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608-1 拉斯基 | 卡尔·马克思：一篇短论（上）

在社会思想史上，没有一个人的地位会比卡尔马克思更加崇高。除了马基雅维利和卢梭，也没有一个思想家像马克思那样遭到如此毫不留情的责难；和卢梭一样，马克思也是幸运地在去世之后才以他的名义深刻地影响了一场革命。马克思的书被列入书籍审查名单，受到了如之前《圣经》和《罗马法学说汇纂》所遭遇到的那样严格的审查。然而，如何在众多社会主义者中准确地给马克思定位，则是一个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复杂的问题。价值理论早已被一群英国前辈们完全解决了，马克思只不过做了一个令人敬畏的改编。而对于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哈林顿和詹姆斯·麦迪逊等人的理解不会比他逊色。马克思对于阶级对抗事实的理解也曾被圣西门详细地预知。甚至，他对工人阶级那伴随着难以言喻的期盼的深切同情，也并不比查尔斯·霍尔、欧文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深厚。

的确，除非从历史的视角观察，否则马克思的地位是不能被很好地把握的。出生于两次革命之间的马克思，运用法国大革命中由过激行为影响所产生的方法，服务于其基本原则。作为黑格尔的信徒，马克思深受其师影响，并首次将辩证法运用于社会事实的分析。马克思所运用的材料也同样重要。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全部本质逐渐显现的时期开始自己的写作，他利用对资本主义本身经济后果的描绘来证明其在道德上不适当。他所使用的证据令人印象深刻且十分充足，并由此推导出一个截然全新且无法规避的社会秩序，巧妙地契合了他那个时代的渴望。

黑格尔派运动的主要后果导致了对哲学保守主义的新认可。革命战争的冲击似乎将其缔造者的思想转变成为对现存秩序合理性的辩护。就此而言，黑格尔是反动的浪漫主义的首要代表，他和柏克、萨维尼这些人的相似性也是明显的。然而同时，在另一方面，黑格尔主义的精髓在于演进的观念——在一个对德·梅斯特尔来说主要关注是寻找一种永恒社会方案的基础的年代，演进的观念无疑是激进的。因为黑格尔坚持制度的非永久性，每个时代都应对前一个时代有所损益，这表现在一种社会风气和面貌的改变，以及一种强调前一时代特征的“反题”的趋势：一段时期的宗教狂热之后紧接着是一个宗教淡漠的年代；波舒哀造就了伏尔泰，就像埃尔登勋爵预示了亨利·布罗汉姆对改革的热忱。生活的法则是矛盾的斗争，并以发展作为它的结果。黑格尔把这个过程叫作辩证法，它看起来像是这样一种有规律的往复：从某一确定观念的有形实体向其对立面运动，再经由其反作用力转向一种“综合”——其中前两个阶段相互渗透融合，最终形成一个新的观念。

辩证法是马克思思想中占主导的方法。显而易见，这种观念提供了一种方法，凭借这一方法人们能够对任意一个已有社会体系的基础进行本质上的批判。因为，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对一个时期的任何解释都必然是一种不全面的见解，那么，我们只有加强它的“反题”从而唤起一种可能的新的出发点。比如说，黑格尔主义可能坚持普鲁士王国在道德上的充足性，但正是在黑格尔主义的旗帜下，“青年德意志派”才有可能对那些对自由的严密封锁表示抗议；当黑格尔主义学说强调出身和地位时，“青年德意志派”却指出这些导致了对才能的阻碍和贫困的悲剧；当黑格尔主义坚持宗教的价值时，新的思想者就可能质疑信仰本身的基础。黑格尔的信徒们实际上是用导师的武器来为他否认过的原因服务。大卫·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和海涅，在本质上都是这一共同的普遍趋势的一部分（马克思则是这一趋势在社会观念上的代表）；他们是反抗反动派的先锋。他们与马克思的不同点在于他们未能认清自己地位的政治意蕴——而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抓住了这些，黑格尔的辩证法在他手里就成为一种推翻现存社会秩序的力量。

（卡尔·马克思）

时代确实不可思议地与马克思所提倡的观点相吻合。两次法国革命的阴影像巨人一样雄踞欧洲大陆；革命所激起的反应使各国被迫作出勉强让步以苟延残喘。到处弥漫着苦涩与不满，对现存制度的批判受到了广泛和热切的欢迎。在法国，圣西门、傅里叶和昂方坦的著作表明了革命遗留的新奇事物是多么丰富；它同样明显地影响了西斯蒙第的新自由主义和拉梅内的天主教实验。在英国，痉挛的剧痛并不因其静默就有失丰富。边沁最后获得了成功：在他急迫抗议的压力下，英国的制度被转变成为中间阶级的国家。封建制度残余最终在李嘉图及其学派的攻击下屈服了，即使在敏锐的观察家看来，新生的工业主义就像是被应用于经济领域的加尔文的严厉教条，彻底地转变了社会生活的氛围。

的确，革命并不是没有付出一丝代价就达到了目的。早在1850年，查尔斯·霍尔对这一新文明可能产生的结果就发出了强烈的抗议；那些几被遗忘的学院派经济学家把边沁的个人主义与欧文的合作主义结合起来，以社会公平的名义将这一新文明的保护性盔甲弄得千疮百孔。大众将1832年改革法案看成是实现最广大人民最大限度幸福的前奏；他们表达了对贸易联盟的革命活动和宪章运动的失望。威廉·汤姆森和布莱这样的思想家，弗朗西斯哥·布雷斯和威廉·劳伦特这样思想高尚的鼓动家，完全就像兰开夏郡与约克郡的巨商和那些令人不可思议的机器一样，预示着新资本主义的到来。工业革命收获了它之前所播下的种子，将整整一代人置于难以忍受的绝望之中；而其受害者唯一的避难所便是憧憬它的毁灭。这些憧憬正是使马克思的出现成为可能的大背景，并为其社会哲学提供了基础。

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出生在特里尔市一个犹太人家庭，父母都是希伯来人的后裔。不论是他身为律师的父亲，还是他的母亲，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特殊的能力；在众多孩子中，马克思也是唯一拥有超群智力的一个。6岁那年，马克思全家皈依了基督教——这看起来并非是出于想要摆脱与犹太教关联在一起的恶名的愿望，而是受基督教浪漫主义理想化影响的结果（夏多勃里昂就是最著名的代表）。要准确地衡量这一转变对马克思的影响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之后向他敞开的大道相反一直对他关闭，他将不可能从中受益；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马克思始终保留着一些反犹主义的倾向，但是这似乎并不能溯源到其早年叛教的任何情感。

马克思的童年是在一个普通的爱国律师的家庭氛围中度过的。他的父亲是一位狂热的普鲁士人，拿破仑的战败给了他一个热情地赞美普鲁士胜利的机会，他的儿子却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马克思在当地小镇一所语法学校上学，他的才能很快给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正是在那里，马克思结交了枢密顾问官冯·威斯特华伦，后者的住所专门为特里尔市的知识青年举办沙龙。无论如何，马克思在那里发觉了自己对文学的热爱，他博士论文的致谢词就证明了对这位未来岳父的感激和敬重之情。甚至在1835年去波恩大学前不久，他便秘密地与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订婚——她的美貌和思想的力量唤起了他的爱情，这份感情在他往后的生命中没有丝毫的消减。

马克思在波恩学习了一年法律，但是他在那里似乎沉浸在大学更为欢宴的一面；直到1836年搬到柏林，马克思才将自己置身于脑力工作之中。柏林大学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黑格尔的影响在教学上仍处于首要地位。然而，似乎没有什么知识对马克思是不合时宜的：历史和哲学、地理和法学、文学和美学，所有这些都能唤起他作为一名大学生对于探寻全智全能所特有的热情；同时他也没有放弃诗歌创作——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想法——如果诗作是他思想状态的公正指标，那就表明他充满着对知识永不满足的渴求和对解决宇宙问题的强烈渴望（至少这肯定是从长时间愉快的工作中获得的）。他着手尝试创建一套哲学的体系，试着去构建法学体系的框架。他几乎不事交际，直到1837年冬天他的所有尝试才被归结为一个固定的体系。他放弃了康德的新唯心主义，转向完全接受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这一转变对马克思而言代表了他一次非常深刻的精神危机。1837年11月10日马克思给父亲的一封激昂得也许有些夸张的信表明了这一点。在信中他这样概括了他所经历的激烈挣扎，想要“一头扎进深海中⋯ ⋯捧出许多圣洁的珍珠呈现在阳光底下”。他陷入疾病和麻烦之中，并且烧掉了创作的诗歌和短文；他曾试图逃避与博士俱乐部成员探讨黑格尔的诱惑，却发现自己愈发完全深陷其中。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的炽热的思想历程一——对一些伟大的力量念念不忘，并且渴望获致一个研究世界的立足点。

这自然对马克思的父亲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作为一位心地善良的人，他尤其期盼卡尔到律师事务所工作，或者能在政府中服务则更好。为什么马克思不像其他学生一样好好听课，交往一些正当的人，开始他未来的职业？马克思的父亲看到的只是他身体日益虚弱以及大量时间用作门类混杂且完全与法律无关的阅读，却不能理解马克思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但是马克思的理想已经超出了如此庸俗的现实；他的父亲似乎在这一新追求上跟他达成了妥协。马克思决心在大学里谋求一个职位，为此他投身于法哲学的研究之中。与布鲁诺·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科本这样的朋友一起，他沉浸于研究和讨论之中。之后，马克思写作了一篇有关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哲学体系的毕业论文，并且于1841年获得了耶拿大学的博士学位。他再次与鲍威尔在波恩会面，并且等待大学讲师这一职务申请的答复。如果这份申请批准了，那么欧洲社会主义的历史可能就非常不同了。但是普鲁士的教育系统并没有垂青这位观点与正统教育不一致的急迫的青年。马克思的职位申请并没有得到回复，并且显而易见它是不会得到回复的。这条学术之路也因此被截断。于是，马克思打算去找一份记者的工作以维持生计；1842年，一个诱人的机遇自己出现了。

第一期《莱茵报》在1842年1月1日发行，马克思是编辑的挚友，他们之前在柏林的博士俱乐部见过面。由于被邀请来帮忙，马克思写作了一些哲学的文章，这些文章不仅使他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其中包括费尔巴哈和莫泽斯·赫斯之类，同时也确保了他在翌年10月第一编辑退休之后获得了该日报的管理权。自此，马克思不得不第一次直面眼前的政治问题：他开始接触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继而接触到空想社会主义。莱茵省有关土地问题和税率问题的讨论“第一次刺激”了马克思，促使他去调查经济问题。当时的报纸已经开始讨论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但是马克思这时还没有对其价值发表意见——他一贯的风格是在彻底把握了问题之后才作出判断。一位需要些时间才下决定的编辑显然是失败了；日报的董事会决定对报纸的管理作一些调整。新婚不久的马克思似乎不带任何遗憾地辞了职，他在随后的两年中埋首于经济学研究，并由此演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

我们对这段时期的历史内情几乎一无所知。唯一确定的是，早在1843年5月，马克思就发现社会中存在一种“旧体制不能治愈的裂痕”。不久，他在信中就表现出对傅里叶、普鲁东和卡贝等人的学说了如指掌。虽然他已经与乌托邦主义决裂，但问题是“如何才能阐明当时的斗争和向往”。1843年冬马克思和妻子在巴黎定居后，他开始写作《导言》——这也许至今仍是他最深刻的一篇批判性文章。马克思已经从革命的角度进行思考，并且坚持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将自己从现存的社会秩序中解救出来。他很早就认为贫困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为的产物；因此对私有财产权利的否定就成为他心目中最根本的解决之道——不过我们能捕捉到的只是这段时期的一些瞬间，所有能够被确定的就是这一事实，这一观点使他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同样，他也意识到虚无缥缈的法国社会主义的不足。他已经看到，在任何时期，政治国家总是那个新时代的观念在组织结构上的反映。他已经觉察到当务之急就是向大众明确说明国家的本质，以及他们半自觉的斗争能够将他们指引到何方。事实上，他的思想也十分空洞，同时依旧囿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局限性。但是不管怎样，它是在向前推进着。

与此同时，对马克思来说，怎样维持生计这一问题一直亟待解决。1843年10月，马克思在巴黎担任了《德法年鉴》编辑——尽管这一期刊只出版了一期，然而对马克思而言，它最重要的作用却是刊登了一篇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撰写的长篇（平心而论，不怎么好）的有关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就是这篇文章促成了两人鱼雁往返。随后在1844年秋，恩格斯到巴黎拜访马克思。正是这次会见开启了两人一段至死不渝的友谊。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莱茵兰一个富有工厂主的儿子。他的父亲在曼彻斯特附近拥有一座棉花工厂。1842年，恩格斯奉父命到那里研究英国商业现状。这时恩格斯已经是一个急切的社会批评家；他非常仔细地观察身边的生活，1845年出版的《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现状》一书就是最好的证明。作为英国宪章运动的支持者和欧文“新道德世界”的捐助者，恩格斯恰好处于接受马克思思想的框架内。同时，恩格斯的个性又极好地使他与马克思相得益彰：彻底的忠诚、无私、慷慨，同时又谦逊、务实并且精力旺盛——总之他具有作为马克思的忠实朋友所需的一切特性。恩格斯在写作上慷慨的帮助，和他经常性的经济援助一样，在日后的岁月中成为马克思事业的决定性基础。事实上，几乎不可能将这两人的工作分开。毫无疑问，马克思将自己对作为其经济理论来源的英国蓝皮书的了解和对英国社会主义学派的介绍归功于恩格斯。同样，如果没有恩格斯，马克思从事的由《资本论》第一卷所见证的那项研究就会变得无比艰难。恩格斯为了纪念这位他充满敬意的大师，在马克思逝世后整理出版了《资本论》后两卷。毫无疑问，没有恩格斯，马克思也能够成为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恩格斯给予的帮助却使马克思得以在伦敦能够过上相对平静的生活，这与巴枯宁这些悲惨的背井离乡者所遭遇到的无止境的放逐生活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马克思与恩格斯）

《德法年鉴》的意外停刊促使马克思转向立场更为坚定的作品。《神圣家族》（1845年）影响重大，不仅仅因为它第一次明确地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而且因为它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证明了马克思已经与青年黑格尔派划清了界限：他转而完全将自己的所有信念建立于群众运动的重要意义之上；而鲍威尔则持有这样观念，即推动人类前进的动力不能寄希望于来自广大群众的如此肤浅的认识，人类的胜利应该依靠伟人们的努力。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回应了卢格对德国工人阶级的攻击，慷慨激昂地捍卫了社会主义与革命。马克思用魏特林作为工人阶级美德的例证，来反对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学著作的平庸。在与卢格的论战中，马克思坚持认为，政治革命一～德国资产阶级唯一能够胜任的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德国的地位取决于其工人的地位，社会革命才是马克思所要真正关注的。

巴黎时期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恩格 斯的到来。住在巴黎期间与德国工人的交往，使得马克思很自然地遇到很多早已赞同他观点的人。通过他们继而认识普鲁东也是很自然的过程，因为普鲁东当时已经是法国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者。普鲁东对黑格尔的辩证法非常感兴趣，他与马克思花了大量时间讨论如何将其运用于社会科学。但是在普鲁士政府的要求下，这种颇有成效的交流因法国政府（1845年1月）对马克思的驱逐而中断。马克思从巴黎迁至布鲁塞尔，在那里作了短暂停留，直到1848年革命爆发。恩格斯从自己的图书馆里挑选了一批精品赠送给他，马克思则致力于撰写一篇显示他奇特才能、同时对普鲁东也相当不客气的评论。1847年出版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是马克思的这一充满活力的哲学走向成熟的标志。

普鲁东作为一位社会哲学家的声誉在我们今天的时代经历了一次有趣的重塑。但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他在马克思的条分缕析之下几乎无地自容。普鲁东曾经是一名自学成才的印刷工人，1840年因发表了一篇获奖的论文《什么是所有权？》而一举成名。在这篇才华横溢又不拘泥于悖论的论文中，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反复揭示了那些对社会组织批判的本质——这些卢梭已经在另一篇获奖且同样著名的文章中表达过。但是普鲁东的抱负没有被他的才识限制。尽管拥有毋庸置疑的能力和洞察社会的天赋，他仍缺乏对知识研究方法的严格训练——没有了这一点，想要产生一个逻辑的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通过对黑格尔著作的研究，普鲁东尝试运用辩证法来解释社会生活。但它在总体上只是众多组织混乱的晦涩术语和一些精彩旁白的大杂烩。《贫困的哲学》这本书是他在与马克思交往的同时撰写的，该书所阐述的恰恰是某种激怒马克思的“兜售的乌托邦”。该书主要将共产主义的成功归因子自觉地与那些决定最复杂的经济问题的因素相契合，并且不顾一切地确信它自己的结论。不过事实上，这本书的确非常具有吸引力。和马克思一样，普鲁东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罪恶，他同样急切地指出一条通往以自由和公正作为推动力的经济秩序的道路。在《联邦原理》和《论革命与教会的正义》中，他确实地提出了一种极具启发意义的联邦主义；我们有理由认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中有不少重要的来源是可以追述到普鲁东的著作中的。

然而，马克思与普鲁东之间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基本上，普鲁东的理想是一种将中央政府的权力减少到最小限度的农民社会主义。无论他语言表达的气势如何，思想观点上普鲁东是一个改革主义者，同时他的经济观点一直从属于某种道德假设。马克思是新工业主义的典型代表，对他而言，变革的动力只能被溯源于工业技术的发展。虽然在观念上和气禀上同为权力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普鲁东与马克思之间并没有真正的联系。此外，马克思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学者，对他来说，普鲁东的推论从来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事实陈述。马克思能够毫不费力地证明普鲁东对价值理论和生产过程一窍不通。实际上，就像马克思坚持的那样，普鲁东除了呼吁劳动是一种有价的资源以及富裕与贫穷是共生的之外，在其他方面并无作为。普鲁东虽然清楚经济上不平等的根源存在于生产体系之中，但是他不能清晰地解释它的发展过程。尽管马克思用嬉笑怒骂的方式抨击普鲁东，然而必须承认的是，从一个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看，马克思是正确的。马克思的回应之作《哲学的贫困》同样值得注意，不单因为他坚定地把握了历史的经济进程，也因为他强调在任何建立于阶级对抗之上的制度发展中被压迫阶级一直扮演的角色。但是这本书包含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它所宣称的任何明确的学说，而在于它所散布的气氛。它绝对是革命性的，它的革命性也是因为它的历史性。它的教训是关于社会演变蕴含着经济革命的论断，这是一个冲击欧洲社会主义历史的崭新的注脚。

这次与普鲁东的论战是《共产党宣言》自然的前奏。有迹象表明，早在1848年之前，马克思就很清楚欧洲正处于反抗的边缘：英格兰正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激烈动乱；社会主义在德国飞速发展；虚情矫饰的拉马丁肯定也比基佐和路易斯·菲利普庸常的堕落要合巴黎工人们的意。马克思确实没有看清：当时的政治环境太过复杂以至于不能用统一的术语来解释。主张民主民族主义者如马志尼之流，而勒德鲁·罗兰等人则坚持个人共和主义，科苏特控诉王朝压迫的深仇大恨，而路易·勃朗则是高唱国家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多种多样的社会思潮和势力混乱交织在一起并且势同水火，以致不能容许任何持续性的合作。由于工人可能深深地憎恨工业主义带来的后果，马克思的认识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为经济目的而获取政治权力对他来说是一个值得去实现的理想。同时，他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被某种不切实际的思想所吸引——在这方面罗伯特·欧文曾有丰富的著述，幻想着当代的种种困难都能被超政治的组织所规避。马克思意识到，这种态度肯定是非建设性的；夺取政权对马克思来说是获取成功的第一步，当腓特烈·威廉四世在1847年2月宣布召集联合议会时，马克思确信行动势在必行就再自然不过了。

从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生活之初，他就与那里信奉社会主义的德国居民相交往。他开始与正义者同盟接触——这是一个分支机构遍布欧洲主要城镇的德国工人组织，成立于1836年，或许是为了躲避政治警察令人厌恶的监视，1840年将总部迁至伦敦。受巴黎和布鲁塞尔成员的影响，正义者同盟在伦敦的组织将注意力转移到马克思身上，伦敦分部受委托打听马克思的情况。当第一次同盟代表大会于1847年夏在伦敦召开时，恩格斯和威廉·沃尔夫参加了会议的讨论；后者是马克思的信徒，通过恩格斯出席了会议。恩格斯花了一年时间在巴黎和莱茵兰进行革命宣传——也可能主要归功于他，正义者同盟才得以改造成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也为马克思在1847年11月参加同样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做好了准备。恩格斯早已就那些将要带到会议上讨论的内容与马克思协商一致，同时，他也给马克思准备了一份提交给大会审议通过的纲领概要。恩格斯的这份纲要包括了这个著名宣言的主要内容，但是这个纲要还缺乏对其继任者的强有力的号召和稳固的把握。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委托起草一份纲领，他们已经为这一成就作好了准备；随后不久，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在巴黎革命爆发前几天出版了。

过高估计《共产党宣言》的意义并非易事。它给予了此前不过是一种对社会不公的很不成熟的抗争一整套指导和哲学；它开始了一段漫长的过程，将一开始分散的没有继承关系的组织衔接成一个组织严密且有卓著影响的党；它把社会主义从早期被阴谋者所强调为无视政府的学说的处境中解放出来，并且即刻给予它一个明确的目标和历史背景。通过这些，它几乎创造了一种无产者的意识；这是工人第一次对他们自己的历史使命有了很高的觉悟，并且意识到隐含于他们使命中的尊严。它狠狠击碎了社会主义不需要长时间准备就能取得胜利的看法和任何一种形式的经济组织都是可能的希望（除了那些隐含在当时实际之中的组织）。它坚决认为，没有所谓的自然权利，它不主张任何形而上学——相反，它主张将制度进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仔细的批判性的历史考察。

坚持认为《共产党宣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不是非得将其视为一份原创的或终极的文件，也不意味着它就不存在矛盾。很明显，这份文件应大部分归功于4年前出版的一份由孔西德朗所撰写的《民主宣言》。尽管在马克思之前就存在过乌托邦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无疑也不处于其最终阶段。对自由权利的信仰在每个充斥着不满的时代都会复活，自然权利的观念必然隐含于社会主义的司法结构中，这一点也是能够得到证明的。另外，它对待中产阶级的态度也不都是适当的：在有的时候，中产阶级遭受严厉无情的辱骂，以致它看起来像是所有社会恶魔的保护伞；在另外一些时候，其伟大的历史作用又被赞美得无以复加。它对直接行动的规划，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来自那些受到其毫不留情谴责的早期社会主义者。马克思认为，他用“一种对现实社会运动的事实、进程和普遍结果进行的批判性洞悉”代替了其前辈人的体系，这一说法也不能被完全接受——因为毕竟，傅里叶和圣西门对于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情况的描述，几乎和马克思一样的严谨精准。甚至将阶级对抗作为历史关键，也是圣西门在其《日内瓦书信》中率先天才地加以预言了的。

然而，《共产党宣言》相比较之前的社会主义著作，其整体上的优长是无可质疑的。总体来说，宣言包括四组明确的观点。宣言以中产阶级的发展历史作为开端，详述了其对封建特权的胜利，其至资本主义企业充分发展的崛起，以及其所导致的革命无产阶级兴起的必然结果。宣言第二部分着力处理对历史的哲学解释：它认为阶级斗争的学说，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的且不可避免的斗争，与随之而来的历史为后者指派的革命角色，都是通过清晰的演绎后得出的结论。随后讨论的是将人民的全部经济生活纳入国家控制范围以及实现这一主要目标的方式和途径。再接下来是对此前的社会主义文献的批判——尽管语言雄辩而有力，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其中许多评价都是不准确的、整体上是不公正的。没有任何语言能够很公正地描述这一辉煌而充满活力的整体。任何一个对它描绘的尝试都是一种挑战，这些著作大部分具有一种共同的能打动人的情感，这种情感能将《社会契约论》的序言与一篇来自类型迥异的论战性文章—— 拉梅内的《一个信徒的宣言》区别开来。这是一本属于那些从至高点来看整个历史进程，并且在那里发掘了必然规律的人的书。宣言既是结语，同时也是预言：它是对1789年革命中工人遭受欺骗这一教训的总结，也是对人们仍然期望能够进入应许之地的预言。一项运动能够如此深刻地引．发一场挑战，以至于它所实现的与所摧毁的是差不多的。

《共产党宣言》刚一发表，革命就在巴黎爆发了。为了防范起见，比利时政府将马克思驱逐出布鲁塞尔。这时法国I临时政府却发出了邀请：“暴政将你驱逐⋯ ⋯但是一个自由的法国却向您敞开了大门。”马克思前往巴黎，但是只在那里停留了很短的时间。德意志正备受反抗情绪的煎熬，对他来说天然的优势地点显然是莱茵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们聚集在他周围。马克思接受了一份革命报纸《新莱茵报》的委托，到科隆担任编辑。信仰可以说是这份刊物的生命，它不仅主旨鲜明，而且作为马克思主义策略的象征具有重要意义。恩格斯和威廉·沃尔弗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同时弗莱利格拉特和拉萨尔也寄过一些诗歌和散文。梅林已整理出版了一本马克思发表在该报上主要文章的选集。它们明显地坚持三个观点：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建立起革命的恐怖“用以集中社会垂死挣扎时的恐怖并缩短其周期”、创建革命军队。除了可能将之作为终极制度，马克思的思想中没有给民主制度留下空问。革命反对反革命，通往胜利的道路就是实施恐怖统治。作为纯粹的资产阶级理想，自由阻碍了无产阶级向它的目标前行，不再予以考虑。应当补充的是，尽管马克思对革命将会遇到的困难和它破坏力之迅速缺乏全面的了解，但是仍然强调普遍暴动的观点，提议俄国与法国联手、柏林与维也纳联合。这份报纸仅仅存在了一年，当审查制度带来的麻烦使其无法继续生存时，马克思离开科隆返回了巴黎，不料却目睹了发生在六月那段时间的血腥镇压。 1849年7月，法国政府再次将他驱逐到布列塔尼一个遥远的角落。于是马克思决定举家搬迁到伦敦；此后，除了一两次短暂的间隔，马克思在伦敦度过了余生。

（巴黎革命）

马克思在伦敦这段极具创造力的时期是他革命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但同样也是他在困难和不幸中挣扎求生的时期。他的作品都是依靠他英雄般的毅力才得以完成的。在第一个10年里，马克思全家经常处于饥饿的边缘，他甚至不得不典当自己的衣服来获取必要的生活费用。物质上是如此，精神上的境遇同样不易。那些失望的革命制造者们从来都不是一群让人舒心的仁慈之徒；马克思的小册子《福克特先生》就证明了德国社会主义者与他们在法国或俄国的同伴并没有什么不同。大约有10年左右的时问（1851—1860年），马克思担任了《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欧洲通讯员，这是唯一一份能带来稳定收入的职位，然而其报酬却非常低。埃莉诺·马克思在马克思去世后将他发表在该报的文章选辑出版。如果出版的这些文章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话，那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1860年代之后美国的读者在喜好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一因为马克思在他所写的通讯中一点也没有减弱他的信念，他的阐释风格也是属于哲学家的而非记者的。

除了这项收入，马克思在伦敦生活的前10年中没有其他一种稳定的谋生手段。他还曾经得到来自一两个家庭的遗产和一份来自威廉·沃尔弗的慷慨赠与，此后恩格斯就通过自己的渠道让马克思每年获得大约350英镑的资助。马克思一家的生活如此拮据，但并不意味着那些年他们过得不开心。他的妻子似乎具有一种能从困苦中获得满足的真正天赋。海涅和保尔·拉法格这些人对她表现出深厚的敬意和赞赏。孩子们渐渐长大，马克思对他们充满了热切的疼爱。管家海伦·德穆特常常带给他们无穷的帮助与安慰，她一直坚信革命事业必然会取得胜利。

因此，马克思并没有承受1848年革命失败后降临到自由派头上的沮丧。他将自己关在大英博物馆，有时候一天工作16个小时以致力于创作一部社会主义经济学著作。他写了一些小册子：其一是对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不遗余力的谴责，他将之取名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其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这篇文章十分重要，一方面因为这是写作《资本论》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展示了有关马克思对方法论理解的有价值的线索。但是除了与第一国际的联系，那些年马克思将全部的精力倾注于《资本论》的写作——这是需要年复一年坚持不懈并且全身心投入的工作。从开馆直到工作人员将他赶走，马克思整天呆在大英博物馆。一群被流放的同伴被选为马克思的助手，曾与他为伴并在他指导下协助进行一些研究——不过可能要补充一句，这些人不但要表明与马克思一致，同时还要通过特定的头颅测试，才能被接受为马克思的助手，颅相学不单只在社会主义乌托邦时期非常典型。此外，马克思从来没有想过要用舒适的生活来取代信仰；当很可能是代表俾斯麦的布赫尔来试探他，并附上一个送上门来的职位时，马克思并没有想过要放弃。我们肯定找不到任何其他为知识探索而牺牲的伟大例子，能够比马克思一生的记录更加让人印象深刻。达尔文的确花费了20年的时间来试验他的假说，但是他有足够的资源供他使用。马克思被重重困难包围，最重要的是，尽管他明知是自己强加的任务导致了他的妻子和家庭要承受如此深重的苦难，但不论是马克思还是他家人似乎都没能逃避这一影响——我们也许能够不失公正地断言：家人们为其工作骄傲，对马克思而言是最为幸福的成就。

我们对马克思在伦敦的精神境遇知之甚少。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样的人物他从没有见过，尽管他与英国主要的工会主义者像奥哲尔和阿普尔加思相处融洽——不过马克思与后者没有密切的政治关系，他在当时英国劳工历史上也不占重要的位置。这可能也很正常，因为当时英国工会主义是一个折中的体系，与马克思的革命教义没有什么关联。马克思大部分都是与恩格斯和在伦敦的德国流放者联系，不过看起来只有恩格斯得到马克思完全的信任。马克思甚至与那位神秘人物——半狂热和半游侠式的戴维·厄克特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看来完全共享了对于俄国的厌恶；他们都经受过遍布每一街角的密探监视，而且每次都找不到任何正当的理由。马克思一度认为海尔维格和巴枯宁是政府的密使。诚然，一个被流放者在成为警察关注的目标之后必然生活在一种紧张多疑气氛中，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但这是马克思指责海尔维格和巴枯宁、认为他们属于异己的社会主义党派的令人遗憾的推论。马克思从来不欢迎对抗或者与他较劲；他太过倾向于认为，怀疑他观点的正确性同时也就意味着这些反对者的诚信可疑。美国内战期间，工人阶级对北方表现出的同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马克思的影响，这也必须归功于那些年他可靠的信誉，是马克思建议劳工领袖科布登和布莱特联合起来去唤起工会的热忱。同样，也是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上提议在林肯重新当选美国总统时向他表示祝贺。马克思在促成工会抗议俄国对波兰1863年反抗的残酷镇压方面，同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