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别叫我Beyond御用词人，我只是陪他们一起走过

刘卓辉是一个香港音乐作词人，因为他曾经为Beyond、陈奕迅、黎明写过歌；他也曾经是一个音乐生意人，因为他所参与的大地唱片制作了艾敬、何勇、校园民谣的专辑；但更多的时候，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他所参与的那些作品，如今都成为人们怀念的一部分。

这是刘卓辉所讲述的自己的故事，大概也是时代怀旧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落。

刘卓辉 图/CFP

“Beyond御用作词人”

填词是我的工作。自从Beyond红了以后，人们很喜欢称呼我——“Beyond御用作词人”，不过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其实不太喜欢这个名字。作词人林夕跟我同年出道，他当时给Raidas乐队写词，10首歌里写9首，说他御用作词，名副其实；偏我遇到的是黄家驹，勤奋的家驹自己作曲作词，10首歌里他要写9首，留一首歌给我写。虽说常常留给我主打歌，可Beyond一共200多首歌，我的填词作品只有十分之一。一个十分之一的填词人，算“御用”吗？

玩笑归玩笑，现在回想起来，我很怀念那段和家驹合作的日子。我们合作了12首歌，这大概是我所经历过最爽快的12次合作。我们连电话也不打，也不见面。家驹直接给我寄来曲子，小样上会留下几个字。我听完曲子就给他写词，写完寄给他，就没消息了，直到有天从电台里听到自己写的歌词，才知道，原来这首歌红了啊。

在这些歌里，最有名的一首大概是Beyond的《大地》。写这首歌的时候，家驹在发来的小样上写了两个字，忘记是“长江”还是“黄河”，但我一看就意识到，这一次，他想要写大陆。

于是在这首歌里，我写了我叔公的故事，一个遥望大陆的人。叔公是国民党老兵，在1949年跟随国民党转移到台湾，跟大陆的亲人分隔两地，直到1987年后台湾宣布开放，允许大陆探亲，我第一次去台湾探访我的叔公，与他倾谈。回来后我就在Beyond的歌里写下了当时的感受——

这是我和家驹合作的第二首歌，我们没想过它会红，因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它太非主流了。可是它不仅红了，还入选了十大金曲。虽然有人批评这首歌写得不好，我仔细重读也觉得不理想，可是流行曲就是这样，不一定要完美才能流行，讲究的大概是机缘吧。《大地》不完美，可是它就这样不完美地红了三十年，直到今天的KTV里，我都还能听到人们一遍遍重唱着这首歌。

陪着Beyond到北京

借助这首歌的走红，我陪着Beyond来北京开演唱会。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北京，一个陌生的大地。我们跑去前门吃全聚德烤鸭，坐3毛钱一个人的北京地铁，稀里糊涂地下错了站，在北方夜晚的冷风里，我们一群人花掉了费好大麻烦才换来的人民币买香蕉吃，浩浩荡荡地走在长安街上，享受北京深秋的夜色。

北京演唱会后，刘卓辉和Beyond乐队去长城。

我们还跑去看演出的场地，首都体育馆。在门口售票处的海报上，Beyond被叫做“香港超越乐队”。好奇的家驹还去场外转了一圈，结果遇到一个热情的黄牛，非要向他兜售自己演唱会的门票，要价5块钱。

那时候，作为一个香港人，我能感受到粤语歌曲在北京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接受。即便是Beyond的演唱会，开场坐满了18000个座位，唱到中场也已经走了一半的人。人们对那些听不懂歌词的粤语歌还是感到陌生。但人们喜欢Beyond，喜欢唱他们的名曲。走在街上，总能遇到哼唱着Beyond歌曲的年轻人。

幸运的我，三十年来跟他们走过《灰色轨迹》，穿过《大地》，见过《农民》，爬过《长城》，彷徨着《谁伴我闯荡》，忍受着《无泪的遗憾》。目击他们出道、奋斗、成名、失落、再奋斗，以至解散，到个人发展。我跟他们依然不算很熟，但却都有不少《逝去日子》，回头再看已是《岁月无声》。

Beyond的爆红是件好事，但对“御用作词人”的我来说，更多的时候是无奈。刚刚说到的这些我所作词的作品，然而人们记住的往往不是这些。

——经常有人找我来握手合影的时候，热情地表白，“我最喜欢《海阔天空》了！”

——在北京录音棚里录音的时候遇到那英，她热情地跟老公介绍，“这是刘卓辉，《光辉岁月》是他写的”。

——就连回家吃饭，跟我做了18年亲戚的表妹夫都会一脸认真地跟我说，“《真的爱你》是不是你写的？”

以至于后来我很想找个地方，登个大大的声明：以上这些歌，都不是我写的！ 现在的我很想回到过去，去纠正当年的那个自己，居然曾为“Beyond御用作词人”这个称呼闷闷不乐，这样做是不对的。

崔健，艾敬，何勇，还有校园民谣

因为《大地》的流行，我获得了一个新的名字——“大地辉”。1990年，我想要办一家公司，于是我干脆取名叫做“大地制作”。后来被收购后，它改名叫做大地唱片，现在还发展出大地院线。说起来最初都是因为Beyond的《大地》。

之所以搞出一个“大地”公司，是因为那时候的我很想要经营音乐生意，特别是做内地歌手的唱片。

80年代的时候，我一边给Beyond写写歌词，一边在一家中港合资的制作中心做音乐统筹。当时我们公司的业务五花八门，我们给香港歌手灌制唱片，给内地歌手生产录音带，偶尔我们还要负责给春节联欢晚会歌曲制作音乐录音带。

1986年，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就是为了给这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录磁带。当时在录音棚里，我最早接触的都是一些当时的大腕儿，类似于毛阿敏或者刘欢。不过在录音棚里，我听到的内地歌曲都是一些风格有点奇怪的歌，既不是红歌，也不是脱胎换骨的流行音乐，介乎两者之间，坦率地说第一印象感觉有点土，后来他们告诉我，这叫做“通俗歌曲”。

但是我知道，北京有不为人知的好东西。因为在来北京之前，公司在帮一个内地歌手生产录音带。我听到他唱的歌，完全被震住了。那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惊讶，原来北京有这么棒的摇滚乐！

翻开那张磁带的封面，我记住了这个人和这首歌——崔健，《一无所有》。

1992年，我开始搬到北京定居。那时候的日子很有意思的，感觉每一天都能遇到让人喜欢的音乐。我们找导演顾长卫给艾敬拍摄第一部MV《流浪的燕子》，在香港引进崔健的专辑，在内地引进罗大佑和赵传的音乐专辑，在中央电视台买下半小时的播放时间，自己制作音乐节目播放大地制作的歌曲。我还遇到了何勇，为这个北京出了名的“小混蛋”制作专辑《钟鼓楼》。

2004年，何勇复出举办小规模的演唱会。 图/CFP

当时从好音乐中赚钱，似乎是挺轻松的一件事。公司在北京西单最繁华的公寓租了三个房间，几乎只用了半年就捧红了艾敬，崔健的专辑在香港很受欢迎，罗大佑和赵传也在内地成了明星。

那时候，人们老来问我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可我真的没什么秘诀。只不过之前内地唱片制作实在太简陋，没有宣传就投入市场。我只不过将国外一套正常出版唱片程序在内地实施，竟然成了竞相模仿的样本。这件事也让我困惑了好几年。

我在大地唱片的最后一个大项目是校园民谣。那是1994年，出这张专辑完全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我看到民谣在19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西方乐坛是很受欢迎的，台湾也在70年代末迎来了民谣热潮，所以我在90年代的北京第一次听到内地校园民谣的时候，从商业时机上感觉到，这也许是内地民谣火起来的最好时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