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在陈先生那代人身上，有一种让数学和科学帮助国家强大的欲望，这种情绪在你这代科学家身上多吗？
张伟平：
在1980年代，很多人身上都有这种潜在的想法，包括现在也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我们不去喊口号，但根深蒂固的，总有一种潜在的东西。包括现在很多身在海外的人也是这样，每年假期都回国，帮着国内做研究。
经济观察报：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跟国际数学接轨的？
张伟平：
在中科院时开始的。在复旦主要还是打基础，我们对数学有一些了解，但具体做什么领域还是不明确。读硕士的时候，导师一定要给你一个题目，让你去读相关的文献。你为了做题目，自然要读国际上相关的新文献。
经济观察报：
你能简单给我们讲一下，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数学界最主要的趋势是什么吗？
张伟平：
数学领域各个方向发展得都特别快。数论和几何发展得很快，几何和物理联系越来越密切，受物理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后这个影响会更大，特别是超弦理论。
经济观察报：
研究数学有什么用？——你会想这个问题吗？
张伟平：
从来不想，这是哲学问题。很多物理想法在数学里可以很自然地用，但是要想为什么用，那就没意思了。数学发展太快了，国内跟上这种发展的人不多。
经济观察报：
目前中国数学研究在世界上是什么样的位置？
张伟平：
还是有很大差距。2006年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报告的大陆数学家只有一个人。
经济观察报：
跟二十年前比呢？
张伟平：
那时是荒芜阶段。2002年在北京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有十几位大陆的数学家做报告，进步很大。但特别好的人仍然很少，十几个人之后，就更少了。很多特别好的华人数学家都在国外，比如田刚。田刚之前在北大，后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系。国内数学界在不断进步，但是步伐不太快，好的学生都到国外去留学了。
经济观察报：
现在到国外留学，和你十多年前到法国的情况相比有什么变化？
张伟平：
我们那时也有很多同学到美国去。我没考托福，就到法国去了。今天到美国留学成为一个趋势，很多人并不一定去学纯数学，去了以后改行，我们那时改行的人很少。
举个例子，比如刘克峰，他跟我在科学院是同一个年级的，后来被导师推荐到哈佛大学。他底子非常好，经过国外的训练，水平就很高。现在很多本科生就出去读书，我不知道能不能学到什么。以刘克峰、田刚这些成名的数学家来看，在国内研究生念好之后再出去留学，先有一些底子，会好些。
经济观察报：
你觉得国内数学界度过拓荒阶段的关键是什么？是因为有一部分顶尖数学家从国外回来吗？
张伟平：
以前是这样，但现在国内数学界的力量也在慢慢强大。海外的数学家，最好他们能长期回来，如果不是长期回来，能够固定每年回来两三个月，帮助也很大。
经济观察报：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初你一直在海外的话，现在在数学专业上会达到什么程度？
张伟平：
可能会比现在好一点。我去法国本来就是联合培养，规定要回来。那时教育部对国外情况不太了解，规定在那边只做论文，不听课，不拿学位，实际上到了法国，大使馆就跟我们讲，你们要听课，要拿学位，但还是要按时回国。
经济观察报：
当时在法国接受的数学训练跟你在国内的差异非常大吗？
张伟平：
从大学毕业到去法国留学，已经过了八年，所以我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在法国，如果外国人最后决定做数学，他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因为他有很多选择，包括经济上，都没有问题，所以他一旦选择数学就会很用功。到国外，在同样的情况下，只要我们用功，不见得比他们差。但中国人有时候想得太多，会想后面的事情，以后怎么发展。
我的一个师弟，整个就是一个拼命三郎。他是从浙江农村出去的，读中法班。当时我已经毕业。我的导师别缪斯在我们学校是最好的，很有名。师弟初生牛犊不怕虎，跑去就说，我要选导师，怎么选？最有名的是谁？最有名的是这个人，别缪斯已经有一个中国学生毕业了，如果有人能毕业，那我就一定能毕业。他就是抱着这种态度。现在他做得很好，在巴黎大学当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