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坚持自己的思想无法被复述，由此为众多“阿多诺之后”的解读者带来了不可回避的负疚，那么对解读者本身的哲学阐释就显得更加无法忍受，而这竟反讽地成为了本文的旨归。但正如罗斯·威尔逊（Ross Wilson）在《西奥多·阿多诺》这本批判性导读中所提请读者注意的，阿多诺实际在表达着“哲学被书写的方式与它的真理和非真理是密不可分的。”写作被赋予了特定的形式，无论是断片或格言，皆在追求一种无涉立场（特别是当权力关系已经渗透入语言时）的哲学表达。后来者的使命就不当是对诸多“阿多诺文献”进行简单地历史编纂，而是如何“合法地”将其诸多“关键思想”（key ideas）从大量文本的细节中生长出来。应当说，威尔逊的这本小书通过勇敢地将自身卷入到种种阿多诺的阐释传统，致力于还原其所关注的特殊问题，向读者证明了阅读阿多诺于当下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就阿多诺本身的解读传统来看，以第二、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内部的反思影响最为深远。哈贝马斯早在1969年便明确指出，阿多诺“犹豫着是否将和解的理念缓和为自治和责任……那将不再提出自然睁开它的眼睛的要求，即和解条件下，我们与动物、植物、岩石对话的要求。”（Habermas,1969）以此入径，阿多诺无疑是悲观的，甚至带有浪漫主义式的自然迷恋，非但不能给出关于理性任何肯定的论断，相反主体间全部的社会交往都必须放在“自然”框架内加以考察。此条解释入路被霍耐特明确地指正为“社会统治的诸种形式……统治自然的支配活动在社会内部的衍生物。”（Honneth,1986）这样的历史哲学将社会内部的组织形式直接从对自然的模仿中来，由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断裂为工具性的支配关系，将其平移入社会维度只能留下一副文明崩溃的画面，无论如何将导致“社会性的缺失”。故而，在哈贝马斯-霍耐特的径路中为了重塑社会理论，就尽可能弱化自然和历史的关联，将理论范式在主体间交往的领域加以重塑。
但这其中究竟存在误判是当今研究阿多诺不可绕过的话题，而劳特里奇（Routledge）的这部《阿多诺》导读十分有力且充分地论述了晚近以来英语学界对此般解释方法的持续批判。促成作者思想的重要贡献者西蒙·贾维斯（Simon Jarvis）在其出版于1998年的《阿多诺：一个批判性导论》（Adorno: A critical introduction）特别地指出哈贝马斯可能错失了阿多诺之独特价值，在寻找交往理性的潜能时无法充分把握文明进程何以牺牲了主体的“内在自然”。反过来，这个自然也决不是浪漫主义的产物，“人不是纯粹文化的动物。那么统治他人的同时也就是统治自然。而非反过来到自然中寻找模型。”（p.35）支配自然是整个社会权力关系的一部分，而未能正确组织起来的社会也永远只是自然。贾维斯的辩护得到J.M.伯恩斯坦（J.M.Bernstein）的回应，也即不能将阿多诺的“形而上学”、社会理论、美学、伦理学孤立地看待。由于“工具理性”和批判理论传统的桎梏可能会将其大量的伦理学资源仅仅看作某种绝望的思想缺陷，也就不可能在阿多诺的思想脉络上重新发现道德生活。
由此，《阿多诺》一书的写作结构清晰呈现。前两章是对一种奠基性论题“启蒙辩证法”的阐明，而第三章“美学”则是辩证法的理论展开。“神话已是启蒙，启蒙又倒退回神话”意味着人类理性要求对整个未知的世界祛魅，将自身从神话中解放出来，其方式是通过将自然扁平化为彻底可以掌控的、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物质”。然而此般理性却无法兑现自身关于自由、自律的承诺，既然理性的工具化运用意味着它本身是中立的，能够服务于任何目的，故而成为一切权力（power）的公开表达。非理性的权力必须为自身寻找合法性的根据，因而需要将理性仅仅看作对事实的分离、加工与承认的一种功能，成为既定秩序的维护者。由此，启蒙重新沉入到自然必然性的掌控，而又一次成为神话。
威尔逊的结构布局其实致力于澄清，文化工业绝非是某种孤立的针对北美社会的经验研究，它服膺于整个启蒙的进程，并必然地被把握为理性与权力的关系。(1)在生产的环节，大量的产品按照统一的模式诞生，但同时又不断地人为制造出差异，使得消费者所谓的“个性”成为被总体社会严格理性组织的一部分。(2)同时，就主体一方来说，反应已然被程序化，理性下降为纯粹自然性的逻辑功能，无力展开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一切的休闲无非是劳动的延伸，表面上的区别其实是为了更好地修复完善整个体系。由此后来者质疑阿多诺预设了“愚蠢的消费者”的前提得到作者的有力回击，“文化工业”章说明一个理性社会完全能够服务于非理性的目的，所谓“愚蠢”从属于整个崩溃了的启蒙逻辑。
故而不难理解为何陷入常见的“悲观主义”评论，如奈格里和哈特在《大同世界》（Commonwealth）中批评《启蒙辩证法》根本走不出辩证法。但威尔森极为犀利地论证了，尽管启蒙面对自我毁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未偏离启蒙理性的传统。“为了乌托邦的实现，马克思与恩格斯是乌托邦的敌人”（Negative Dialectics pp.32）同样，为了成就启蒙，阿多诺必须将自身设定为启蒙之敌。其实在文本中阿多诺已经借助黑格尔“有规定的否定”（determinate negation）重新唤起理性自我反思的能力。在对上帝的禁名中，我们看到理性必须接受自身的限度。任何人都不可能言说那个终极的实在，堕落的语言总是对事物进行抽象和扁平化，并其宣称为认识的绝对。威尔逊在“辩证法与批判性思维的目标”一节中指出，这就意味着要将真理认作是历史性的（see truth as historical），而非某种凝结了的永恒。哲学在呼吁可能性的经验，将这个第二自然的世界重新阐释为历史形成的产物，从而敞开新经验的可能性。在此般辩证法的运用上，我们才能理解“美学”对于阿多诺意味着什么，又在何种意义上“美学救赎”的评价有失偏颇。“艺术是社会的社会性反题”（AT：8）它本质上是由它和它所不是之物的关系中被定义，也即把现实排除在外绝对无法理解美学，由此形成一种“唯物-辩证美学”(Materialistic-dialectical aesthetics)，严肃地呈现出世界的另一种更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