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雄安研报纷纭，但精确估计未来雄安的投资总额，人口变动，以及其对经济增长助力的报告并不多见。国际投行摩根士丹利，为我们假设了未来雄安建设的三种可能，激进的，基础的，温和的。
宣告雄安新区成立：国务院于2017年4月1日宣布设立雄安新区。新区涵盖3个县级行政区域，安新县，容城县以及雄县，落址于白洋淀郊，与北京有100公里直线距离（详见图表3）。新区初期将囊括100平方公里的土地，后期将延展至2000公里，与深圳的体量相近。
与深圳和上海不同，雄安新区聚焦重新定位北京的城市功能。国务院在公告中提到，设立雄安新区旨在吸收北京非首度职能，其余京津冀地区协调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而这与现今已经成立的两个特区有所不同，后两者是中国改革开放，吸引外资直接投资的里程碑，雄安的职能则主要用于纾解交通、污染以及首度人口拥挤的局面。我们认为这一计划会影响到很多国企，大学，医院，研究机构，相对次要的公共部门机构离开北京并迁址雄安，但中央政府大部分仍将留在北京。
政府将同时动用行政（例如将国企、院校总部搬迁）、市场（税收调整，住宅政策）的手段完成首度职能重新定位的过程。在这一指导之下，雄安可能成为房地产政策、环境保护措施，税收政策等等的试验田。比如，政府将大规模规划一批能够让普通民众承担得起的住宅供给，为商业和技术创新创造更加具有亲和力的环境。
为了估测雄安的投资需求，我们对雄安的人口流入量级以及适配这一量级的资本存量做了假设。我们估测，当前，北京有452万人可以被划分到“非首度职能”的人群范畴，这些人群存在重新定位的可能性。如果将这些人都“划转”至雄安，每个人头上所要承担的资本存量将达到一个惊人的级别。对此我们根据不同的群众迁徙程度，不同的新区建设速度，给出了三种假设。
图表：雄安新区建设指标：基本的，激进的，保守的
来源：摩根士丹利研究报告
在这个假设下，我们认为80%的非首都职能人口将在15年完成迁移。而囊括这一外生因素在内，新区人口将获得1.5%的年均增长。在这一前提下，雄安地区的人口将在15年后达到540万，期间涉及总投资2万亿人民币。中国投资增速将因此在原本的速率上上升0.3个百分点，经济增速将会上提高0.13~0.19个百分点，其后期会因为投资乘数的效应产生分化。
我们将会看到两方人口来源流入雄安。第一便是当前452万北京非首都职能人群，比如制造业、IT，金融，学生。我们认为80%的人群将在未来15万完成迁移。第二，雄安的发展将会吸引来自其他地区的人口进驻，雄安的人口将以每年1.5%的增速增加，这一水平是北京的一半（3%）。综合两者，雄安未来15年的总人口将达到5.4万，乃至于雄安每平方公里人口将达到2720人，逐渐接近当前的上海浦东（3831）和深圳（5698）。
预估资本存量-使用 全部资本要素（GCF） Or 固定资产投资（FAI）？ 我们使用永续盘存发（PIM）计算经过减值调整过后2016年的累计投资活动。目前中国存在两种投资数据，全部资本要素（GCF）和固定资产投资（FAI）。对于全部资本要素来说，我们使用GDP平减指数做价格调整；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我们使用国统局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对1993年后的国定资产投资指标进行价格调整，对于1993年之前的则沿用GDP平减指数。根据我们的计算，这两项指标在河北省的层面上，自2008年开始分化巨大，相对而言，北京的数据则统一得多。这个分化昭示河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估算过量。因此，全部资本要素（GCF）成为了我们统计雄安投资情况的指标。
我们假设雄安人均资本存量达到北京的相同程度：我们的一个核心假设是，雄安的人均资本存量将会与北京相同，因为只有这样，雄安才能如愿地成为协调地区功能定位的关键。我们认为目前北京的人均资本存量在363,716元。对于雄安来说，由于历史数据的缺失，加之当前雄安人均资本存量甚至不到河北整体的一半，我们假设河北人均资本存量（164.683元）的一半是82,842，其不过是北京的23%，基本假设雄安达到北京的当前的水平要花15年。
未来15年，预期对雄安的投资将达到2万亿人民币，这一估计基于以下假设，1 雄安人口达到540万，2 资本存量在2031年达到363,716。这一计算并未考虑雄安原先的资本存量初值（900亿），因为若政策兑现，新区功能成型，那么这一数据将是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假设这2万亿的投资将会在未来15年分批部署。中国的总投资增速每年将会加快0.3个百分点。而预估其对GDP的影响，我们也同时考虑了GDP的投资乘数——也就是单位投资将对经济增速带来的影响——包括投资流入造成的工资增长带动的消费等等。我们假设投资乘数是1X（消费影响不列入其中），经济增速将会加快0.13个百分点。如果投资的效果更好，投资乘数达到1.5X，那么GDP增速将相应加快0.19个百分点。
以上述同样的方法，建立在不同的人口迁移速率以及建设速率，我们同样计算了激进和保守的估计。激进模型中，我们假设建筑投资和人口迁移速率加快。保守估计中，我们假设建筑投资和人口迁移更慢。
对于激进假设：我们认为452万非首度职能人群将在10年内完成100%的迁移，雄安人口增速加快3个百分点。那么总体对雄安的投资将达到2.4万亿人民币，经济增速将相应加快0.26~0.39个百分点。
对于保守假设：我们认为452万非首度职能人群将在20年内完成50%的迁移，雄安的总投资位1.2万亿人民币。
与雄安新区的设置类似，2012年7月1日，韩国曾设立世宗自治市，其距离首尔120公里。根据韩国官方的说法，世宗自治区代表着韩国为促进地区平衡发展、纾解首尔城市压力，刺激韩国中心地区投资所做出的努力。目前世宗覆盖465平方公里，面积为首尔的70%。政府计划投资22.5万亿韩元，并预计当地人口从2012年10.1万的基础上，于2030年达到50万。事实上，重新定位的脚步远比计划中的快。韩国先驱报报道，2015年前约半数的预算已经被耗去。2017年3月，世宗的人口已经达到25.1万，其达到了2030年目标值的一半。如果按照如今的汇率，世宗的人均资本存量将在2030年达到4万美元，其略低于中国2030年人均资本存量5.3万美元。
延伸阅读：
雄安2.0三大猜想：税收学沪深，房地产、户籍学这两个国家
作者：天风证券宏观团队
来源：雪涛宏观笔记（xuetao_macro）
“雄安1.0”已显现——建设雄安：拆迁安置、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投资、迁入事业单位央企学校等。
“雄安2.0”会是什么样？没有深圳湾和黄浦江对面的繁华，白洋淀方圆200-2000平方公里要从无到有，还要创新智慧绿色，靠什么来自主创新自我造血？
“千年大计”意味深长，我们读出了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要慢慢来，所以投资应该不争朝夕且考虑折现。
另一个意思是之前的发展模式虽然适合之前，但对当下和未来而言需要改变。我们想中央应该是有了特效药，雄安就是临床试验。
之前的发展模式，说的简单通透一点，就是土地财政。
去年有篇文章很震撼，讲土地财政对于中国的利弊，作者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赵燕菁。土地财政的好处是快速积累原始资本，通过出售土地未来的增值(70年)，为城市公共服务的一次性投资融资，快速提高城市化水平。弊端是地价和房价房租挤压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企业投资和居民储蓄转化为资本形成的比例越来越低，实体经济的利润和投资越来越弱。所以，赵教授说从土地财政转到税收财政是必要的，但如何转是重要的问题。
可惜土地财政已经成为百姓的惯性思维，所以雄安新区的千年大计一出，百姓首先想到的是炒房。
当年的深圳和浦东，靠的是人，不是房。特别是更早成立的深圳特区，土地都要靠填海，所以人力资本对于其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当时深圳的目标是建设自主创新型城市，需要大量的高素质劳动者、专业技术人员和创新型人才，所以深圳在汇聚人力资本方面做过很多试验，许多今天看来习以为常的人力资源制度，都来自于深圳这块改革试验田：1991年，深圳建立了国内最早的人才市场；1992年，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试点选择在深圳，政府机关干部转变为国家公务员，新入公务员要考试录用，还有各种奖惩任免的规定；从1992年起，深圳的企业试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淡化干部和工人的身份，以员工身份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最早用落户政策、高层次人才补贴、购房补贴等方式引进人才的也是深圳。
创新和智慧的核心是人力资本，虽然历史背景不同，但成立新区的核心还是打破现有制度和模式对人力资本的桎梏，扫清实体经济发展的障碍。我们猜测雄安2.0可能分三个方面：缓解房地产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改变户籍制度对人力资本的扭曲配置、减轻企业税负压力。
现在看来，雄安新区可能会跨越土地财政的发展阶段，成为房地产政策特区。
从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的访谈和4月6日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议来看，雄安新区将启用新的房地产试行方案，新城将不允许配建商品房，试行以公租房、廉租房为主的建设模式，没有固定住宅用地。原住民将经由政府回收，改建，疏散至其他区域，新区内完全杜绝固定居住用地批建。持有工作证或者营业执照可以按家庭申请公租房，持有劳动合同可以按人申请宿舍。
雄安新区的最新动态“房屋停建、停售、搞限购”已经露出了新加坡模式的端倪。新加坡保障性住房政策的特点是：政府是保障性住房供给的主体，是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者组织者和管理者，通过充分调动各种资源，有效地解决了大部分公民的住房问题。
如果仿照新加坡模式，雄安新区的房地产规划可能是首先组建一个独立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与运营专门机构，由该机构代表政府建设公租房，不仅负责雄安地区住房的总体规划、设计和建造，还要成为最大的房地产经营管理者。同时，对于新区原住房，经由政府回收改建进入公租房市场，没有商品房市场。
户口的本质是对城市资源的优先使用权，城市资源竞争越激烈的地区户口越值钱。大城市户籍的有限供应使得人力资本配置到低效率但有户籍的部门中去，造成人力资本的扭曲配置，限制了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
美国的户口是社会保障号（Social Security Number），这是美国公民的唯一标记。美国的户籍制度使美国公民享有充分的迁移和迁居的自由，公民居住在哪个州，即自动成为该州合法公民（在获得美国国籍的前提下），可以称为“居住公民”。该政策基本上遵循市场规律，实现了市场规律对劳动力资源的安排和配置。
改变户口对人力资本的扭曲配置，核心是增加城市资源供给，降低城市资源分配的不平衡程度。从雄安的城市资源投入看，我们猜测雄安可能不需要新设户口，而是用居住证的方式市场化配置人力资源。
深圳和浦东的发展，离不开建立初期的税收优惠政策为日后发展做大了税基。雄安新区如要跨过土地财政，给企业减负，前期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可能会更大。
首先是在税收分享上鼓励迁入。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企业迁移并达产后迁出地区仍能分享税收一段时间，有利于非首都功能产业加快向河北省转移。
其次是对科技企业和中小创的税收优惠。雄安的未来规划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从目前的一些文件来看，对科技企业会有企业所得税免除和租房优惠减免等政策。对于其他企业，会借鉴上海自贸区对符合条件的企业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对中小企业、初创企业会加大补贴。
创新和智慧的核心是人力资本，深圳特区当年解决的是各种体制内的制度对人力资本的约束，雄安今天的关键是节制资本，不给资本炒来炒去的机会，给实体一条生路。有了这一条，就不用担心没有优秀人力资本汇聚。
过去靠土地财政多少是巧妇难为无米炊的无奈，如今雄安初期投入可以依靠强大的国家资源，不靠房地产为支柱，跨过土地财政发展阶段，给企业减负，让企业在没有房租地价的负担下快速发展，做大税基形成良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