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家暴法》实施一年多来，不少人都从媒体的宣传中学会了“家暴零容忍”的理念，也明白了在面对家暴现象要主动选择报警，使用法律武器维护权益，似乎这一切显得十分容易。但你可曾想过，在媒体的聚光灯之外，也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视线范围之外，仍有一些群体在遭受家暴时难以寻求支持和获得救济。那么这些人到底是谁呢？
2017年8月9日上午九点，一场题为“反家暴法实施与弱势女性群体的需求：聚焦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残障、性少数”的研讨会在亮马河畔联合国大楼会议室举行，该研讨会由联合国妇女署、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和女性抗艾网络-中国联合举办。
本次研讨会将议题聚焦于女性艾滋病感染者、残障女性、性少数群体三类易被忽视的弱势群体的需求，探讨如何帮助ta们预防和摆脱家暴。来自联合国机构、相关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及艾滋病、同性恋、残障社群的社区组织的成员代表等70余人参加了该会议。
联合国妇女署国别主任汤竹丽女士在欢迎辞中强调：“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首次明确纳入了消除一切形式针对妇女的暴力的目标，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
反家暴总体进程醒目，差距仍旧惊心
会上，为平妇女权益机构联合发起人冯媛介绍了反家暴法实施一年以来的执行情况。据最高法院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法院累计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1284份，至少有13个省和市出台了关于警察处置家暴和实施告诫制度的具体措施。冯媛表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反家暴法的实施取得重大进展，反家暴的相关信息通过大众媒体得到传播，各地均有出具告诫书和核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在媒体监测方面，冯媛指出，从去年3月1日到今年6月30日，监测到各新闻网站、各职能部门的网站、公益类网站和微博中，共发布了相关信息4186条，而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是1454条，信息传播呈减弱态势。报告数据还显示，全国至少有13个省市出台了警察处置家暴和实施告诫制度的具体措施，仅广西一省去年共发出1519份告诫书。告诫制度因其申请更简单，只需警察出警即可做出判断，是反家暴法中特别有用的一个制度。各地法院共发出保护令1284份，其中各省的发放数量存在不平衡。
但是目前发现反家暴法的实施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多机构跨地区合作不力；目前尚无发现任何地区有开展对施暴人的矫治工作；而在反家暴工作中不能保护当事人隐私，甚至泄露当事人信息的事情有所发生；而在保护遭受家暴的残障人士和重病患者方面，未见相关部门出台特殊保护措施；尚存在直接服务人员对家庭暴力理解狭隘的情况，如没有把性暴力纳入家暴类型中；对相关责任部门难以落实问责等。这些问题也给未来的反家暴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被边缘的她们，是反家暴中最脆弱的一环
研讨会开始前，会议室里交谈声不绝于耳，“你怀孕了！”一个参会者对另一个女性说道。这位被认为怀孕的女性叫明媚，是女性抗艾网络的成员。她在会议上发布了题为“女性感染者遭受家庭暴力调研”的报告。
正如来自Evolving管理咨询工作室的张涛的评价，该报告的调查方法中，女性感染者不光是调查对象，也是调查主体，因此增加了调查报告的信度和效度。这个调研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从调研的设计、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到最后给出对策和建议，整个过程都是由女性抗艾网络的成员完成的，而她们本身就是艾滋病感染者。明媚也是其中的一员，她解释说因为感染者长期服用药物，造成脂肪在腹部和背部堆积，她曾多次被人误以为是怀孕了。
明媚在去年直接参与了这次针对女性感染者遭受家庭暴力调研，她介绍说：在全国7省18个地区的457名女性感染者中，高达47.7%的受访女感染者遭遇过至少一种形式的家暴，34%的受访者过去经常遭遇和最近一年仍在遭遇家暴。而其中，感染后遭遇各种类型家暴的比例普遍高于感染前，在种种暴力类型中，辱骂和精神打击又最为常见，在感染前和感染后均排在第一位。除此之外，身体暴力、性暴力和经济控制也都是较常遭遇的暴力类型。而这些暴力的施暴者主要来自她们的伴侣（32.8%）、伴侣的父母长辈（10.5%）、前伴侣，以及她的一些朋友们。
关于感染者女性遭受家暴的案例，明媚援引了几位感染者姐妹的自述：
他打我，老是在晚上，关着门，扒了衣服打，我没穿衣服，也没办法跑，他有时候用绳子打，有时候用皮带打，皮带扣挂的我身上、腿上都是血印子，皮带都打坏了。那天正好我妹妹来，我提起裤腿让她看，她刚看了一眼，我老公进来了，我赶紧把裤腿放下，不让他看见，因为他不让我给娘家人说。说，你要是说了，我杀你全家。我妹妹当时气不过，说他两句，他就威胁要杀了我妹妹。
最后一次，他一巴掌把我打晕了，后来他把我抱回家，我半夜离家出走，因为再不跑就没命了。
除了以上常见的家暴形式外，侮辱、剥夺感染女性生育权并离婚、来自家庭成员的歧视和强迫从事重体力劳动，也是感染女性有可能遭遇的家暴类型。
出于隐私的考虑，以及担心造成更多的污名和歧视，在遭受家庭暴力之后，大部分女性感染者不得不选择默默承受。调查发现，仅有约22%的妇女求助过公安、妇联、区委会、村委会等正式机构，部分女性感染者会选择向社区组织或其他的女性感染者求助。
女性抗艾网络秘书长袁文莉提出：“我今天的建议是，完善《反家暴法》，尽快出台实施细则；关注女性感染者的特殊性；同时在艾滋病防治政策中纳入反家暴法的理念，促进家暴受害者和社区组织参与；倡导全社会消除歧视与污名。”
在接下来的座谈讨论中，UNAIDS项目官员周凯坦言，自己虽然作为女性抗艾网络的顾问，了解该报告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但在今天听到报告数据时仍然感觉触目惊心。该调研数据在女性感染者遭受暴力情况的方面，弥补了数据上的空缺，同时给下一步艾滋病防治工作提出了建议，比如在《艾滋病防治条例》中增添一些内容，还有提出了针对医生和社区组织的建议等。
来自康众健康卫生教育服务中心的主任蔡凌平提醒我们，该调查中数据显示有二分之一的女性感染者曾遭受家暴，该数据可和国家报告中的24.7%这个数据进行对比使用。另外，关于艾滋病传播途径的问题，反映了大众可能存在的认为“通过性传播感染病毒，那么遭受点家暴是不是很自然”这样的观念，这种对于女性感染者的污名，也是一种无意识中的反问。
女性抗艾网络理事长王秋云提到，女性感染者社区组织在反家暴工作中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实际上是在配合政府来推动相关工作的进展。希望能够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希望专家、政府和社区组织，还有目标人群可以相互配合，共同推动反家暴倡导。
ta们的反家暴支持在哪里？
而对同样遭受着社会污名的另一个群体——性少数来说，遭受的来自原生家庭和伴侣的家暴比例更是不低。
据彩虹暴力终结所负责人李悦介绍，据《中国性少数群体家庭暴力研究报告》显示：在419份样本中，曾经遭受到家暴的女同/双性恋者的比例为68.97%，其中来自原生家庭的暴力比例为49.16%，来自同性伴侣的暴力为42.64%，来自异性伴侣的暴力为27.61%。而对于性少数人群来说，寻求反家暴方面的资源和服务则更为困难。
此外，李悦还提到：“女同（双）性恋者所受到的来自不同方面的暴力，都与传统性别规范有直接或间接联系，也都与性倾向歧视相关。例如，有‘男性化’倾向者遭受来自原生家庭暴力的比例更高。”
关于同性恋人群寻求反家暴支持的问题上，源众中心主任李莹也补充道：涉及到性少数人群的家暴案件，往往还涉及到如子女抚养、未成年人监护权的撤销问题。而性少数人群因为不被社会广泛接纳等原因，往往只能在社群之间求助，难以借助外部支持，这也造成干预服务在专业性上的不足。针对这些不足，相关的同志组织和反家暴机构都在寻求方法，使得政府部门认识介入到这个领域，并看到性少数群体所面临的困境。
来自北京同语的徐玢提到，性少数群体和异性恋受暴妇女的不同之处在于，异性恋女性可以回娘家寻求支持。而对于性少数，原生家庭本身就是家暴的施暴方。去年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仍有20%的人认为同性恋是犯罪，是某种违法，超过70%的社会公众认为同性恋是有问题的。所以遭受暴力后，性少数女性很难去妇联和社会组织求助，害怕带来第二次歧视和新的暴力。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项目官员杨震提到，在对于性少数反对暴力方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两次决议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反对暴力和歧视。而中国也在性别平等方面，在国际层面做出很大承诺。在提高法律意识方面，积极推动性少数社群和律师、法律专家的合作也尤为重要。
北京同志中心执行主任小铁强调：过去一年半中，同志中心的热线接到跨性别人群的求助260例，其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求助者曾遭受家暴，离家或正在与家庭处于冷战。她还介绍道，同志中心从2012年起开始做同志友善心理咨询师培训，现在差不多覆盖了六百位咨询师，三十多个省市，帮助西安、上海、广州、天津、成都等地的同志机构开展起当地心理咨询服务，效果非常好。
“残障是家暴的原因，也是家暴的结果”
“残障女性社群和艾滋病感染者的社群、同志社群背后面临暴力的问题，的确都有一个相同根源，就是不平等。”这个说话略微激动的，是北京DAWS残障姐妹网络的负责人彭玉娇。
彭玉娇和她所在的机构一直在从事反歧视的工作，而她发现残障女性所面临的暴力问题和其他社群相比，又存在很多差异性。
彭玉娇解释道：“残障在中国社会来说，是非常被刻板印象和污名化的群体。在传统观念看来，一个家里有一个残障的人是不吉利事情。可能会因为这种负面的情绪和看法，给家庭中的残障女性由此带来家庭暴力，丈夫家暴妻子，父母家暴残障女儿。”而家暴本身也给残障女性和儿童的心理健康甚至肢体造成很大影响，因而造成了更严重的暴力后果。
在提到残障女性遭受的暴力与男性残障人士相比的复杂性与隐蔽性时，彭玉娇说提出：“残障女性作为家庭照顾者，同样面临巨大的压力和家暴问题。很多女性家长朋友全职在家带孩子，她们付出的劳动可能被社会称为伟大的母亲，但是也会在长期照顾孩子的倦怠中面临家暴问题。比如丈夫认为妻子天天在家带小孩，也没有给家里挣钱，他们的负面情绪就会发泄在妻子和孩子身上，这样的女性她们同样也会面临家暴问题。”
ADI能力发展研究所负责人吕飞拥有八年在福利院的经历，这段经历令她印象非常深刻：“送到福利院寄养的残障孩子，尤其是心智障碍的孩子，通常在来例假的年龄段，就被有偿遗弃了……送到福利院不是送到保险箱，据我所知道，四野八乡的小流氓跳院子给侵犯了的、（孩子）生在马桶里的，这种情况都发生过。……包括福利院的机制也是这样，到一个年龄段需要嫁出去一批，嫁给外来务工返乡人员，那这些孩子的性教育是缺失的，她们不知道什么是性关系，也不知道什么是夫妻，总之状况堪忧。”
数据显示，70%的智障人士曾遭受暴力，尤其是性暴力，而往往他们的近亲和照顾者就是施暴者。而因为当事人长期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受暴的事实往往很难被发现。正因如此，吕飞所在的机构的一个核心研究方向便是经济赋权，即就业方向。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发现，很多残障人士走不出家门的原因有家庭禁锢、面子原因，以及家人担心人身安全等各种问题，这些限制本质上都属于家庭暴力。
时至今日，残障机构可以“明目张胆”地做反家暴项目，由此看来反家暴立法还是起到很大作用。但仍该看到的是，相对于女性感染者和性少数来说，残障社群获得的技术支持也更少。
视障女性社群代表徐健提出，预防残障群体遭受家暴，首先要保障其基本的出行权利，为残障女性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系统，对于家暴加强心理层面的干预。将倡导和预防结合起来。
来自深圳衡平机构的黄叶韵子就精神障碍女性的生育权问题发表了意见。她提到，女性因为患有精神疾病而被迫非自愿流产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主要因为社会主流认为精神障碍者无法照顾小孩，不“配”当母亲，属于对障碍女性的“无能力推定”。另外，包括心智障碍女性在内的群体，因为法律方面性自主权的缺失，只要与他人发生性关系便会被认定为强奸。这些问题也提醒我们要去倾听弱势女性的声音，相信她们有能力为自己做决定，支持她们的性自主决策。
突破三重弱势，需通力协作
会议闭幕辞上，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张宝林强调，由于残障妇女和儿童是最容易被忽视和被侵害的人群，联合国的《残疾人权利公约》中，曾有专门的相关论述。但非常遗憾的是，无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我国，歧视和侵犯残障女性的事例依然不鲜见。制定法律，并切实执行法律，严惩违法者，从更本上改善妇女的生存环境，切实提高她们的福祉和各项保障，才是保障妇女权益的关键所在。
提到他在残障工作中印象深刻的事，张宝林回忆起2002年的一段往事，南通一家福利院里两名残障女童的月经初潮弄脏卧具，而福利院工作人员因为嫌女童“笨”“麻烦”，便伙同医院院长合谋切除女童子宫。此事件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舆论反响，最终使责任方受到了严惩。而如今，张宝林仍关注到智力障碍和精神障碍的女性遭受性侵及强迫生育的现象。由此，张宝林呼吁在维护残障女性权益问题上，政府和社会加强关注，严格执法，鼓励监督，精准扶贫，并实现国际合作。
联合国妇女署和联合国消除针对妇女和儿童暴力的信托基金长期以来和中国政府、学术界和民间机构通力协作，共同努力，帮助弱势女性应对家庭暴力。对于女性艾滋病感染者、性少数、残障女性来说，性别不平等、家庭暴力以及污名和歧视造成了她们的三重弱势，而暴力往往就发生在这些被主流销声的群体中。为了最终实现“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目标，必须重点关注弱势群体，并加快行动。
参考资料：
《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遭遇家暴和求助情况调研》，女性抗艾网络-中国，2016.11.30
http://www.saynotono.org/ganranzhefasheng/718.html
《野生：边缘妇女组织路在何方》，郭婷，2015.03.05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17263.html
《中国性少数群体家庭暴力研究》，同语
作者| 酸小辣、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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