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史景迁
翻译：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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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末和二战期间，把戴笠称作“中国的希姆莱”是很正常的事，仿佛蒋介石手下的这位秘密警察与情报官员那时候发挥着希特勒手下的盖世太保与党卫军头子的作用。不过在读完魏斐德精彩而又精微的著作《间谍王》之后，这一看法得到厘清，两者之间显而易见的相似性迅速土崩瓦解。戴笠并非中国的希姆莱，一如蒋介石也绝非中国的希特勒。与之相反，正如魏斐德在书中呈现的，蒋介石和戴笠都是彻彻底底、无法割裂的中国人：他们的个性与命运、成功与失败，全都有着深厚的中国根源。
事实上，特别是戴笠，他所攫取的大部分权力，都来自于他对一部分中国人的由衷厌憎，那些人放弃了传统价值观，转而去往新式学校寻求讲授外语的西化课程与数学知识。在戴笠看来，这些东西脱离了中国的真实需求。魏斐德在这部耗时十年写就的著作中，既揭示了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里，这位中国间谍王迈向权力之路的独特轨迹；还由此帮助我们了解蒋介石，他位列20世纪前半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之中，极难捉摸，却又极少被研究。
正如人们很难预测未来的间谍王，追踪戴笠晋升之路的具体过程也绝非易事。戴笠的部分背景已为人所知。1897年5月末，戴笠出生于浙江（蒋介石也来自于此）南部地区。他在当地的村塾、县里的高小念书。1914年完成学业以后，戴笠与附近财主家的闺秀完婚，隔年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
戴笠与母亲蓝月喜合影
戴氏祖先曾是一个小官，拥有大量的田产。但到了戴笠父亲这代，这位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已经荡尽大半家财，是戴笠的母亲用自己的积蓄抚育戴笠成人。不过即便是戴母也难以管教精力旺盛的戴笠。婚后的几年里，戴笠似乎一直靠赌博过着不安稳的生活，而且有诈赌、偷盗的嫌疑。他还打架斗殴，有一次鼻子被揍破，留下了伴随一生的鼻塞、鼻炎的毛病。戴笠加入了浙江陆军一师，被指很快就做了逃兵，接着混迹在宁波、杭州、上海多地。这一时期，戴笠结交了上海青帮的成员。多半也正是借助青帮的关系，戴笠结识了反对军阀的国民党成员。这些人玩转上海股票政权交易，为孙中山在南方的革命政治组织筹集资金。据一部分描述称，戴笠与蒋介石的初次见面是在1921年，蒋介石那时是孙中山的忠实拥护者和上海投机者的合伙人。不过另有说法与此冲突，蒋介石后来并不能回想起和戴笠在那时的会面。不管怎样，即便两人有数次接触，那也是稍纵即逝的。而戴笠似乎是在浙江和亲人一起度过1922到1925年间的日子，其间从事过几份工作：一次是在当地的教育机关，一次是作为当地对抗土匪的自卫组织的头领。
上海青帮头子
1925年底，一位朋友提醒戴笠广州黄埔军校能带来事业机遇。蒋介石已被任命为校长。戴笠一路南行，顺利通过入学要求，并于1926年初入学黄埔第六期。戴笠就这样偶然地，在二十八岁时找到了将来成为间谍王的理想环境。黄埔军校由孙中山建立，是与第三国际联合战线的一部分，旨在为国民革命培养中国未来军队的长官。然而国共合作始终矛盾重重，1925年罹患癌症的孙中山一逝世，联盟便走向了瓦解。蒋介石着手限制共产党员的权力并牢固自己的根基。戴笠早期生涯的资料极少且不一致，即使魏斐德调动所有学识也无法将它们组织成一段结构紧严的叙述。即便如此，也能看到似乎是在1926年春，戴笠——尽管只是一名初级学员——利用之前的联系人接近蒋介石。一旦开了这个头，戴笠便抓住机会，借助递送黄埔六期中亲共成员的身份、活动的简短情报（起初既非官方，也没有正式许可）。
1927年春，蒋介石已经带领他的精锐部队北伐，他在上海突然发动了一场血腥镇压共产党人与工会的行动。戴笠嗅到即将来临的机会，加入了一群北伐学员，以此重建与蒋介石的联系——他从未完成他的课程，也没有从黄埔六期毕业。戴笠如愿以偿，并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向蒋介石传递详细的情报，内容关于中国中部及北部不同军事力量的实力对比，如果蒋介石想要成功实现统一，在未来的战争中就需要借助这些情报。魏斐德对于细节充满热情，他还告诉我们这些情报是用米汤写就，只有涂上碘酒才会显形。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戴笠都不是中国传统精英中的一员，从他的出生、教育、婚姻或是受到的专业训练来看都不是，他甚至也没有提出任何格外有影响力的支持者。另外，蒋介石最为信任的是一小群出身黄埔前三期的官员，而戴笠甚至没能完成他在六期的学业。不过在这段中国历史的混乱时期，成功并不需要正式的精英身份。戴笠拥有的能力更为重要：一种能根据蒋介石的所思所想而热切调整的判断力，一种使蒋介石笃信他的绝对忠诚和对共产主义深仇大恨的非凡能力，一种受中国古代伟大传说中团结一致、去邪归正的英雄群像所激发的个人命运感。
魏斐德列举了许多例子，关于这些故事、人物的来历，以及他们如何能够激发行动。尤为重要的是，这些价值观与蒋介石对个人命运的感受和坚定决心一致。蒋介石以民族革命领袖孙中山的继承者自居，他决心在一党执政的政府里担任“领袖”角色，唯有如此才能给予中国力量将中共一劳永逸地击溃，然后再集结民族力量抵御日本人和其他国外帝国主义势力 。
戴笠开始通过递送情报向蒋介石证明自己是有用之人，有时会面临诸多风险。他在1927年之后几个月的危险时期为暂时失权的蒋介石担任警卫，似乎借此巩固了自己的地位。1928年蒋介石重掌权柄时，保留了戴笠的警卫工作，还任命他就职于那个名字看起来繁琐且无恶意的“南京黄埔校友会调查处”。正如魏斐德所说，这个机构事实上是“蒋介石军事训练体系中的安全机构”[文章中引用魏斐德“Spymaster”书中文章部分均采用梁禾《间谍王》译文]，戴笠得以不断接触到最忠诚的黄埔学员，所有已知的共产党员都已被清洗出去了，这些黄埔学员后来会成为中国革命同志会的核心成员。中国革命同志会是蒋介石最重要的前沿组织之一，与许多其他组织一起构成了臭名昭著的蓝衣社。
黄埔一期步兵科潘学吟的毕业证书
戴笠受到嘉奖，被拔擢为蒋介石私人警卫的主脑，他能够通过常规渠道与蒋介石沟通，因而可以将那些接近权力核心圈者在政治上的忠诚情况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递过去。戴笠得到了蒋介石提供的每月三千元的“活动经费”，用这笔钱雇用了九位年轻官员和前学员组成“十人团”在他个人领导下执行“特殊任务”。
戴笠作为这个组织的联络官，得到了既是军队总司令又是国民党主席的蒋介石本人批准，如此他才有了日后发展成（又是一个表面无害的名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基础。魏斐德展现了1930年代初，戴笠在上峰的指示下招募更多特工，并且获得了更多的财政资源（包括有效的现代武器和汽车使用权）。除了国内监视、针对忠诚情况的核查、反间谍等活动，戴笠逐渐被指派暗杀某些反对领袖的敌人：从敌对的军阀、可疑的共产党人到人权倡导者，以及那些极力推动抗日措施的人，因为蒋介石决意克制攘外的欲望，先行除共安内。
魏斐德提醒我们，当戴笠朝着成为无可替代的间谍王的目标前进时，无论拥有什么正式头衔，他都非常清楚自己只是由纵横交错的特务机构所组成的复杂系统里的一个零件，蒋介石能够随意操纵这些特务机构，并且在他巩固自己作为领袖的个人权力时，如果有必要还会让它们互相牵制。同样地，蓝衣社——在当时与后来的人看来，是对纳粹褐衫党和意大利黑衫党的刻意模仿——只是由众多严密团体构成的复杂组织中的一个部分。所有这些团体都要保证向他们的领袖效忠，而且拥有各自的等级结构、招募程序，以及通常重叠的管辖区域与行动范围。
力行社毫无疑问是这些团体中最重要的一个，它由最早几期黄埔学员组成，他们热忱地忠于蒋介石以及他反对共产党、实现民族统一的目标。其中许多人曾在日本的大学和军事学校学习，蒋介石自己在青年时期也在日本学习过。力行社在1931年间成形，然后迅速成为魏斐德所称的：
那个俗称“黄埔圈子”里最重要的一个政治组织，它的成员们组成一个崇尚法西斯，并在最高领袖蒋介石领导下致力于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军事团体。
一开始这是一个亲密友人的小团体，成员们私下一边吃晚餐一边讨论国家命运。到了1932年，他们已经成了一个“由 300名无比效忠蒋介石的分子组成的最高机密组织”，社团秘密招募人员为领袖服务的基本理念也赢得了蒋介石的认可。
1932年2月底，核心团体的25名成员与蒋介石在他靠近南京的别墅里举行了一系列夜间会议，他聚精会神地聆听了每个人关于中国面临的难题以及如何以最佳方式解决的看法。戴笠出席了这些会议并且发表了讲话，尽管他不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也不是他们精英核心圈子的一员。相反，他的初步作用似乎是照管勤务计划以使这些人聚到一起，以及为所有这些深夜聚集在偏僻林区的人提供安保。根据戴笠本人后来的描述， 1932 年 2 月 26 日，蒋介石与他在南京郊外的中山陵公园单独会面，蒋令戴笠在还未正式成立的力行社内部成立特务处。
魏斐德借助参与者后来的回忆与传记，戏剧性地重现了一幕：2月29日，力行社成员（包括戴笠）经过了蒋介石口头与书面的双重测试，他们在领袖身边围成一个圈，举起右手，在他面前庄严宣誓：
余誓以精诚，力行三民主义，恢复革命精神，复兴中华民族，牺牲个人一切利益，服从命令，严守秘密，完成革命建国任务。如违誓言，愿受严厉制裁。谨誓。
接着，每个人在盖有蒋介石印章的誓词上按下手印，然后烧掉纸张，如同在中国葬礼上为亡灵烧纸钱一样。
然后在社团成员手牵手时，蒋介石承诺他将尽其所能领导他们。魏斐德这样评价道，“在一个体现了帮匪结拜兄弟仪式和文人科举制的综合仪式中”，力行社正式成立。戴笠就此被他的领袖安放在一个秘密效忠者组织核心的特权位置，几乎所有中国人，包括许多政府高级成员，都对此事的存在一无所知。
又有谁成为了戴笠手下的特务？他们的做所作为为何？他们来自何处？在魏斐德看来，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来自中国社会的边缘人群。这也不足为奇，他写道，因为在那时“间谍和反间谍都是名声不太好的职业”。魏斐德相信——他的观点也非常有力——戴笠手下的许多特务的“文化世界”是“受了传统英雄好汉和历史典故的影响”，包括来自《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著名历史小说里的故事，其中充满了武术冒险、绿林好汉的行动、以及神秘睿智的军事家们留下的格言。事实上，魏斐德拼凑出的许多特务曾经的生活与职业方面的信息，听起来好像直接来自于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时期，而不是乡村小镇和中国新兴城市中的偏街陋巷。魏斐德写道：
许多早期吸收来的特务——尤其是从老百姓中招来的——大都来自社会底层：诈骗犯、打手、江湖艺人、小贩、狱卒、刽子手、窃贼和帮会分子。这些特务经常摇身一变装扮成糖果贩、挑夫、街头小贩、餐馆或旅馆的侍者、家佣、摆报摊的或人力车夫，被派到外面去执行任务。
魏斐德写到戴笠走卒的反间谍活动，在许多逼真渲染的描述中，是他们融入城市的不费吹灰之力，使骚扰、绑架、殴打和谋杀任务执行得出奇有效。[原文注：魏斐德在他的前两部书里详细叙述了部分谋杀任务：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and The Shanghai Badlands: 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 1937–194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然而，专注于这些色彩斑斓但明显出身卑微的特工，他们嘈杂拥挤的住所和五花八门的武器，以及他们紧张激烈的合作，可能过于浪漫地刻画了戴笠的下属。这些人往往是危险的、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人员。魏斐德表明，至少从1930年开始，因为戴笠与杭州警察学校的关系，许多受过教育的男女青年加入到了他的特务组织中来。他的第一个“秘密通讯服务培训班”也在杭州组建起来。戴笠已经看到，无线电通讯网和复杂的密码技术对于任何精细配合的情报活动都是必不可少的，对于这些知识来源，他采取的是兼收的态度：魏斐德写到，杭州的训练方式“参照了契卡和克格勃手册。但技术知识基于上海情报组成员的经验，反映了来自美国的电子技术与供给”。1931年4月，蒋介石的机要秘书被发现是内奸，他已经把蒋介石个人的绝密密码本交给了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这使得戴笠似乎更加迫切地需要采取激烈的行为。
1933年，戴笠已决定在上海创设自己的无线电培训学校和密码破译程序；在这里受训的人员极大地增强了戴笠正在扩大的组织，和他先于其他与之竞争的机构为蒋介石提供准确信息的能力。但是戴笠也知道靠他们自己的无线电技术是不够的。魏斐德告诉我们，杭州警察学校为这些未来特工提供的特别训练课程里包括特别行动理论、密码学、毒药和吗啡的使用、足迹和指纹分析、炸药和爆破、速记和速写，以及从摄影、武术到汽车驾驶的其他各种技能。一名前共产党员教授国际间谍课程。另外还有日语课与骑马课。
对于蒋介石而言，1930年代的形势不顺利。共产党人在他们农村和城市地下根据地里表现出意想不到的顽固。日本人的威胁越发强烈，蒋介石试图在对付共产党的同时拖延与日本的冲突，无数反对他的示威游行证明这一政策不得人心。人权团体抗议他的专制方式。他还经常面临资金短缺的情况。军阀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强大。毒品问题难以根除。1936年，蒋介石被一位同情共产党人的将军软禁在西安，不过后来被释放。每一项危机都使戴笠变得更加不可或缺，给他带来了更多工作。
戴笠在指导他的特工时总是提到，他们必须精通各种特殊方法：利用人性弱点和性关系，操纵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间谍，处理资金，用触手可及的资源“变通行事”。魏斐德对动荡时期内的所有这些方面都做了认真研究，并总结道：“戴笠作为秘密警察头子的本领，也从他会迅速地从一个角色转换成另一个角色的能力中体现出来”，这种能力“取决于他能揣摩出对象对自己的期望的技能”。
戴笠指示他的特工为了领袖可以无所不为，魏斐德收集的证据清楚表明，在失踪和谋杀的头条新闻故事背后，有戴笠特工指挥的特殊监狱充当恐怖基地。在那里，执行审讯伴随恐怖的暴力，严刑拷打是家常便饭，数量不明的被捕者就这样消失。为什么人们在这种情形下表现出如此可怕的残酷，这一问题魏斐德有所触及，但是无法解答，除非用其他时间、地点类推。也许他最接近答案的地方是他这段紧凑的表达：
（戴笠）对人性的了解使他清楚地看到别人内心的阴暗面，而他对自己内心的阴暗面则处之泰然。而正因为他愿意承认甚至迁就自己身上的恶习，他自认为是掌握人类灵魂的大师。
魏斐德告诉我们，当戴笠变得越来越有权势时，他对手下的特工实行严格的限制，但却为自己要求更多随权力而来的利益：数量庞大的安置在不同城市中的“藏身处”，随时供他个人使用的汽车，一群不断变动的性伴侣——包括同僚的妻子、手下的女特工、训练学校的女学生在内。这样的故事有着各式各样的来源，但不一定是真的，因为许多描述是由之后有充分理由诋毁戴笠的人写下，或是由1949年以后留在大陆、听命于他们新领导告发戴笠的前任特工。这一猜测是有道理的，如戴笠这样树敌众多之人应该知道不加警惕地和许多人发生关系会带来什么危险 。
随着1937年中日之间的战争全面爆发，戴笠的工作再次增加。通敌日本者现在被列入政府的黑名单中；即便是在日本或汉奸势力占领的城市中继续做普通工作的人也可能被暗杀。戴笠早期与青帮和其他帮派的接触在这时发挥了作用，他能够安插来自黑社会的间谍或双面间谍，同时在许多关键位置安排他自己的特工。安全很难保障，戴笠和蒋介石从南京撤退到武汉、再从武汉撤退的重庆，一路上，他将手下特工政治忠诚的许多详情都记在心里。虽然远在长江三峡上游的重庆，日本轰炸机仍然能够到达。
民国三十四年戴笠随同蒋中正视察
在重庆，戴笠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他手下分散在全国各处的特工，善于发现日本飞机并提前发送空袭警报。其他人则监测日军行动的天气模式。由于戴笠头脑开明地拍板任用美国人赫伯特·雅德利（Herbert Yardley），特工们的密码技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雅德利才华横溢，他于1919、1920年破译日本外交部密码，从此声名远播。他接受了戴笠的邀请，于1938年至1940年在重庆工作，在这里他训练了大约200名戴笠的特工，截获日本军方200,000次以上的通讯，并破译了日本空军的重要密码。如果不是日本战机炸毁了他精心收藏的伦敦杜松子酒，促使他决定在1940年夏回到美国，嗜酒的雅德利本可以给予戴笠更大的帮助。在这一时期，已经晋升少将军衔的戴笠，将他的业务从4个部门、100名办公室工作人员、2000名外勤特工，扩大到10个部门、超过1000名总部员工、数以万计的基层干部与战地特工。
日本轰炸珍珠港后，美国对日宣战。不久后，他们意识到，在描绘中国大陆的天气模式、为海军上将提供信息用以制定太平洋舰队部署的长期计划方面，戴笠的特工可以提供重要帮助。[原文注：关于天气、梅乐斯、海军上将的更多细节，参看Maochun Yu, OSS in China: Prelude to Cold War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米尔顿·梅乐斯准将是美国海军情报局中国地区负责人，他与戴笠密切合作并成为其工作的崇拜者。
经由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的联系，戴笠获得了大量武器供应以及帮助训练特工的美国人员，最主要的训练点是位于中国西南的歌乐山中的第九班。由于美国相信，戴笠的特工在与日本的游击战中会用到他们的先进技术，包括前FBI情报员、特工、纽约市警的排弹专家、州警等在内的美国教官，向戴笠的特工传授了多种侦察技术，譬如微型发射器、无线电定向仪、测谎仪、警犬、“吐真剂”，甚至还有肉毒杆菌毒素。即使是不完全了解中国政治现实的人也知道，一旦日本被打败，国民党马上就会调转枪头对准共产党，因此美国的援助将不可避免地用于内战。魏斐德尖锐批评了歌乐山训练班传授的技术，他认为这为后来CIA在拉丁美洲开办学校训练秘密警察“开了不好的先例”。
战争一结束，戴笠的活动变得比之前更加神秘，魏斐德提供的这一时期的细节变少。不可否认，戴笠仍然顶着可怕而能干的安全机构头领的名声，但是蒋介石可能对他产生了厌烦，或认为他的间谍们已经失去用处。甚至有传言说，将会有新的情报官员接管戴笠的情报世界。1945年底和1946年，在巩固国民党政权的过程中，30年代被接受的方法似乎不再可靠。可以确定的是，戴笠仍然频繁乘坐飞机往返于中国的大城市间以寻求同盟和保障。1946年3月17日，戴笠和一些朋友、一位译电员、三名保镖仪器，在青岛搭乘飞机前往上海。途中遇雷雨，航线改往南京。然而天气继续恶化，能见度丧失，飞机撞山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几天后，遗体被搜救队发现。尽管有谣言流传，但没有证据显示这是一次蓄意谋杀。
戴笠的葬礼
如果一个人研究一位间谍王长达十年，也许会不知不觉沉迷于寻找某种被恐怖世界笼罩的浪漫。逻辑开始显现，联系不断蔓延。魏斐德在书末追加了一篇题名“妖魔”的跋，篇幅简短但自我坦露良多。他告诉我们，他生命中的大部分历程都在直面中国历史中的“妖魔”，彼此吸引又相互排斥，如同一个人“在一房之遥看一条眼镜蛇”。揭露妖魔如何使用“蛇眼的迷惑力”，成为他抵制并理解它的方式。魏斐德告诉我们，借由描写戴笠，他不知怎的能够想象自己“抗拒那恶魔冷漠的目光”。魏斐德是一位对中国历史极富想象并且学识渊博的记录者，他对戴笠的叙述对于理解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的力量是至关重要的。而借由妖魔隐喻，魏斐德为他的分析引入了一个新要素：他尝试把戴笠接续进中国过去的伟大人物的历史当中，特别是公元三世纪的英雄诸葛亮，戴笠喜欢向特工学员们提起孔明神出鬼没的本领。我拒绝这种类比，相信魏斐德最终也会如此。戴笠没有丝毫魔力。他就是一个狡猾而残酷的人，终因天气缘故殒命。
本文发表于《纽约书评》2004年3月25日，东方历史评论受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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