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嫌违反职业道德和保密规定的行为会给她带来什么后果吗？这是否构成被文学院除名的理由？这算是违反了章程规定的“荣耀”二字，理应被除名，但自1794年以来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
萨拉·达尼乌斯和其他一些人对此表示支持，并赞成按照建议将调查移交给经济犯罪管理局。他们认为，瑞典文学院无权凌驾于瑞典法律之上。
但文学院的部分成员对报告本身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报告在法律上是不确定的，因为许多证人的证词都是匿名的。此外还有一个有关友谊的问题，一些成员希望保护弗罗斯滕松女士——毕竟她的处境已经很艰难了。另一些人则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提出反对意见更有人情味。
瑞典文学院至少一致同意，他们需要与弗罗斯滕松谈谈，因此她将出席3月1日和8日的会议。
当她出现在图书馆参加会前的非正式会议时，许多人眼神游离。
萨拉·斯特里斯贝里说她很高兴她能来。霍拉斯·恩达尔拥抱了她。她自己则冷淡地向几位成员打招呼，对萨拉·达尼乌斯视而不见。
根据律师的报告，一些成员准备了有关“论坛”财务等方面的问题。
他们首先认为应该是阿尔诺在负责这部分业务，因此他们率先发问：会不会是弗罗斯滕松夫人的丈夫负责财务？或者至少负主要责任？弗罗斯滕松对答如流，他们感到非常惊讶。一位成员表示，讽刺的是，她的有备而来反而适得其反：
“她看来不是那种只会在丈夫面前签字的远离世俗的女诗人。太遗憾了。我们中的许多人本希望如此。我们希望相信她是被操纵的，让克洛德是始作俑者。这样一切就简单多了。”
佩尔·韦斯特贝里也很失望：
“如果她承认是自己的疏忽，她其实本可以通过讲道理的方式达成和解。”
但受到质疑的不止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一人。她在发言中斥责成员没有站在让克洛德·阿尔诺一边。她想知道他们都成了些什么人？在执行谁的主意？他们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已经踏入了《每日新闻报》设下的陷阱？
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朗诵了滕纳尔的诗《1836年4月5日之歌》，这是对瑞典文学院早期的赞美，诗中提到“古斯塔夫的时代闪烁着梦幻般的、异国的、张扬的光芒”。她似乎认为这首诗所赞颂的是法国文化对瑞典的影响。阿尔诺所体现的张扬，是瑞典所憎恶并希望将其赶出社会的东西。弗罗斯滕松将阿尔诺描述为种族主义的受害者，称他为异乡人。她的发言很长，一些成员事后发现很难再复述其内容。他们认为这些论点难以理解，而且有时表述过于修辞化，以至于将资助金欺诈和可能违反保密规定等具体问题消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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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瑞典文学院就重要问题做出决定时，会采用投票的方式，成员们要在一个容器中投入白色或黑色弹珠。
3月22日星期四，6位成员投票赞成请走弗罗斯滕松。萨拉·达尼乌斯、彼得·恩隆德、谢尔·埃斯普马克、耶斯佩尔·斯文布罗、佩尔·韦斯特贝里和克拉斯·奥斯特格伦选择了黑色。8位成员反对，投了白票：耶娜·斯韦农松、克里斯蒂娜·隆、布·拉尔夫、安德斯·奥尔松、托马斯·里亚德、霍拉斯·恩达尔、马悦然和斯图雷·阿伦。萨拉·斯特里斯贝里弃权。
4月5日进行进一步投票，结果是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不再被允许继续使用文学院在巴黎和柏林的公寓，但不会对她的成员资格施加其他限制。
最后，瑞典文学院是否应该按照律师的建议，将调查工作移交给经济犯罪管理局？
当这一建议也被否决后，萨拉·达尼乌斯感到之前向外界敞开的窗户被关上了，百叶窗也被拉上了。克拉斯·奥斯特格伦离开了会议厅。
我的同事们在证券交易所大楼外就位，《每日新闻报》的摄影师拍下了一张奥斯特格伦穿过老城的一条小巷，然后消失的照片，没有人知道这张照片会成为标志性的照片。
在等待律师调查的期间，证券交易所大楼周围已经沉寂了几个月。瑞典文学院内部以外的任何人都不知道里头正在发生的冲突。
过了一会儿，霍拉斯·恩达尔和安德斯·奥尔松一起走出了大门。他们也没有想到，在24小时之内，瑞典文学院将在媒体报道中占据新的头条位置。霍拉斯·恩达尔认为，这场伟大的冲突已经取得了胜利。也许这种信念源于他本人，毕竟他曾经多次威胁说，如果不按他的想法去做，他将选择退出瑞典文学院。也许他认为，离开瑞典文学院对其他人和他自己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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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星期五，阴。在上午11点钟声敲响前几分钟，《瑞典日报》发表了克拉斯·奥斯特格伦的声明：
“瑞典文学院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现在试图以一种模糊的手段，凌驾于其自身章程之上，解决这些问题，这意味着对其创始人和崇高的赞助人的背叛，尤其是对代表‘天才与品位’的宗旨的背叛。因此，我决定不再参与其活动。‘我要离席了，我退出游戏。’”
半小时后，谢尔·埃斯普马克向《每日新闻报》发表声明：“正直是瑞典文学院的生命线。当瑞典文学院内的主要成员，将友谊和其他无关紧要的考虑，置于对这种正直的责任之前时，我就不能再参与这项工作了。”
下午2点，彼得·恩隆德也辞去了瑞典文学院的职务。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声明：“文学院已经做出了一些我既不相信也无法为之辩护的决定，因此我决定不再参与瑞典文学院的工作。”
佩尔·韦斯特贝里对上述几位的主动离席感到失望。他认为，他和耶斯佩尔·斯文布罗都投了赞成请走的票，但现在只剩下他们几个孤军奋战了。
但没有人比霍拉斯·恩达尔的反应更强烈，在2018年9月接受我的采访时，他仍然怒气冲冲。
“一个文学院的成员不该因为没拿到多数票而退出，也不该因为一个对他们不利的决定而退出。做人不能这样！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你顶多就是不发言。我所说的情况也比你想象的要糟糕得多，因为里头的情况比表面要严重得多。坐在倒塌的文学院里的经历简直就是噩梦。就像人失去了信仰。”
同一天下午3点，我和艾玛约好进行一次采访，我们坐在《每日新闻报》的一间会议室里，一台没有声音的电视显示屏正在直播这场危机，而我们都不知道危机的全部背景。她告诉我，第一个院士离席的消息一出来，她心跳加速。
“在我工作的办公室中，没有其他人对这件事有什么大反应。当年克拉斯·奥斯特格伦接受文学院席位时，我感到非常失落。一旦瑞典文学院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我就会有一种被困住的感觉，然后突然有一种想表达的欲望。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颗定时炸弹。11月，当萨拉·达尼乌斯撑着伞走出来时，我还心存疑虑。我以为他们说了些外交辞令，让外界都闭嘴。当他们再次闭口不谈时，我以为他们成功了。现在，我感觉到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我上班都坐不住了。我不得不溜去健身房喘口气。自从真相被揭露以来，跑步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以此来缓解一切浮出水面给我带来的恐慌和创伤后压力。不久之后，埃斯普马克离席的消息也传来了。我平时训练时总是播放自己的音乐。音乐必须调得很响亮。但现在我听P1电台，听各种有见识的人解释最近发生的一切，这很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