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五十年来教学与研究工作的结集，一部分是未发表的文章和手稿，一部分是由讲稿整理的文章。
我从1953 年开始踏上高校历史课的讲台，当时年轻，一没有学历（大学肄业），二没有资历（教学经历），给我分配的课是一年制历史专修班中国通史的隋唐五代部分。当时真是诚惶诚恐，兢兢业业，唯恐被轰下来。好在得到一位先辈成庆华先生的支持（由他当时是副教授），我才得以完成任务。由于没有经验，又兼有细微口吃，所以上课时必写讲稿，把课堂上要讲的每一句话，都写下来，上课时基本照念，一句不落。上课前一晚，须把讲稿温习一遍，核对一下史料，由于文字素养不高，要把看不懂的字记下来，查字典注上，以免到时念错写错。这样，讲课必写讲稿，把要讲的每一个字都写下来，成了我的习惯。以后，经历了五年，从一年制专修班、二年制专修科，到四年制本科，最后到开始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从教学到科研算是走了一轮，也算是站住了讲台。
到了1956 年，讲课中想起应该给学生补充一些地理知识，于是课外添了一次辅导——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主要介绍地理，也掺杂一些古代历史。以后，每年一次，每次两小时，成为惯例。自然也有讲稿，修改就成一篇文章了。
辅导和讲课一样，首先是学习的过程。我先从什么是地理环境学起，再看地理环境对历史起什么作用。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读了很多遍，对他的基本论点我是赞同的，但对他说的地理环境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起决定作用，我认为虽有说服力，但似乎怀疑不能绝对化。我还找了几本翻译过来的苏联的书籍，大概是他们的副博士论文或博士论文，但除一本外，了无新意。这个问题一直到20 世纪80 年代，悉心读了马克思和普列汉诺夫的有关著作，我写了一篇长文，才算自己搞清楚了。
另一方面，是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区划问题。我认真阅读了中国科学院1956 年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区划》（第二个区划发表于1962 年）。另外，也读了一些书，记得有拉铁摩尔的《中国的边疆》（解放前老译本），算是弄清了中国北部沙漠草原和内地历史的差别。另外，也认识了所谓的“
胡焕庸线
”，弄清了中国东部和西部地形、气候、水文、经济、人口、资源、人文环境的差别及关系，这帮助了我把古代中国分成六个历史地理区划，以后就以这两方面的认识为框架，组织我的教学辅导课。如此反复多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已是到了伸缩自如的地步，多则可以作为专题，讲十几个小时，少则可以浓缩到一个课时。“文化大革命”以后的那几年，我多次到一些大学去讲课，即以此为题。
1958年，“大跃进”运动来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超英赶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全国上下一片沸沸扬扬。高等学校也不落后，由北大历史系发起开展史学革命，拔白旗，插红旗，厚今薄古，打破王朝体系，学生自编教材，上山下乡，三结合写三史（村史、厂史、社史），同时开设了史学概论课程，各校纷起效尤。北京师范学院也开设了这门课。由于要把它和历史唯物主义分开，所以上来开头只讲了什么是历史，历史科学的意义，批判资产阶级历史观之外，选择了十几个当时历史领域的热门话题，如
亚细亚生产方式
，中国古代史分期，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之类的进行介绍，很热闹了一番。
没有多久，史学革命退潮了，高校又回到原来的程序上去，各校的史学概论也纷纷停开了。北京师范学院因为该课还保留了一点自己的特点，因此一直开下去，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文化大革命”结束，大学恢复考试入学，各项工作步入正常，其他院校停开的史学概论，也纷纷恢复了。这时的史学概论课，也由于认识的变化，分成了两门，即两个专题讲座：一是史学理论研讨，一是中国古代史研讨，每门一学期，下边分设若干专题，每学期讲课，即分别选择其中的若干专题。后来，这两门课固定为研究生的必修课，其中又有增删调整，经过三十多年，终于成了今天这样。
这个系列中各章讲授的先后并不一样，有的是后来增设的，有的则是由其他各讲中掺入的，有的则是发表的专题论文，有的则是没有发表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专题，即五个专题原是有的，又因各种原因删去了。还有一章是重新写过的。总之，几经周折，成了现在这个十二章，也就是十二个专题的模样。
但是问题来了，首先出在书名上。因为出现了封建社会的字样。“文化大革命”以后，思想解放，原先被奉为圭臬的观点遭到质疑，其中就包括了马克思所说的五种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首先是传统的奴隶制社会被解构了，代之而起的是用古希腊一样的“城邦”制，或稍加改动的“族邦”，还有“酋邦”。更有从马克思、恩格斯古代东方的论述演绎而来的“
亚细亚社会
”或“东方社会”，百花齐放，新见迭出。继之而起的是对封建社会的质疑，从李慎之先生开始，认为秦以后的社会不能叫封建社会。封建社会是先秦三代的产物，先秦有过“封诸侯建同姓”，那才是真正的封建，与原来中国学者所讲的“封建社会”完全不同。那么，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封建，立郡县”，那已经不是那种先秦的封建了，只能称之为专制主义。有说那应该叫做“帝国时代”、“集权社会”、“家国同构”、“小农社会”，不一而足。其中尤以武汉的冯天瑜先生论点最为充分，支持者众，不仅出过专书，也开过大型的讨论会。他承袭了和发挥了李慎之先生的观点，认为先秦才是真正的封建，秦始皇统一六国，封建时代解体了，继之而起的是“专制主义”，不能再把它叫封建社会。此论一出，反应强烈，支持者众，反对者也不少，也专门开过讨论会，出了不少论文，双方各执一词，迄今未有结果。
但仔细一想，专制主义、集权主义、帝国时代更多地是从政治方面着眼，小农社会注意了经济，但何谓“小农”很成问题，“小农社会”似乎又不能包含这个社会形态的各个方面。“家国同构”迄今未见专门的论述，倒觉得沿用了几十年的“封建社会”，带有一种综合各方的性质，可以容纳的内涵似乎更宽一些，而且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它的核心特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大多认为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个体小生产农业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租佃制，形成了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或两大集团），是它的基本特色。这一点，似乎专制主义等学说也有认同。
因此，在没有找到更新更好的说法之前，还因袭了旧的提法，把延续了战国秦汉直到20世纪之初的两千多年，仍称之为封建社会。
历史上的中国带有序论性质。上小学时，老师老说中国地大物博，人民为了什么什么老受人欺侮。20世纪80年代中，忽然想起，这虽是常识性的问题，却可以引发出很多内涵，促使人去思考。于是，在原来的专题中再加上这样一个专题，举出历史上中国的几个基本事实，兼对这些常识性的情况作一个鸟瞰式的思考。即，中国是一个国土辽阔的大国；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中国是一个资源丰富但不丰足的大国；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绵延不绝的大国。同时也讲了这些方面不足之处和弱点，并且提出若干问题，促使深入思考。
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原来是作为补充学生地理知识的不足而作的辅导，后来逐渐向理论方面转移，着重从人和自然的关系看地理环境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着重点是自然地理。此后时间允许，还想写一本地理环境和中国历史，着重的是历史。自然地理之外也着重地理环境在中国的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民族史、军事史等方面打的烙印。这书成稿已有四分之三，但年老体衰，眼力衰退，找书、看书、写字困难，何时能成书，那只好看老天爷的了。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讲到中国封建社会，必然会涉及农业问题。我在这里试图用量化的方法探讨一下中国古代农业生产问题。这里所说农业生产，已经略去了农业生产的其他因素，如生产关系——土地所有制形式——只注重于农业生产力。在农业生产力的方面排除了生产力的其他要素，如耕作制度、农业工具、农业技术等等，只着重于每个农业劳动者的每年农业劳动生产率，对于农业生产率可以简化为一个公式，即农业劳动生产率= 每个农业劳动者耕种的地× 每年单位面积产量。如果需要计算其再生产能力，还要减去每个农民家庭的口粮数。由于文献材料有限及其不甚准确，计算起来不无困难。只能概略言之，属于估算。为了将历史上的度量衡换算成今天的标准，我对于有关的文献及考古实物也作了一番梳理。最后计算结果是：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产粮2000市斤左右，从战国秦汉传统农业形成直到改革开放前，这个数字虽有出入，但基本未变。由此可旁推全国耕地亩数、每人每年口粮数等等。那是越来越不准确了。20世纪80年代，曾以《汉代农业生产漫谈》为题写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文章一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大有人在，并且撰文反驳。我又继续写了《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一文，遍搜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文献记录（当然还有大石小石、大亩小亩之分）以作回答。总之，我的这种说法只是一种尝试，姑备一说，距离问题的解决，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是关于中国古代农业生产问题的延续。中国封建社会历来重视人口，也采取了一系列的繁衍人口的政策，以致中国独有的几次大波动——迅速增长，随后停滞，又大幅度缩减，我们称之为台阶式“跃迁”。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和
人口再生产
的特点基础上出发，将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归结为：个体小生产农业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人口大量增长的要求受到个体小生产农业特别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本身的抑制形成的人口缓慢增长，而封建生产方式的周期性危机加上民族动乱因素又造成了中国人口周期性大波动。从宋以后，总的趋势是人口增长的速度、耕地面积和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虽有所增长，但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却大大减少，人口增长已从加速农业发展的因素变为阻碍农业生产发展的因素了。除去封建生产关系对农业生产发展的束缚越来越严重这个主要原因外，这也就是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口粮数长期在汉代已达到的水平线上徘徊的原因。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与中国封建结构及其运转两部分之间，原来还有五个专题，这些专题都讲过多次，最后成书时都把它删除了。
第一个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古代东方的论述，原来意思是凑合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古代东方的论述逐一摘录下来，分别与讨论中遇到的各种观点相对照，以期找出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是什么，与中国的历史实际是否符合。这其实是一篇读书笔记，除了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转化之外，对于众说纷纭的中国古代社会的了解，实际还太空泛，因此放弃。
第二个是中国奴隶制的特点和第三个是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这两个题目太大了，涉及面也太宽了，又遇到许多争论的难题，自己缺乏这方面的足够的历史文化素养底蕴（如古文献和古文字）和足够的研究，完全是力有未逮，虽然有一点自己的看法，却有不成熟和片面之嫌，因此也删去了。
第四个是中国古代的手工业和商业。其与中国封建经济部分相重复，又没有着重商品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所以也删去了。
第五个是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篇幅比较大，多所铺陈，宋以后因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又没有涉及，所以也删去了。
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及其运转是一个专题分上下篇，它们从中国封建经济的整体的角度全面介绍了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各个部分和它内在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着重于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前一篇主要从静态上来分析，后一篇主要从商品形式、交换、流通乃至商品经济的形成，市场的发育等方面，作动态的剖析。讲述农民—地主—封建国家之间的互助与反馈。并试图回答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即中国经济原先发展超过西方，从宋以后发展停滞以致被西方超了过去的问题。本章开头所制的大表，正是有助于逐段解析各部门的产品劳动的交换，并逐渐出现商品的因素及走向商品化。
中国历史上的皇权和忠君思想开始涉及政治方面。这一章主要讲中国历史上皇权的形成和特点以及随之未来的忠君观念的作用及其内在矛盾，原是20世纪80年代《红旗》杂志的约稿。初稿写出，感觉篇幅太长，不好压缩，结尾部分又遇到窒碍，难以完稿，因此搁了下来。90年代，原来的窒碍消除，得以完篇，送到《历史研究》上发表。
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内容给学生讲过，也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讲座课上讲过。这里主要说明在中国的分散的个体小生产农业在地主租佃制基础上何以形成了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历史过程中出现了两大矛盾——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还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何以随历史的演进为何从推动封建社会发展转而成了社会发展的桎梏。
中国古代吏治的得失与借鉴是在国家图书馆部级干部学术文化讲座上的一次讲述，题目是听众出的，可以说是奉命作文。讲述的效果尚佳。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是鉴于近些年来农民战争研究的冷落与忽视，我又重新拾起这根“鸡肋”。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是客观存在，两个阶级之间有过尖锐的矛盾、对立乃至杀戮，也是历史的客观存在。还是拾起这根“鸡肋”，作了一些论述。
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周期律是有感于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与毛泽东所作的“窑洞对”，而给部级干部学术文化讲座组织者出的题目。不料，几经周折，讲述的任务仍然落在我的头上，好在原先有过一些想法，也就敷衍下来。黄炎培《延安归来》，原文是“中国王朝兴亡周期率”，我未及深思，一直因袭下来。前些年，《咬文嚼字》杂志加以纠正，说“率”应作“律”，于是一律改了回来。
6—14世纪的中国社会讲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还有其他一些方面可讲，例如，民族问题，中外关系问题，宗教和民间信仰问题，宗族和民间社会组织问题，社会风习、群众心理状况，意识形态问题，等等。那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就一并放弃了，最后留下第十二章“6—14世纪的中国社会”，算是全书的结束。
这一章着眼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变化。因为中国封建社会节奏缓慢，又形成的比较早，各种变化的因素可能早在孕育之中，时间段也长一点，原来以此为题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讲座上讲过，题目是“6—13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现在把时间下拉一百年，涉及元朝，篇幅也加到了6万字，最后专门具体说明了哪些因素引向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又有哪些窒碍了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算是对“李约瑟难题”的一个实际的回答。
写到这里，不禁又回想起马克思在《政治经济批判序言》所说的那段有名的话：“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便和他们向来的在其中的发展的那些现存的生产关系，或不过是现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的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
纵观两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兴起、确立、发展、僵化、灭亡的历史，不禁又一次感悟马克思的这个观点的正确。
宁 可
2013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