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素来有雅集的传统，文研院也自成立之初便推出“静园雅集”系列学术活动，邀请海内外学者畅叙诗词书画、图像与音乐、戏剧与电影等等，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学术的理解与认识，也为文研院的学术活动增添了别样的意趣。自去年疫情以来，文研院特开设了“线上雅集”栏目，借助文化与艺术的渗透力量，带领大家一起“云游”于古今中西，追寻故事背后的故事，品味学术以外的学术，收获欣然自足的乐趣。
2021年春季，“线上雅集：艺术家个案研究”系列推送正式开启。今日我们推送的是文研院第九期邀访学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陆蓓容的文章《艺术史上的朱彝尊》。本文原刊于《新美术》2013年07期，感谢作者授权。图为朱彝尊家书（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翻检宋荦材料时，极易注意到朱彝尊其人。他是曹溶的同乡后进，其家又与天籁阁项氏数为姻亲。如果秀水朱氏依旧保有朱国祚时代的声望与资财，朱彝尊大概也能免于蹭蹬，从容散淡地度过一生；然而那样的话，我们的故事就讲不下去了。
朱彝尊与宋荦最初的交往，见于康熙十七年（1678）。是时朱往京中应考博学鸿词，宋则正要出京视榷赣州。鸿博诸公曾集阙下赋诗赠行，朱也有一首。那之后宋荦改官数次，朱彝尊大率应酬得体。在当时的风气下，这些酬酢不必定有深意。直到1684年冬日，一首《简宋观察》，透露出伤贫祈怜之意：
今年燕台数雨雪，雪晴九陌吹回风。
欲鸣不鸣曷旦鸟，得过且过寒号虫。
茸裘已敝库尚典，浊酒苦贵樽长空。
故人念我倘分赠，蓟门白炭盘山菘。
请勿轻率放过此诗。正是在这一年元月上，朱彝尊因为带小吏入史馆抄书遭劾夺官。虽然就年谱来看，他仍旧在与朋友讨论碑版，唱和诗文，但一下子从声望清华的天子讲官、史馆学者变成了逡巡伺机的牢落人，经济条件不问可知。我颇疑这首诗是认真的，也就是说，他确实试图求取某些馈赠，而宋荦也许应允了。
又几度题咏园亭、恭贺升迁之后，他们开始密切往还，此时算来已是二十年的老友了。这二十年是宋荦稳中有升的好时光，朱氏却一直不太顺当。前面已经说到遭劾；接下来，两年后他官复原职，旋又被罢。京城生活除了提供整理《日下旧闻》的方便外，带来更多的似乎是重重压力。
康熙征选鸿博，用意在安抚江南，笼络士心，本来是一招妙棋。奈何所征一百八九十人中，才学显赫者实在太多。他们授官列朝，当道者不能不心生戒备，乃至横加倾轧。许多中式者都与朱氏一样，在京里寂寂寥寥，或是遭人寻个事由放了外任，或者自个儿回了老家。朱氏亦于1692年南归。这之后他常往吴郡，后来主于苏州张大受家。我们看到时任江苏巡抚的宋荦与他唱和、饮酒、借书赠书；而他在宋氏座上题咏了韩滉《五牛图》、钱选《黠鼠图》、王维《伏生图》和董源《万木奇峰图》。
这些诗与跋值得录出讨论：
——……示客《五牛图》，真气豁我眸。晋公谙燮理，体物固能优。郭椒丁栎辈，饮降各自由。宣和购遗迹，已诧不可求。何期白石烂，此图翻得留。鸥波赵王孙，重之若琳球。再三跋卷尾，小字工银钩。画已经千春，尚足藏千秋。吾闻五羖言，养民如养牛。善牧卧其背，稳驾百斛舟。驱使但排促，安用施鞅鞧。昧者费三箠，剔嬲恒不休。吾公务廉静，化理臻六州。里仁知斯宅，不处古所羞。逝将歌《硕鼠》，乐郊可遨游。
——天下最堪憎者，莫鼠若矣。画家惟边鸾图《石榴猴鼠》，易元吉图《青菜鼠狼》，此外流传盖寡。康熙甲申畅月偶集小沧浪亭，西陂放鸭翁出钱舜举《黠鼠图》见示，叹其工绝。翁属书苏和仲赋于后。乙酉夏始以八分书而归之，兼欲题诗其上，未果也。
——是图庚戌冬观于北平孙侍郎蛰室，因跋其尾。既而归于棠村梁相国，今为漫堂宋公所藏。主虽三易，不堕秦会之、贾师宪、严惟中之手，济南生亦幸矣。按《中兴馆阁续录》，维所画《济南伏生图》，曾归秘阁储藏，故宋元以来题跋独少。宋公定为真迹，知孙、梁二公赏鉴略同也。
——此董北苑《万木奇峰图》，载《宣和画谱》，福清叶台山相国家藏名迹也。国朝耿都尉以重貲购得之。旋为喻武功中丞所收，今赠宋漫堂中丞。漫堂藏画最富，一旦以此为冠。世传北苑挂轴如半幅《秋山行旅》，气韵固高，惜非完璧；《龙宿郊民图》以设色掩其笔墨，且神气已脱，仅存骐骥之骨。是此幅为北苑第一矣。《画谱》云：大抵元所画山水，下笔雄伟，有崭绝峥嵘之势，重峦絶壁，使人观而壮之。今翫此幅，诚然。漫堂诗云“诗中圣人杜少陵，画中圣人董北苑”，识者叹其评骘精当。康熙癸未长夏，漫堂出示予于沧浪亭，为疏其厓略如此。
在议论钱选画作时，作者罕见地提到另两位画家边鸾与易元吉，但那并非因为目睹过他们的真迹，而是《宣和画谱》的功劳：《石榴猴鼠》与《青菜鼠狼》的画名见载其中。如此看来，除了题董源的那一段，以上题跋于绘画史知识都所涉无多。我们很快又发现：赫赫名迹《五牛图》的艺术史价值并未得到肯定，因为朱氏虚晃一枪就以牛及牧，把宋大人的善政狠夸了一通；至于题董画时所引宋荦诗，却偏偏是最不能体现其“评骘精当”的那一句。对于被董其昌捧上天的王维，朱氏好像也无多关注。他更擅长的是通过查阅文献，为卷端题跋不多提供解释——对收藏家们而言，《中兴馆阁续录》大概的确不是常用工具书。
诸跋如此泛泛，读者或许要以为这多少是因为宋朱二人远非至交。可惜翻检曝书亭题画文字，大率类此；即使是为曹溶这位于他有知遇之恩的老同乡题跋徐贲《狮子林书画册》时，也同样未见精彩。如果去读一读朱氏书信，会发现些更有趣的内容：在一封寄与马思赞的尺牍里，他提到自己新得两画，不敢确信真伪，要托人鉴定的事；此外，他也反复要求马氏寄还《书画汇考》，说自己亟须“獭祭”此书。至此我们或许要乍着胆子讲一句：朱彝尊算不上是绘画艺术的大行家，用心程度可能还比不上他的明代前辈，那位对书画“半心半意”的冯梦桢。
《论画绝句》为我提供了另一个论据。这组诗成于1695年，由宋荦首唱，朱和之。本来都是二十六首，但朱氏显然对己作不太满意，收入本集时刊落了十六首，今存于外集中。两人所作放在一起，差异不言自明。我们在宋氏的一组里，看到他历数唐宋元明，提到的作品往往出于目鉴。梁清标、曹溶、卞永誉、高士奇这些志趣相投的前辈与时贤频频出镜，一个别具慧眼的鉴赏圈子隐然在焉。相形之下，朱彝尊与其说在“论述”，毋宁称为“叙旧”。他的诗没有过多地讨论绘画风格、作品流传这些所谓的“艺术史问题”，而是追念了不少名姓未彰的画界友朋。看来宋荦关心的内容，对朱彝尊来说恐怕还是太遥远了。
今人视此，作何感想？冷静的读者也许会把鉴藏活动视为部分文人的嗜好，而默认沉默的大多数对它修养有限，且不甚关心。写到现在，已是解释的好机会：经历了漫长的明代三百年，书画的功能早已非复旧观。它们不仅可供一灯独赏，知己闲评，也可买、可借，乃至可成为家家户户年节应酬时的重要摆设。那么，鉴藏的必备知识又复何如？如果我们知道晚明时期的福建版日用类书——那是一类针对粗识文墨者的日常生活百科——中，都已收入了改窜正统画史条目而成的鉴画常识，反过来，大概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时人文集中屡见不鲜的书画题跋与题画诗。这些有能力舞文弄墨、刊刻行世的人们，当然比类书的读者高出不止一筹。不必认为他们个个都对风格史如数家珍，但也要知道有些套语并不艰深，戴牛韩马、一角半边之类的粗浅行话，对他们必非陌生。朱氏可以视作这些人里的一员——我们不妨相信，书香之家即使无人通显，或许也藏有几幅旧画；要一个普通上层文人写两句中规中矩、泛泛而谈的题跋，那也不难。
不过，当讨论对象换作书法时，事情起了变化。读者也许知道，朱彝尊的隶书与郑簠同气连枝，都是后来人心目中的典范。也正是郑、朱及曹溶、傅山、王弘撰等一批人，引领了初兴的访碑风气。他曾经亲自为残碑剔除苔藓，刷洗如新，也曾在友人远行居官时准谆谆嘱咐，希望对方为自己提供当地的碑拓。通读朱氏金石题跋的读者也许会与我争论：尽管朱彝尊对郑簠的隶书佩服之至，对他本人来讲，金石证史的意义却远在书法之上。这话不假，可是那些文字里何尝没有对书风的关心！谈到证据，风雅好客的宋荦又帮了我们。1694年，他拿出《华山碑》拓本请朱彝尊写点什么。朱氏留下这样一段话：
汉碑凡三种。一种方整，《鸿都石经》、《尹宙》、《鲁峻》、《武荣》、《郑固》、《衡方》、《刘熊》、《白石神君》诸碑是已。一种流丽，《韩敕》、《曹全》、《史晨》、《乙瑛》、《张表》、《张迁》、《孔彪》、《孔宙》诸碑是已。一种奇古，《夏承》、《戚伯著》诸碑是已。惟《延熹华山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予生平仅见一本，漫漶已甚。今睹西陂先生所藏，文特完好，并额俱存。披览再三，不自禁其惊心动魄也……
这段碑跋被书法史学者拈出示众久矣，罗列十八种汉隶名作，分别书风，赅简果断，确实足见作者对汉隶的了解和自信。我们征引的朱氏画跋就在上一页，读者对比后自会发现，他似乎无法把一幅名画放进流传已久的风格谱系中进行鉴赏，更不必说建立起自己的谱系观念了。
此外，国内公藏的朱彝尊书法手迹，除两例行书外，其余八件全为隶书，这个数字还没算上他为诸多画作题写的隶书引首。在那八件中，有一轴临《曹全碑》者，作于1702年，又是送给宋荦的。读一读卷端的夫子自道必有益处：
余九龄学八分书，先舍人授以石台孝经，几案墙壁涂写殆尽。及壮，覩汉隶，始大悔之，然不能变而古矣。康熙壬午，西陂先生出佳纸索临曹全碑，老眼生花，旬日乃就，此犹桓宣武拟刘太尉，似处皆恨，矧并其形失之乎。先生慎毋示客，知能护故人之短也。
朱彝尊以金石为考据的学者本色留待后文再讲。此刻，重要的是，无论是少年时“涂写殆遍”，抑或暮年的访求不辍，如数家珍，都使我们相信他对作为书法的汉隶确实颇有心得。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出现了：为何一个对绘画艺术不甚了然的人，却能够致力于书学，并最终成其地位？
读者或许会不假思索地阻止我：兴趣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事，未必一定有什么“原因”。此语不虚，但我毕竟想提出一个未为无理的客观因素：贫穷。我们不妨拿他与六十余年前的乡先贤李日华一作比较。万木春曾经根据《味水轩日记》中反映的嘉兴地区书画流通状况，指出闲居乡里的李日华要想成为一位大鉴定家，并不需要首先成为一位大收藏家。这是极为重要的意见，然而，对于那些欲“闲居”而不得之人，此说恐怕就无法成立了。朱彝尊一生患贫，四出谋生，游幕、进京、主考、作客，真是转徙颠连。即使不考虑鼎革带来的书画市场重新洗牌，假设嘉兴地区的书画流通形式在这一甲子间并无巨变，我们也会发现：事实上，他没法像李日华那样高卧书斋，静等商人将作品送上门来——靠大量过目习得绘画知识之途，似乎有点走不通。
许多文献可以证明朱彝尊的家境。有一张经济史学者应当格外珍重的《竹垞老人析产券》，说自己一生所就是“瘠田荒地八十四亩零”和“荡七亩、荒地三分”，而早年则“田无半亩，屋无寸椽”。鉴于这是写给两个孙子的财产公示，所言应无虚饰。看来以朱家早年的经济状况，谋食自给为第一要义，购买名画恐非现实。论起亲近绘事的条件来，少年朱彝尊比起宋荦可差得远了。待他壮年入仕，按照我们的常识，手头应该会活泛一些。可当在京师市上遇到一帧王蒙的画作时，仍然是“许以钱三十缗，挂于寓居之壁……留之旬日，囊空羞涩，终无以应”，这幅画，最后由梁清标“以白金五镒购之”。
鉴于古代名迹绝少复本，既无由稳定地借置案头（请注意，阅市遇画毕竟是偶然事件，与画商持续不断地送作品上门实不可同日而语），又没法买回来尽情耽玩，那些蟹爪树、矾头山就难以应目会心，成为不可磨灭的真实知识。这也正可以解释何以明清两朝那些以真知灼见影响了艺术史的鉴定家和收藏家，大率非富即贵。诚然，像项元汴、安歧那样的大富豪实不多觏；但即使是买画不多，也没有留下专门著作的李日华，起码都曾是一位坐拥大批产业的房东。此外，万木春曾经推测过李氏的田产，约在“千亩以下，或不满五百亩”之列；这个数字与朱氏的不到百亩相比，也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所有这些人，在朱彝尊眼里，大概都算得上是“肉食者”。
然而当我们讨论书法时，事情变得相当不同。碑石文字一经椎拓，便可化身千万。旧拓当然值钱，甚至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古帖价昂于古画。但是新拓本的价格，可能就在易于承受的范围内。复次，不妨以常理度之：已经过世的王时敏，再也不可能为世人挥毫染翰。他的遗作，在当时已成为不错的收藏品。然而一纸明末清初的汉碑拓本，在商人和买家眼里，恐怕不过是几十年前的故物罢了。何况许多汉碑在朱彝尊的时代才刚有拓本问世。薛龙春对郑簠的研究相当精彩。他向我们说明，正是那一拨人首先发现了某些湮没尘壤的碑刻，抉剔磨洗，精心椎拓，使之重见天日。在这个开风气之先的圈子里，互通有无实属常事。得到一些初拓、精拓本，对朱彝尊来说并不为难。那么，当朱氏产生对汉碑的强烈兴趣时，经济条件并没变成一块绊脚石。他能够自由地揣摩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的趣致，最终以一笔深得《曹全碑》神韵的好字，把自己写进了清代书法史。
从收藏史的角度来讲，一般拓本——还要注意区分碑与帖——与书画原非同流，前者可以轻易复制，就同一版本来说只有先后之别，并无真伪问题，而后者的真迹总是独一无二的。据今观之，这两类藏品所塑造的藏家形象实亦不同。尽管如此，当时还未受重视的汉碑书风，终究成为了一代书史的重镇。比较朱彝尊收藏绘画与碑拓的机会，也许有助于解释后人为他贴上的“书法家”标签。更重要的是，只有搞清朱氏在书画两方面的态度、成就及原因，才是时候回顾前文提到的那一类“普通上层文人”。这些人对绘画或有些泛泛的感情，但鲜少主动投身其中。朱彝尊是否一直站在他们的队列里？
我所以如此提问，是因为注意到邓之诚提示的一条材料。在《清诗纪事初编》徐嘉炎条中，他对朱氏持论极苛，说其人“卖骨董攫宋荦之金，蒲伏安歧曹寅之门”。邓氏博闻强识，所言必不无据，虽然因为我的谫陋，原始文献至今尚未发见。但是另有若干材料，提醒我们注意一些有趣的事实：
——《武梁遗像》拓自宋前，亦仅存之物，譬诸石经残文，安能得鸿都之足本？衎斋拟汲古未尽出所藏，殆善戏耳。来估精当，不异张怀瓘。第此君迂腐，非三十金不售。鄙意断以花信求之。值虽浮，而机不可失也。若彝斋《四香图》在真伪之间，不如竟还之，亦何取千金之帚乎。黻老于数日前过七星桥，原缄存笥，容寓信商之，徐报命。……
——至当湖，连日苦雨，从刘氏草草取杂玩数种归。汉章九十枚，内有官印，渠欲倍价，合得之须二十金，减此彼不肯也。《冰水藕丝》一图亦取到，谛观之，未信以为真。愚于十三日拟过吴门，并吴仲圭《竹卷》，托其清鉴定。舟回，当图赉至花囗也。
上引文字出自朱彝尊晚年书信，收信人是前边提到过的马思赞，住在离秀水不远的海宁花山——我疑心残损的那个囗正是“山”字。马氏笃嗜古籍，朱氏曾有“老年臭味相投，幸有衎斋借书还书，初无吝惜”的知己之叹。那么，上两信虽然认真地讨论价格，他也许不至于从中牟利，只是像万木春提及过的邹之麟那样作筏其间。可是另一封写给某位表姐夫的信，语气就完全不同了：
久不入城，有疏晤语。度老姊丈楼头秋色，诗思美增矣。偶欲觅一元画轴送客，其人亦格古者，须得真迹与之。老姊丈处顾定之竹不审可借弟一光否。其人大约未必收，如或径受，则望老姊丈稍减其值，弟当以四金奉售。老姊丈爱我，定能一笑付之来手也。……
从信的内容看来，朱氏自己可能藏品寥寥，拿不出一帧可以送客的优质元画，不得不求助他人。这种行为近似于以亲情关系为担保的赊借。请读者尤其注意“其人亦格古者，须得真迹与之”一句，此语似乎暗示：当收礼人水平泛泛时，送出赝品也无不可。
朱氏显然能够承担压低了的“四金”之价，但并不打算立刻将画收入囊中。也就是说，他惦记这幅画，纯粹是为了送人；如或送不出去，则自己压根儿不想破费。然则究竟是谁，值得他如此大动脑筋呢？友人曾提示我考虑高士奇。彻底讨论高、朱两人关系将远远超出本文的范围，我们只须知道，在高氏被勒令休致，敛迹平湖的一段时间里，二人颇有过从。此外，朱彝尊晚年里居，他那些称得上“格古者”的朋友却都散落四方，惟有高氏恰在近处。赠画当然也非孤例，有一帧高士奇藏姚绶——明代嘉兴人士——的画作，就是得自朱氏的寿礼。因此我同意这种可能，甚至推想朱氏此时要么有求于高，要么有示好之意——否则，无缘无故，何苦既花钱又欠人情？顺带一提：翻查《江村书画目》便可发现，高士奇确实藏有一帧顾定之的竹画。
现在知道，朱彝尊曾经促成书画和骨董的流通。他属于张仲礼和万木春规定的上层文人，万木春曾经提出，这个阶层对于书画的态度并无规律，极难论定，即使所作所为并不都符合理想——就像朱彝尊，他在若干起书画文物交易中作过中介，又写出了这样一封有些“穷形尽相”的信——也并非鬻古为生，因而无损其绅士身份。实际上，即使罹于穷愁，朱氏确实仍有余力帮助下层文人，例如请马思赞兄弟为一位贫困潦倒的画扇人谋些生计。上文似乎只是站在清初，再一次证明了万氏对晚明以降上层文人的杰出认识。不过，我想特别指出：在书画市场存量充足的情境里，经济因素不但促使下层文人选择鬻古谋生，同样也会影响上层文人的兴趣与参与方式，例如朱氏更加倾向于碑拓而非画作，也希望赊借一帧元画用以赠人。（注释从略）
“线上雅集 | 艺术史上的朱彝尊·下篇”已于今日同步推出，敬请浏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