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伊卷舒
（一）
生活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人生道路上的每一步，都踩在点子上，都能踏出不同的凡响，而且每一个音阶，都在递增向上，顺畅，又飞扬。
我唯一的女同事Arlene，就是每一步都踩在点上的人。她二十六岁获得西海岸名校S大的博士，随即在东海岸找到了教职，六年之后，又顺利地拿到终身教授的头衔。再过三年，她就提升为正教授了。她的老公是环境科学系的系主任，用我们系里女秘书的话说就是 “exceptionally handsome (超级帅）”。
我觉得Arlene很亲切。记得来面试的时候，我在洗手间遇到她。大冬天的，我用冷水往脸上浇，准备给全系的论文演讲。Arlene一双湛蓝的眼睛直视着我，慢慢地说，“最后一关了，坚持一下吧。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她出了门，又折回来，加了一句，”放下你那些东方式的羞怯，抬起头，挺起胸”。她示范着把自己的头高高仰起，胸口耸立，后背弓成了一轮优雅的弯月。
我以为，Arlene 在我们系，一定是那个被群星围绕着的太阳。
我也暗下决心，做女教授，要做Arlene 那样的女教授。
很快，我就发现，男同事无一例外地，只要一谈到Arlene，言语里多少带些微辞。像系主任拉旁塞就不止一次地告诉我，“真不凑巧，只能把你放在Arlene的隔壁，那是唯一的空办公室。我希望你别成为她的翻版”。
罗斯
教授认真地对我说，如果在二楼待着不愉快，他就出面向系里申请，把三楼的活动室清理出来，让我搬到三楼上去。
还有几个人用了同样的一句话，“天哪，你怎么会顷刻之间，就和她成了朋友”。他们在“你”和 “她”上面都加了重音、长音。
等我明白了系里的男士，为什么不喜欢Arlene，已经是一两年以后的事了。
（二）
Arlene是纽约人，三十六七岁，高挑曼妙，仿佛永远踩在一条看不见的直线上，有节奏，也有弹性。她的装扮也很出众，那不是一种抢眼的浓妆重彩，而是可以细品出来的精致高雅。她的发形，耳环，项链，围巾，手套，无一不是搭配得体，宛若一位老道的艺术家精心构思的随意之作。
每天上午九点，Arlene的红色跑车，准时弛进安栖楼前面的停车场。遥控钥匙，发出噗——噗——噗—— ，像是大幕拉开前的铃声。车上的大灯小灯交相闪起，像是大幕上方的聚光灯，为了引起观众注意，做出的特效。
Arlene穿着的大氅，宛若出征的战袍。大氅的下摆向外撒开，在封闭的走廊里，煽出猎猎的风来。那种飘逸和动感，把经济系沉闷，古板的一团厚重，划开一道大大的口子，让阳光照进来，让微风吹进来。
米勒的名画《我们能做到!》(We Can Do It!)，方正地挂在Arlene 办公室的门上。一位金发碧眼的女郎身着工装服，头缠红纱巾，手臂高高举起,。她那双躲在弯弯睫毛下的深蓝色眼睛，直盯着每一个人，发射出一束束颤动的电波，把“我们能做到” 的信念，钻进人们的脑子里。
这是一幅美国二战期间，最著名的宣传画。女郎最为始料不及的是，她那振臂一挥，不仅为美国赢得了二战，而且还开始了妇女就业、参政的浪潮。
Arlene 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站在她办公室的门前，和画上的女郎重叠起来，像是娘子军团的统领，尤其当她斩钉截铁地说着这句口头禅，“他很怕女人，他感到女人的威胁力量”。
（三）
招呼了门上的红巾女郎，走进Arlene 的办公室。屋里面却是完全不同的一番气息，柔软，温馨。杯子上印的是意大利名画家波里切利的《维纳斯》，花瓶是法国印象派莫奈的《花园里的睡莲》, 还有她去世界其他地方旅行时， 捡回来的各种石头，沙滩上粗细不等沙子和大大小小的贝壳。
在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上，挂了一幅《在纽约的电影院里》，美国三十年代大画家爱德华﹒哈珀（Edward Hopper）的名作。在纽约的一家装饰讲究的电影院里，电影开始了。昏暗中，观众们全被银幕吸引去了。在前厅的小走廊上，站着一个金发妙龄的引座小姐。她身着蓝色的工作套装，靠在墙边，现在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她的右手托着半侧的脸颊，眼帘低垂下来。整个的画面弥漫着淡淡的忧郁和感伤。“引座小姐”在人堆里面，仍旧孤寂失落的神态，让我深感共鸣。
一天下课回来，忽见Arlene 门上的小名字牌变了。Arlene· 奥尼尔 一夜之间变成了Arlene· 麦卡锡。
“我终于又结婚了，祝贺我吧。”Arlene 满脸的兴奋。
“为什么改姓哪？”我很惊讶。
“我只想让他开心。”
系的男同事一定不相信，Arlene的嘴里会说出这样的话，也不会相信，是她自己提出改掉原来的姓氏。
Arlene 的前任是一位很有名气的海洋学家。他跟着科学考察队出海，比在家的时候还多。他们结婚三年之后分手了，因为，“他都不愿意陪着妻子去一趟意大利”。现在这位是我们学校环境科学系的教授，Arlene 第一天来学校上班，就看到一位“浑身沐浴在早晨阳光里的人……” 她觉得，他俩“曾经非常的熟悉，然而以前确实没有见过面，这大概就是一见钟情吧”。在那会儿，这位麦卡锡教授，是三个男孩的父亲，有一位金发碧眼的太太。Arlene 等了十年，麦卡锡最小的儿子上了大学，太太改嫁了一位冰球教练。他们才结婚。
我正感叹着，一个小教堂里的简朴婚礼，却是十年的漫长守候，Arlene轻轻地回答了一句， “为了他，我可以舍掉一切，在所不惜的”。
正如这两幅画的位置，《我们能做到！》是Arlene向外的宣言，而《在纽约的电影院里》，则是她内心的写照。
（四）
星期一早上，Arlene 呯地一把，推开我办公室的门，不由分说地拉起我就往外走，脸色煞白，浑身哆嗦，嘴里不停地说：“他们干的。一定是他们干的。”
顺着她的手指方向，我看见她门上的那幅画，女郎的嘴上，被人用黑笔画了两撇小胡子。
拉旁塞来了，看了看。皱着的眉头, 一直没有散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