像三K党杀害黑人那样。但在很多其他方面，残疾群体比黑人的处境更糟糕。例如，在自尊方面，黑人可以、也应当为自己的肤色感到骄傲自豪，不要求改变自己的肤色；但是没有人会赞同智力障碍是好事、眼睛看不见是好事、医生应该停止研究脑瘫的病因和治疗方法。
也许歧视黑人与歧视有障碍人士最重要的一点差异是：对歧视对象的社会能力的判断不同。在这一点上，有障碍群体的待遇再次比黑人群体更糟糕。种族主义者从不否认黑人能够拥有正常的人生。恰恰相反，种族主义者主张黑人“人种天生的”生理局限导致必需将黑人限制在社会的最底层——仆人、农田工人、不具备专业技术的手工劳力等。只有当种族主义者遇到一个拒绝遵循白人制定的规则的黑人时，才会将这个黑人打入“非人”异类的社会阶层。
然而，有障碍人士身上的残疾污名阻碍了他们获得任何真正积极、有价值的社会角色 。这一污名在“障碍”、“残废”的称呼上就已充分体现。“残废”（handicap）在字典中的定义是一种“缺陷，特别是解剖学意义的或生理上的或心智上的缺陷，而且会阻碍或限制正常的成就”。设想仅仅因为双眼失明，或因为跛腿，或因为身材矮小而成为了“残疾人”，社会就认定这个人没有能力胜任任何正常的社会功能，即使是最为粗鄙下贱的活也轮不上：“我认识一个失去了视力的男士。人们都叫他‘盲人’，但是他同时是一个专业的打字员，一个尽责的员工，一个勤奋的学生，一个用心的聆听者，一个想找工作的人。但是他被百货公司采购部门拒绝雇佣，这份工作只要求雇员天天坐在办公桌前接听电话，然后用打字机打出一份份订单而已。人事部的招聘专员甚至没有耐心完成对他的整套面试，就说：‘可你是个盲人啊！’这句话他反复说了那么多次，让人觉得他心里肯定认为一个人只要在某个方面有 障碍 ，就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有 障碍 。”
要了解这一关于社会无能的主观偏见所带来的全部后果，首先必须认识到一个无处不在的消极的社会身份（例如，永远被看作不具备正常功能的）不仅在心理上而且在社会上等同于不具备“人”的身份。正如戈夫曼指出的：“毋庸置疑，一个背有污名的人从定义上就被看作不是人。”
因此，对于一个人是“残疾人”的判断，会导致也许是人类史上最为彻底的社会资格被取消 。传统的种族主义成见将黑人限制在正常社会的底层；只有反抗者、革命者会被视为非人的异类。但是对于障碍的成见就不一样了，它否认 有障碍 人士在正常社会任何阶层的位置 。难怪有的人会犯疑为什么数以千万计心智正常而肢体有障碍的人会被排除在我们的主流日常生活之外，因为我们从来不预期会在我们中间找到他们。
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人类社会曾经将其他群体视作非人的异类——从罪犯到女权主义者到少数宗教派别信徒等等。但无论被取消正常社会成员资格的理由是什么，当一个人被看作是异类时，人们很自然就会认为其原因是某种疾病。认为同性恋是变态异类的人往往对同性恋的成因各持己见：心理分析学者将其归咎于早期童年经验；神经心理学家强调怀孕期荷尔蒙失调引起的大脑异常结构；原教旨主义者声称容许人们选择罪行的自由导致了同性恋。无论如何，将同性恋视为一种疾病的观点能够让这三个派别都赞同。
将非人的异类归因为疾病固然让人感觉松一口气，但却会引发关于有障碍人士群体的更多误解，一个非常恶毒的循环论证 。首先，我们对于障碍会导致无能的错误认识使我们将有障碍人士视作异类，认为他们无法胜任正常生活中的任何社会角色。然后社会文化中将异类与疾病紧密联系的观念鼓励我们将有障碍人士看作病人。这样一来，对于很多有障碍人士来说，他们真正的生理缺陷——眼睛看不见或下身截瘫——马上就为上述的社会成见提供了确凿证据：他们的确有病。可是，此“病”不同彼“病”，障碍不等同于无能 。一场车祸也许会带来半身瘫痪，但如果说一场车祸让人完全丧失任何能力，连半身瘫痪能够胜任的事情都无法完成就太荒谬了。将截瘫人士为什么是异类——公认地不具备胜任任何正常社会角色的身份——归因为医学的原因之后，公众社会就可以推卸其排斥截瘫人士于正常社会生活之外的责任。
种族主义者从不像这样坚定地把黑人诊断为病人。只有当黑人群体中的某些个体站起来反抗种族主义压迫时，才会被判定是异类，身上的污名从黑人转变为类似于得病的道德问题。“汤姆大叔”（指接受白人特权的温顺黑人）接受了他的“先天命运”，因此被承认了在社会上“可敬的，虽然同时也是粗鄙的”地位。特纳（Nat Turner）之所以被划为异类就是因为他挑战了他身上的特权压迫。今天，不再有那么多白人把黑人维权者视作“有病”了；归功于数代人的斗争，黑人的努力为他们赢得了政治地位。也许只有在面临真正的人身安全威胁时，这些老掉牙的将黑人视为变态的观念才会浮现脑际，例如早晨五点钟在某个空荡无人的地铁月台上看到一个狰狞如刚从电影《勇士》中走出来的糙汉子时。但是大多数健全人仍然受传统关于有障碍人士的成见所束缚。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的一个推理：障碍的病理特征导致了有障碍的人成为异类——特别是当“残疾”的污名源于真正的医学方面的状况，如瘫痪时。人们需要作出一番努力才能认识到在这个推理中异类是前提假定。生理缺陷、障碍之所以能够全面影响我们对于一个人的社会性的判断，是因为我们在真正了解这个人之前就已经把他判为异类。
对于 障碍 的认知反映了异类的前提认定
在达扬（Moshe Dayan）的传记中，这位将军的女儿写到当父亲在一场战争中失去了他的右眼之后，变得很受女性的青睐，这使她百思不得其解。达扬将军的障碍是很少见的一个例子，即外表的改变将意味着什么取决于这个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是男人还是女人。这个例子说明了健全人对于是否把障碍视为污名或社会异类的选择，如何影响了他们对于有障碍人士的认识和理解。
在你头脑中想象一个左眼蒙着眼罩的军人的图像，这一伤残难道不是显得很浪漫、显得他是个真英雄吗？难道不是暗示着一段残酷的、复杂的经历吗？难道不是意味着一个钢铁般坚强的意志吗？难道这一创伤不是证明了他性格中阴沉的一面和捉摸不定的男人气概吗？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这一创伤也可以意味着同盟或敌人。大难不死只留下这么一个小创伤，难道不是说明了他勇敢坚强和过人的能力吗？毫无疑问以上这些直觉反应解释了纽约麦迪逊大道（著名商业区）自古以今（至1980年）只有唯一一次用有障碍人士形象做广告，它出现在1960年Hathaway衬衣的广告中。
现在，将Hathaway衬衣广告中的独眼男人更换成同样戴了一个眼罩的7岁小女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样一换，广告的含义就完全不同了。独眼男人所意味的浪漫和神秘感顿时消失，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障碍的儿童。看到她让人感到难过甚至可怜她；我们既担心她的现状也忧虑她的将来。我们心里想：这个可怜的孩子将面临着多么艰难的成长，在世界上找个位置多不容易。所以，同样一个眼罩，戴在以色列领袖的脸上会增添几分英雄气概，戴在一个儿童的脸上则成为了残缺的标志、怜悯的理由，同时意味着这个孩子将来很可能无法胜任任何成年人角色。
类似的意义转变同样发生在临时性损伤或故意装饰的情况中。例如我们的一位熟人在登山运动时不慎弄伤了腿，不得不拄着拐杖跛行了几个星期之后康复了，朋友们反而劝他继续使用拐杖，因为这显得很有风度、很特别。如果是一个终生不能康复的孩子在使用拐杖，恐怕人们不会这么说。
在电影中有大量例子说明很多社会观念影响如何了人们对于障碍的认识。例如，在让·雷诺阿的电影《大幻影》中，斯特劳亨（Erich
von Stroheim）扮演了戴着矫正脖套、拖着跛足、满身伤痕、穿着铁胸衣支撑受伤的腰部的角色。虽然有着种种证据表明这是一个严重伤残的有障碍人士，然而当我们却并不将这位指挥官看作残疾人，因为当我们观看电影时，我们的社会标准默认地指向他的个性、他的职业，这部电影的叙事手法使得他明显的障碍被淡化为一个背景。
首先，电影发生在战争期间。战时人们对于障碍的默认定义模糊得多，更强调功能。一个人外观如何变得没那么重要（在一定程度上），而是否仍然拥有正常功能更重要；这位德国军官显然胜任他的职责，因此并不显唐突。
而且，斯特劳亨所扮演这一角色的社会身份，有效地阻止了观众将其视作一个”残疾人“。作为一个普鲁士旧式贵族，兼有斯巴达克式的道德观和荣誉感，他对于自己社会角色的忠诚——讲究的仪表、完美的礼仪和精致的品味——让观众无法不将他看作是一位有社会身份的成年人。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这位贵族担负着俘虏营司令官的军人职责，与健全人对于有障碍人士必然不掌握社会权力的观念相冲突。作为一个司令官，他手上掌握着数百名健全人俘虏的生死存亡。
对于荧幕上出现的坏人形象，人们对于某种障碍的传统认识同样会受到改变。由于这种异类最终总会被打倒，因此在观众的幻想中可以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即使身患严重障碍，这些坏蛋通常拥有特别丰富的资源、特别诡计多端，完全不是一副社会无能者的可怜模样。因此在007电影系列中的《诺博士》中装着假肢的诺博士，或者《彼得·潘》中闪着险恶光芒的胡克船长的机械手，还有库布里克的电影《奇爱博士》中备受瘫痪折磨的博士——观看这些电影时我们经常意识不到这些角色是残疾人。
以上这些“积极的”有障碍人士例子说明了社会规范的一个规律，即当某种生理特征出现在特定的场景、特定的社会角色身上时，反而会促进或至少不会淹没这个人成为一个备受重视的社会成员。这一规律引导了人们的注意力。种族主义者关于一个黑人属于“黑鬼种族”的认识是不会改变的，无论这个黑人是否被看作是异类还是一个忠诚得力的仆人。也就是说，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当健全人社会的规则宣布某个残疾人在某种场景中并非社会无能的，人们就不会将这个人看作是受到障碍折磨的：他得到了许可进入到健全人的正常社会中。
没错，有障碍人士群体中其实各有各的情况，互相差异很大。但是无论是轮椅使用者、盲人，即使只是有阅读障碍的成年人，必须接受这一观念，即除非你能够证明，否则障碍就是会让你不如一个同样年纪、性别和社会背景的健全人。挑战这“低人一等”的观念并非不可能，但需要高超的社会技巧。被社会定义为一望而知的失败者，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洗去污名：拥有不讨喜的障碍，如果能在人生中某个领域取得卓越成功，就能成为世俗的例外。
关于健全人将障碍视为生理缺陷这一观念是多么武断，也许最好的例子就是过人的成就能够让人忘记、看不见某个人的障碍。我们从来不认为总统罗斯福是一个“残疾人总统”；我们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总统，障碍只是他人生许多方面当中的一个。被刺杀身亡的肯尼迪总统我们也不认为他是个”残疾人“，虽然肯尼迪总统患有爱迪生氏病，一种足以使患者成为有障碍ren的慢性疾病。更别说亚历山大和凯撒两位大帝都是癫痫患者，如果不是同样身为盲人而不被看作是残疾人的博尔赫斯（Jose
Luis Borges）的提醒，我们不会意识到人类的历史被凯撒这位残疾人所改写。在莱茵河游泳时，凯撒癫痫发作几近溺水身亡，是一位岸上的士兵发现并救了他。这次溺水事件之后，凯撒决定放弃入侵现在的德国。
我们也不会记得拜伦有一条腿是义肢，不会记得教皇亚历山大有一条弯曲的脊柱，诗人勃朗宁夫人是截瘫的，弥尔顿写《失乐园》时是个盲人，贝多芬写第九交响曲时是个聋子，尼采身染梅毒，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癫痫患者。还有，爱迪生是聋子，弗洛伊德在生命最后的16年中戴着假下巴。如果将这些名人说成是”残疾人”似乎很不妥。当一个人获得了成功，就证明了他能够胜任某些成年人角色，这就与他不能胜任的方面区分开来了。对于罗斯福总统，人们都记得他手中的烟斗而不记得他坐着的轮椅。
人们压根就把他们看作是健全人 。
如果在种族问题上人们也持这种态度，那么每个获得成功的黑人都将失去人种身份。力争上游的黑人会被看作是被人，社会只会把穷人看作是“黑人”。虽然这样的类推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它不仅反映了大众社会关于障碍的深层观念，而且解释了障碍这一概念在政府关于有障碍人士群体的调查报告中的可操作性。实际上，对于 有障碍人士 就业率的调查从来都排除了那些具有经济实力的人——成功人士——无论他们是盲人、轮椅使用者还是其他类型的残疾人 。（译者按：这一点已经改变，今天的有障碍人士就业率调查包括了任何有障碍的人士）
以上所有例子都说明了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残疾 是生理所导致的社会无能，看起来似乎客观，但实际上是社会构建的——无意识的——成见所影响之下的产品 。正是由于社会默认规范宣告了障碍作为异类的污名，人们才会“看到”种种残疾。一旦社会规范宣告的是另一种定义，无论是由于过人的成就或是在特定场景、特定社会角色中，人们就不再看到残疾。人们关于“残疾”的观念并不是根据生理方面的客观事实形成的，而是反映出正常社会功能与身患障碍两者之间互相排斥的这一武断主观的无意识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