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杨勇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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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是历史上首位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她一生笔耕不辍，共有一百余部作品问世。其中，中国题材的小说最为引人注目，她的作品展现了中国社会、中国人的真实面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令当时西方对中国人丑陋“傅满洲”的刻板印象予以纠偏。正如美国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所指出的：“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民，以其坚韧的尊严、不懈的耐力、天性的务实以及他们与无情自然不断斗争的精神，走进了美国人民心灵的深处。”
二战期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中国人民不畏强敌、誓死抵抗。在赛珍珠的《大地》（The Good Earth）激起美国民众对中国人的好感和同情时，美国《时代周刊》（Time）创办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则通过控制的《时代周刊》、《生活杂志》（Life）、《财富杂志》（Fortune）这些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杂志，将中国人民顽强、不屈、勇敢的精神传递给美国民众。1941年，随着“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中美两国人民终于走到了一起。中国的抗日战争极大地牵制了日军，故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盟友，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的支持，对中国的态度也进入“钦佩时期”。与之对应的是，美国电影、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也有了极大的改观。1943年，美国国会废除了长达61年的“排华法案”。简而言之，“战时的特殊处境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对待中国的态度”。而赛珍珠作品的电影改编也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姚君伟指出：“赛珍珠研究越是深入下去，我们就会发现赛珍珠是与特定的历史时期紧密相连的，她也是她所生活的时代的产物，研究她和她的作品，当不能脱离那个历史语境”。可以说，二战时中美的“盟友”关系为好莱坞电影公司重新改编赛珍珠的抗战题材作品并将它们搬上银屏奠定了基础。作为“二战”时期美国罗斯福政府的重要对外宣传机构，战时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希望“好莱坞的制片人能够拍摄中国农民用低劣的武器装备对抗日本军队的电影”，在这种背景下，好莱坞为了迎合战时需要，开始尝试拍摄以中国本土为背景的电影。而电影版《龙子》（Dragon Seed）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日军在中国肆意烧杀淫掠，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比惨痛的灾难。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遇难人数超过30万”。《芝加哥每日新闻报》（The Chicago Daily News）、《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等西方媒体先后报道了这一惨绝人寰事件的详情，这些报道为《龙子》的创作提供了素材。《龙子》正是第一部向西方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英语小说，因而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赛珍珠自1934年回到美国后，就再也没有来过中国，因此她并没有亲身的抗日经历。《龙子》之所以大受读者欢迎，这与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以及占据着大量信息是分不开的。由于她“与居住在南京附近的农民关系很熟，她很清楚这些农民因日军侵略造成的恐怖局面的反应……日军的暴虐行径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反抗运动，赛珍珠所占有的揭露日军暴行的资料与信息，为《龙子》这一小说构建了基本框架”。赛珍珠将《龙子》的故事背景置于1937—1941年南京郊区的一个乡下小村庄。在日寇入侵这里之前，凌郯（Ling Tan）一家三代同堂，过着忙碌但又幸福宁静的生活。然而战争的硝烟很快弥漫于此，往昔宁静快乐的生活顿时成为过眼云烟。凌家人不仅被剥夺了以往的宁静生活，连生存权也被日军肆意地践踏。在这种残酷的现实下，凌家人逐渐觉醒，他们带领村民走上了反击凶残日寇的道路。
赛珍珠
1942年该小说出版后，赛珍珠研究专家彼德·康（Peter Conn）这样评价《龙子》：
针对日本侵略者带给中国农民的种种灾难，赛珍珠特意创作了《龙子》这部小说。“应运而生”的《龙子》在政治、经济方面都十分走运：该小说是在美国参战一个月之后出版的，此时美国人迫切想要读到关于亚洲新同盟国那些鼓舞人心的故事。该小说十分畅销（“每月读书会”印刷达29万册），据说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为该小说电影改编版权费支付了10万5千美金。
这部著作一经问世，便在美国人当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此书自出版以来便大受读者的欢迎，推动大批美国人来到中国的抗日战场”。而米高梅电影公司在改编这部小说时，“受到二战时期对好莱坞影响深远的战时信息办公室的严格监管”。因而在电影《龙子》中，我们看不到这部小说中所描绘的那些“丑陋”中国现实内容，电影集中表现的是中国人民同仇敌忾，英勇抗击侵华日军的精神气度。有一点我们需要意识到，《龙子》的电影改编一方面与战时信息办公室的“操控”有关；而另一方面它也受到来自中国国民政府的压力。赛珍珠在其自传体书《我的几个世界》里也曾回忆说：
几个月过去后，我充分知晓了那个“压力”，仅仅是因为新政府里一些人的爱国主义（赛珍珠在这里似乎不赞同他们的一些行为是爱国主义，她原文用了“the prickly inverted patriotism”［苛刻而且颠倒的爱国主义］一词），他们不想要含有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真实电影，更不用说对国外观众提供一个对中国不友好的视角了。
最终，米高梅公司做出影片中不出现污蔑中国镜头的保证，并订立正式协定。由国民政府派遣来负责监督影片拍摄的官员要求删掉小说中对国民政府和中国人的所有负面描写，这让米高梅公司极为不满，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会妨碍电影中那些中国人身上所散发的迷人魅力。而这位官员如是回答：“如果这部电影存在中国人低人一等的暗示信息，不管里面出现的中国人看起来多么纯真、多么具有吸引力，我们宁愿不要美国人的同情。”
在这部小说中，赛珍珠多次提到中国军队守城不力，中国农民愚昧自私的情节，这显然与米高梅公司有意凸显中国人民为追求自由而勇敢无畏、团结一致的抗日主题是相抵牾的。因此，电影版《龙子》一方面从整体上将这些情节删除，另一方面，增添了有助于证明中国人民团结一心抗战的细节。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淞沪会战”以国民政府的失利而告终。
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告移都重庆。
之后（11月24日）唐生智被蒋介石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官”，部署“南京保卫战”。
12月1日，日本“大陆命第8号敕令”下达，日军正式开始进攻南京。
中国军队殊死抵抗，守军牺牲无数，涌现出萧山令、饶国华、朱赤、高致嵩、易安华等一大批为国捐躯的国军高级将领。
然而12月12日，唐生智奉命下达了守军大部撤退的命令。
由于指挥失误，撤退布置失当，陆路已切断，守军和难民拥入下关，欲过江北上，造成了严重失控和极度拥塞局面。
加上北渡长江船只奇缺，除第六十六军、八十三军少数部队正面突围外，绝大多数军民被杀被俘，鲜血染红了江面，军民死亡人数高达数万人。
12月13日，日军开始屠杀滞留城内的国军和无辜百姓，妇女和儿童也没放过，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在小说《龙子》中，赛珍珠给读者展示的却是另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
首先是中国农民对守城军队的态度上，赛珍珠这样写道：
那些守卫城市的中国士兵前来向他们索要稻草打地铺，或者请他们帮忙挖掘战壕时，这些中国农民的答复如此粗暴：
“我们讨厌当兵的，你们不种田，全靠我们来养活。
你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干，我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
可以说，小说中的这段描述首先揭露了中国农民的愚昧无知，他们竟将抗日战争视为“事不关己”的琐事；
其次是在南京守城军队的形象建构上，小说并没有展示国军官兵殊死抵抗、重创日军的战斗经过。
相反，赛珍珠侧重描写大敌当前，国军官员临阵脱逃，军队溃不成军的丑态：
守城的军队被击溃了，无法无纪律地四处逃窜，一路上边逃边抢。
这些被吓破胆的士兵从村子上蜂拥而过，恨不得一下子就能逃出这里。
他们的军官早已弃城而去了。
只要能保全自家性命，他们也顾不上在敌人面前丢人现眼。
更让我们感到尴尬与羞耻的是，这群仓皇逃命的溃兵竟然做出公开抢劫的事情，“他们把这个村子，以及所经过的所有村子，弄得一片狼藉，惨不忍睹”。
凌郯的女婿吴廉(Wu Lien)看见所有的店铺都被洗劫一空，面包房里连一块面包屑都没留下，钱财什物全被掠走了，看到这一切，吴廉咬牙切齿地说：
“我们的中国军队把自己人坑成这样，看谁还敢说有比这更为糟糕的事情。
” 我们认为，赛珍珠对守城国军溃逃、抢劫的情节描写很可能源于《纽约时报》记者提尔曼·德丁（Tillman Durdin）的报道文章：
记者在星期天傍晚驱车巡视市内，目击一个部队全体成员脱掉军装，简直到了滑稽可笑的程度。
很多士兵在逃向下关途中脱掉军装，有的走进小巷换上便衣，其中有的士兵把一般市民的衣服剥得精光。
大敌当前，赛珍珠给我们绘制了一幅混乱、丑陋，令中国读者感到难堪的图景。
显然，小说中所揭露中国军队畏敌如虎、不战自溃的形象与电影的主旨相违背，因而这样的场景在电影中全部被删除。
为说明中国人民不畏艰难、团结一心共同抗日，米高梅公司对上述情节有意增添了许多细节改动。
面对残酷的局面，凌郯召集一家人商量对策，最后的结果是凌郯、大儿子、三儿子表示要留在这生养他们的土地上。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老二（Lao Er）与妻子玉儿（Jade）选择离开故乡。
他们加入了有组织、有计划的队伍，他们的目标是将大量的机器搬运到距离一千多里的地方，然后在那里建立一个兵工厂，以此为留在前线正在与鬼子浴血奋战的中国军队制造枪支弹药。
二儿子问：
“我们的军队呢？
”那个搬运机器的人这样回答：
“他们在前线与日本鬼子正在浴血奋战，成千上万的战士为了给我们赢取转移机器的时间而在战斗中牺牲了。
” 通过这个细节的改写，我们可以看到，原著中“丑陋的”溃兵描写早已不见踪影，电影中呈现出中国军队不畏牺牲，正在前线与敌人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
另外，电影通过增添无声画面和旁白，以视觉化的形式向西方观众传递出这声势浩大的运输队伍不畏艰难困苦、万众一心、顽强奋进的精神。
在影片中，这支队伍西迁过程的画外音旁白如此叙述道：
当凌郯跟他的乡亲们努力维持生计的时候，那些兵工厂的人正在用双手一块块地搬运着机器前进，无论是泥泞的土地还是滂泼大雨，都阻挡不了他们前进的脚步。
无数次大河横亘在他们面前，他们便造船渡河。
时间随着他们的脚步在流逝，但是他们依旧不停下自己的脚步。
他们用破布、腰带、绳子做桥，然后继续前进。
最后他们走到了一座人迹罕至的高山，许多人饿得走不动了，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尽管步履蹒跚，但人们仍旧向着目的地前进，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继续前进的意志力
。
通过这段旁白，电影有效彰显出这支队伍所散发出的不屈的意志力，这与中国人民顽强不屈的抗日精神融为一体，传递出中国人民必将驱逐日本侵略者的决心。这些中国人有组织、有目标，他们团结一心，不畏艰难。可以说，这种精神与战时信息办公室对米高梅公司的“助战”要求以及国民政府监督员所求的中国形象实现了契合。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日寇实施残暴的“南京大屠杀”过程中，在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惨遭杀戮、妇女屡遭强暴之时，一批西方人向中国人伸出了援助之手，这包括约翰·拉贝（John Rabe）、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约翰·马吉（John Magee）等西方友人。他们建立南京安全区，不顾危险、奋不顾身地抗议和尽其所能地阻止日寇对中国人民的施暴和虐杀。在这部小说中，凌郯的妻子、大儿媳兰花（Orchid）以及众多妇女儿童为躲避日军的侵犯，而躲进一个白种女人所办的学堂里。我们认为，这个学堂指的就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而这个白种女人的原型则是明妮·魏特琳女士。在小说的第十五章，凌郯前往学堂寻找女儿半笑（Pansiao），他从看门老头那里听到了白种女人自杀的消息，在留给大洋彼岸家人的遗书中称“我失败了”。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在一个人独处时，打开厨房煤气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在了联合基督传教会(The 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秘书吉纳维芙·布朗(Genevieve Brown)的公寓里。死前留下一个纸条说：她确信她不可能恢复健康了，她宁愿死去也不愿精神失常，还说她的生活失败了。从1937年8月12日到1940年4月14日，魏特琳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且每隔二十多天左右，就将日记邮寄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美国纽约校董会的校友们阅读。” 根据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所提供的缩微影印电子版，“茅德·T.萨尔维斯（Maude T. Sarvis）曾将日记的部分内容（主要是始于1937年9月26日的内容）寄给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同学》(The Classmate)杂志，以《来自南京日记的记录》（Notes from a Nanking Diary）为题在1938年4月30日、5月17日两次刊发。”从小说《龙子》对这一情节的描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所存在的吻合之处。我们认为，时刻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赛珍珠很有可能阅读了魏特琳日记的相关内容，并将材料运用到了小说的创作中。但是在电影改编中，由于这并不符合由中国人民主导的抗战主题，故将其删除，这不得不说是个遗憾。
除整体上“掌控”全民团结一致抗日的主题，电影《龙子》还对小说中的诸多人物进行了“改造”，使之更符合电影“助战”的目的，这主要表现在米高梅公司对凌郯的儿媳妇玉儿、兰花和凌郯的三堂兄(his third cousin)的形象重塑上。
在小说中，赛珍珠塑造了一个个完全不同于她以往作品中所建构的中国传统女性形象。其中，玉儿的形象可谓最令人难忘。她的独立主体意识表现在她不满足于单纯的物质享受，更是有着丰富的精神追求，比如说她喜欢读《水浒传》。日寇入侵后，她与丈夫与学生队伍西迁至自由区。在返回故乡后，她不仅不断向村民宣传全民抗战的精神，而且她身体力行，为抗日做出自己的贡献。她曾乔装打扮成一位老太太，把装有砒霜的鸭子送往日本人的厨房，然后交给了一位中国的胖厨师，这毒死、毒伤了很多日本人，甚至连汉奸姐夫吴廉也因此中毒差点丧命。在这一投毒故事中，赛珍珠以平淡的叙述语气讲述了整个事件的经历，其中并无惊险可言，而玉儿的机智与勇敢可以说也无从表现。在电影中，米高梅公司对小说中的“投毒事件”进行了拓展性的改写，使其充满了危险、刺激的因素，而玉儿机智、勇敢的形象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展现，成功塑造了玉儿智勇双全的抗日女英雄形象。
影片中的相关情节大致如下：玉儿从三伯父那里得知姐夫吴廉成了日本人走狗的消息，为了全村人的安全，玉儿决定进城大义灭亲。本想利用事先准备好的砒霜放入茶水毒杀吴廉，可惜此时，日本厨房总管前来与他商议今日晚餐事宜，玉儿因此暂时放弃了毒杀姐夫的计划。接着玉儿偷偷跟着这位日本厨房总管，找到了准备晚宴的厨房。利用刚才与厨房总管在吴廉家一面之缘的机会，玉儿巧妙地避开了厨房门口的卫兵。进入厨房后，她施展“美人计”将好色的厨房总管骗得团团转。然而厨房人手众多，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投毒不仅困难，而且极其危险。她不露声色地等待机会，当几个厨子同时挪动一排排挂面时，她的机会终于到了。长长的挂面挡住了众人的视线，她瞅准时机背着手将砒霜撒进煮着鸭子的大锅。紧接着惊险的一幕发生了，厨房总管让玉儿品尝鸭汤的滋味，这让观众的心瞬间紧绷起来，因为这不仅意味着玉儿将命丧黄泉，而且毒杀日本侵略者的计划也会泡汤。出乎意料的是，这竟然是总管戏弄玉儿的小把戏：“滚滚滚，要是真让你先尝了，我的脑袋也就搬家了（奸笑）。” 此时，电影转换到日本军官正在津津有味地喝着鸭汤的画面，她的投毒计划成功了。下面的情节交代玉儿如何逃离险境，利用吴廉去厨房拿酒的机会，机智的玉儿趁机摆脱了总厨的纠缠，拔腿快速逃离虎口。镜头再次转换到晚宴现场，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已中毒倒地，而中途离场的吴廉成为日本人怀疑的对象，他被一日本军官开枪击中。而此时，英雄玉儿早已返回家中，观众紧张的心终于着地了。
与原作相比，影片中的投毒事件悬念迭出，加上急促的配乐，营造出惊险刺激的场景。而玉儿临危不惧、随机应变的特点得到了充分的呈现，她展示了中国女性“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本色，影片赞扬中国全民抗战的声音也得到了充分彰显。
小说中兰花善良柔弱，对丈夫、公婆极其依赖。同时她对妯娌玉儿怀有嫉妒之心，“玉儿怀孕了，她很是嫉妒……她一直希望玉儿不能生育。喜欢读书的女人都不会生孩子，兰花经常这么说，这么想。”在日寇入侵之后，为躲避日寇的蹂躏，兰花、婆婆以及丈夫的姐妹一道躲进了白种女人的收容院。与她早已适应的安静、平和的农村环境截然不同，这里的环境让她感到无比的压抑。于是，她趁着看门人吃午饭的时间偷偷溜出了收容院，满怀欣喜地走向了大街。结果惨剧马上发生了，“她又往前走了几步，万万没料到自己刚出门就被日本人盯上了……她刚走到一个男厕所（哪一条大街上都能找到这种公共厕所）跟前，就被五个日本人按倒在地。”接下来的画面让人不忍卒读，但却是“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残害中国妇女的真实画面，“她如同一只落入狼狗手中的小兔子，孤弱无助……最后一个士兵只好糟蹋她的尸体。”
米高梅公司本想真实呈现这一惨烈的场景，然而受到美国电影协会制定的《电影制作规范》（Production Code）的强烈反对。时任该规范的执行官约瑟夫·布林（Joseph Breen）表示：“根据规定，影片只能向观众暗示发生过强暴，但不能以任何形式呈现强暴的真实场景。”经过反复修改，影片最终通过几个镜头暗示兰花惨遭强暴的存在。如兰花破碎的衣服、凌乱的头发，都表示生前遭受到日本兵的残暴蹂躏。同时，赛珍珠在小说中借用兰花的遭遇，其目的在于说明：“强奸是中国软弱无力、日本孔武野蛮的象征，意味着日本对全体中国人民的欺侮” 。而经过改编，在影片中，兰花为了保护自己两个年幼的孩子，而不顾自身安危、甘做诱饵舍命引开追踪的日寇，最终落入敌手被强暴致死。从中可以看到兰花身上所散发出母爱的伟大光辉，她的勇敢和伟大让人肃然起敬。兰花从小说中柔弱无助的女性转变为英雄母亲。她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了自己两个孩子的性命，多了悲壮之感，也给读者带来了震撼。
小说中凌郯的文人三堂兄懦弱无能、畏妻如虎，是赛珍珠眼中中国文人形象的典型代表。她曾在“诺贝尔文学奖” 授奖仪式的演讲中这样评论中国文人：“文人作为一个阶级，长期以来都是中国人取笑的对象。文人常常在小说里出现，而且总是像实际生活中那样，全都长期读死的经典作品……” 在这部小说中，赛珍珠笔下的三堂兄生性软弱，除读书和卖弄学问以外并无别的本领，以致家庭贫困落魄，不得不经常接受凌郯的接济。此外，面对刁蛮的老婆，三堂兄毫无办法。惧内、软弱是他最典型的特点：
我不过是一介书生，哪像一个女人家那么有力气呢？天底下最强悍的，莫过于女人。还是古人说得好：女人，就应当遵从三从四德。堂弟，我们的确应该感到庆幸，幸亏那帮鬼子是男人，而不是女人。要是叫日本女人给征服了，那男人可真是彻底完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