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ID:hust_press）
编辑：学妹
2月21日，许多媒体都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
对于这条消息，想必很多人都会有疑问：杨振宁当初为何会加入美国国籍？如今又为何放弃美国国籍，重回祖国成为中科院院士？
网上也有很多不怀好意的揣测，这让人民日报都出来打抱不平，发表了《你们这样说杨振宁，问过邓稼先吗？》。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杨振宁的看法都是人云亦云，很少有人听过他本人的说法和心路历程。
冰非一日之寒，无论是加入美国国籍还是放弃美国国籍，对于杨振宁先生都是决定人生的重大决策，内心必然做过长久的挣扎和考量。
翻开杨振宁先生以往的文章，你会发现他早已回答了为何加入美国籍，而放弃美籍归国很早之前就在他心理扎了根，一点都不意外。
下面让我们摒弃外界的嘈杂声，听听杨振宁自己怎么说。
文丨节选自《杨振宁选集》
图丨来源于网络
1964年春，我成为美国公民。
从1945-1965年，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9年，我大部分的成年时期都在美国度过。然而，决定加入美国籍对我来说并不容易。
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
我想，对大多数国家来的移民大都有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个具有中国血统的人就更不容易。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就根本没有永远移民到别的国家这种观念。实际上，永久离开中国并移民他国曾经被视为一种叛国的行为。而且，一度有过辉煌灿烂文化的中国在近一百年来一直受到屈辱和剥削，这在每一个中国人心灵里留下痛苦的伤痕。那是没有一个中国人能轻易忘记的一个世纪。
我的父亲是一位数学教授，在北京和上海任教，一直到1973年去世。1928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视野开阔、胸襟博大，然而我知道，在他心中深处的一个角落里，到死不能原谅我放弃生育了我的国家。
杨振宁与父母合影
还不止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渐知道早期中国人在美国的历史，这是我们的历史，它充满了无法叙述的歧视、迫害和屠杀。……歧视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虽然不像早期那样毫无约束。
……
当然我也知道美国对我一直十分慷慨，也知道我在美国的根已经在不知不觉的情形下扎得越来越深。
杨振宁与妻儿在美国合影
1961年1月，我在电视里看到肯尼迪的总统就职典礼。肯尼迪请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ust）念一首他的诗。弗罗斯特选了《彻底奉献》（The Gift Outright）。当我听到以下诗句时，我的心被一下子打动了。我立即从一本诗集找到弗罗斯特的这首诗。他写得真美，也很有感染力。在我决定申请加入美国籍这件事上，它起了一定的作用。
Possessing what we still were unpossessed by,
Possessed by what we now no more possessed,
Something we were withholding made us weak
Until we found out that it was ourselves
We were withholding from our land of living,
And forthwith found salvation in surrender.
（我们拥有的，尚未拥有我们，
是不再拥有我们的拥有我们。
有种东西我们不愿献出曾使我们软弱，
我们终于发现我们不愿为了我们赖以
生存的土地而献出的正是我们自己，
于是从毫无保留的奉献中找得救赎。）
1971年春，从报纸上可以看出从1949年开始冻结的中美关系开始有了解冻的迹象。当我得知美国国务院已下令解除美国公民到中国旅行的禁令以后，我感觉到这是我回到中国——我出生的故土的机会来了，我又可以见到我的家人、我的老师和朋友。
杨振宁与邓稼先
我感到时不我待、机不可失，因为我不清楚这个刚刚打开一个小缝的门会不会因为越南战争和亚洲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而重新紧闭。于是我立即向中国驻巴黎大使馆申请签证，接着在1971年夏我在中国访问了一个月。
这儿不是我细谈那次旅行的地方。但是到1972年夏第二次中国之行，我已经做出决定：作为一个华裔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为这两个与我密切相关的国家之间建立一座相互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认为我应该帮助中国在科学技术发展上奋起急追。
1972年7月，周恩来总理邀请我出席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举行的一个宴会。在一年前，我也接到一次邀请，这是第二次，因此我能够相当从容和更加直接地讲出我心里想说的话。我已经观察到，中国实行片面的平等主义已经毁掉了中国的科学。所以我迫切地向他建议采取一个政策，以增加对基础科学的重视。虽然从国家的立场来看，这一政策似乎不可能很快见到效果。
显然，周恩来与毛泽东主席讨论过我的建议，他们都同意应该做进一步考虑。1972年7月14日，总理知识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周培源研究如何实施这一政策。我曾经听说此后发生的一些事件的确给予了基础科学研究一些机会，但是主要的一些努力在1976年末“四人帮”倒台以前，一直遭到“四人帮”的阻扰。
在那些年我并不十分了解“四人帮”在中国干了些什么，因此也不知道“四人帮”不喜欢我的建议。1973年，“四人帮”成员之一张春桥表示出他对我的憎恶，对此我莫名其妙。事实上，他在一次讲话中明显地批评过我，但我直到1977年才知道。
三、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父亲曾三次来日内瓦，尤其后两次（小编注：1960年夏和1962年夏），都带有使命感，觉得他应当劝我回国。这当然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不过一方面也是父亲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那些年代我在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情形很少知道。三次见面使我体会到了父亲和母亲对新中国的看法。
记得1962年我们住在弗洛里桑路时，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
正说得高兴，母亲打断了他的话：“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排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父亲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
1973年5月12日清晨父亲长辞人世，想念77岁，5月15日在上海为父亲开的追悼会上，我的悼词有这样两段：
近两年来父亲身体日衰。他自己体会到这一点，也就对我们的一切思想和行为想得很多。1971年、1972年我来上海探望他，他和我谈了许多话，归根起来他再三要我把眼光放远，看清历史演变的潮流，这个教训两年来在我身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父亲于1973年5月12日长辞人世。在他一生77年的时间里，历史有了惊天动地的演变。昨天收到他一位老同学也是老同事的信，上面说“在青年时代，我们都向往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解放以后二十多年来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当时我们青年梦寐以求的这个新中国实现了”。我想新中国的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事实以及它对于世界前途的意义，正是父亲要求我们清楚掌握的。
6岁以前我生活在老家安徽合肥，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每年旧历新年正厅门口都要换上新的春联。上联是“忠厚传家”，下联是“诗书继世”。父亲一生确实贯彻了“忠”与“厚”两个字。另外他喜欢他的名字杨克纯中的“纯”字，也极喜欢朋友间的“信”与“义”。父亲去世以后，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挚友熊秉明写信来安慰我，说父亲虽已过世，我的身体里还循环着他的血液。是的，我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杨振宁父亲写给他与妻子的两句话：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
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中说：人生就像一出七幕剧，起第七幕亦即最后一幕是：
返回童年，返回茫然，
无牙齿，无眼睛，无味觉，无一切。
假如我的一生是一出戏，那么我实在十分幸运。今天我不但
有牙齿，有眼睛，有味觉，有几乎一切，
而且我还有机会开始一个新的事业——帮助清华大学发展高等研究中心。清华园是我幼年成长的地方，我一生走了一个大圈，那么我最后的事业也将是我一生特别有意义的一幕！
想要更多了解杨振宁先生，就看下面这本《杨振宁选集》吧！
《杨振宁选集》收录了杨振宁教授1980—2012年的部分演讲稿、一般科学类文章，以及其本人为部分重要科学论文撰写的评注。这些文章由杨振宁教授亲自选编并评注，开创了科学著作一种新的模式。文章中有一些以前没有出版过，还有一些曾刊登在现在不容易找到杂志里；最近很容易从杂志上找到的文章，一般采用的机会比较少。该选集是目前内容最新、覆盖年代最广、最能深入反映其物理学研究轨迹的作品。
选集中的文章追踪了杨教授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的发展，梳理了其从研究生起的兴趣和思路，总结了可能取得这些学术成就的情境和他得以取得这些学术成就的路径，客观分析了这些学术成就对物理学发展的承前启后的贡献，大胆预测了部分研究给人类社会可能带来的新的机会。这些内容为研究杨振宁教授的学术成就、科技贡献以及哲学思想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为中国科技和学术后继人才的培养以及科技政策的制订提供了重要参考，为当前物理研究者研究方向的选择提供了高屋建瓴的意见，其在科学史和方法论上得出的一般性的结论对教育和启迪我国科研工作者大有裨益。
杨振宁，国际知名科学家、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教廷宗座科学院院士、巴西科学院院士、委内瑞拉科学院院士、西班牙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等。历任芝加哥大学讲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兼物理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