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帝國”：華南研究與“新清史”對話的基礎何在
定宜莊
編者按：本文為《重探「帝國」與「地方社會」》專題系列評論，原載《歷史人類學學刊》第十五卷第二期，
2017
年，第
225-232
頁，經作者授權刊發。
認真地將專號中的這六篇文章讀完，感受到的是年輕一代學者的成長，也感受到老一輩學者面臨的挑戰。
文章開始之前，有個問題需要說明一下：
這部專號取名《重探“帝國”與“地方社會”：華南研究與新清史的對話》，可知這幾位年輕學者在提到這兩個“學派”時的小心。確實，無論“華南學派”，還是“新清史”，都從未承認過自己是一個“學派”，正如科大衛先生所說：“從來沒有過‘華南學派’”
[1]
，但我在行文中往往無法找到其它詞彙來表述它們，所以有時只好仍然沿用“學派”二字，如果引起質疑，還乞諸位諒解。
[2]
寫到這裡突然驚覺的是，無論“華南學派”還是“新清史”，儘管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改革開放之後方才出現的新潮流、新學派，但事實上，他們的主要學術成果和代表人物，以及他們在學界的影響，都已經屬於“老一輩”了。即以“新清史”來說，儘管關於它的激烈爭論是近些年才發生的，但從何炳棣與羅斯基
1996
年那場爭論算起，也已經有二十多年。二三十年，將近一代人，無論從哪種意義上說，也到了後浪應該推前浪的時候了。
這個專號，據幾位作者說，旨在嘗試進行一場華南學派與新清史的深入對話，我既然不屬於這兩大學派的任何一個，當然沒有能力、更沒有資格對這兩個學派進行任何批評、指點和概括，我能做的，只是作為局外人，在這裡寫下我的一些零零碎碎的感想而已。
嚴格地說，這個命題本身很容易引起誤解。華南的學者們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异軍突起，成為中國史學界備受矚目的生力軍，數十年來他們不斷開拓新的研究領域，而且盡顯團隊合作的優勢，如今已成長為一株難以撼動的參天大樹。而“新清史”並非來自中國本土，只不過是20年前興起於美國等西方學界的一股潮流，將其稱作是近十年來美國比較有影響力的一種學術話語，也許更準確些。被歸之於這個學派的學者，其實從來都是各自為政，不僅相互間往往意見分歧、莫衷一是，有的甚至公開聲明自己並不是“新清史”中的人物。可以說，他們中並沒有哪個人能够代表新清史，更沒有哪個人曾被他們封為“領軍人物”，這種種名稱，說是中國學界給他們戴上的帽子，恐怕並不為過。這樣形不成隊列的散兵游勇，又如何與陣容强大的華南學派抗衡？
再者，這幾位年輕的學者，很難說是歸屬於華南或者新清史的任何一派，雖然在這場對話中，他們是以新清史為基點而展開的，但事實上，他們都有各自的老師，也各自接受過不同路數的學術訓練，幾個人雖然打算一起與華南學者對話，我認為他們各自所代表的，還都只是自己而已。
當然，這絕非說這樣的對話就沒有意義，而且，唯其這樣的對話，恐怕才更有意義。其意義就在於，不歸屬於哪個門派和陣營，不存在預先為自己設定的壁壘，也沒有要達到某種與功利沾邊的目的，只有這樣的討論和對話，才具有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性。我也是以此為出發點，來看待這個專號和這幾位年輕學者的作品的。
不為自己預先設定學術門派，並不意味著就沒有共同的學術旨趣和追求，這幾位年輕人並不諱言，他們是在“新清史”這個潮流的浸潤和影響下成長起來的。近年來，國內學界對“新清史”的批評甚為激烈尖銳，其間雖然也出現了一些很有學術水平的文章，但總體來看，却是意氣用事的多，學術性的批判少；吵架駡人的多，認真嚴肅的思考少。然而，多少帶點諷刺意味的是，正當“新清史”在中國的清史學界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的態勢之下，接受了這個學派諸多影響的一代年輕學者，却不聲不響地、靜悄悄地，在這十幾年的時間內成長起來了，這幾位年輕人，就正是他們中間一部分人的代表，他們雖然出身的國籍、地區不同，師承的路數不同，就讀的學校也不同，但在受到“新清史”的影響上却有著突出的一致性，也就是從這個意義上，這個專號的出版，毋寧被看作是他們的一個亮相、一種展示。這顯示了“新清史”在學術上的影響力和延續性，也說明了那些無的放矢的大批判無論聲音多高亢，却沒有對年輕一代造成實質性的影響，反倒是他們這種勢不可擋的發展趨勢，才是史學界當真應該認真對待的。
這裡無意詳談“新清史”，但有一點却無法否認，那就是它對語言的强調給年輕學人的深刻影響。“新清史”强調使用滿語和其他少數民族（“新清史”將其稱為“非漢族群”）語言的重要性，認為充分利用滿文（蒙古文、藏文、察合台文等）檔案，不僅僅是語言問題，更是以滿洲或其它非漢族群為主體進行研究的必要條件。儘管他們自己由於各種條件所限，並沒有幾個人能够真正做到，但他們只是認識到却未必有能力做到的這一點，却被新一代的學者們做到了，除了比較熟練的掌握中、英文之外，他們幾乎都能够利用一種甚至幾種非漢族群的語言，或查閱檔案，或從事田野。他們的研究就是從這裡起步的，這使他們從一開始就具有比老一輩學者更高的起點。
語言能力欠缺，是國內老一輩學人的短板，在我這一輩的和比我更老的一輩學者中（再再老的一輩却往往中西兼通），對學習漢語之外的語言既不擅長，也不重視，甚至認為漢文史料多如牛毛，尚且讀不過來，人生有限，又何苦把寶貴的時間用在攻讀其它語言上。這也是很多批評“新清史”的學者，由於不懂英語，不可能閱讀“新清史”代表作的原文，導致其批評概念混淆甚至鬧出笑話的原因。
强調語言，當然不僅僅是為了回應“新清史”。史家歷來有歷史學就是史料學之說，挖掘史料及處理史料，正是史學研究的關鍵。史學研究每有大的進展突破，往往都是從新史料的發現開始。幾位年輕學者對多種語言的掌握，伴隨的是他們對史料的開拓，從這部專號就可看出，他們使用了多種以往學者從未涉獵過的檔案和文獻，例如邱源媛文章所利用的清代八旗人丁戶口册、盧正恒文章所利用的《八旗滿洲世襲譜檔》、蔡偉傑文章所利用的烏蘭巴托與臺北的檔案館庋藏的蒙漢文民間文書、孔令偉文章所利用的理藩院滿蒙文《題本》等等，陳博翼則承襲華南學者的專長，熟練地運用族譜、碑刻等文書，使研究打開了一個新局面。許臨君雖然是一位美國學者，漢語並非母語，但對方志、奏摺等文獻的利用却讓人耳目一新。而這幾位年輕人對於各種民間文書（無論哪種語言）的重視和利用，顯然又汲取了華南研究之長，而且他們中有幾位，如陳博翼、盧正恒，本來就是在華南研究的學術訓練中成長起來的。
打開新局面的重要呈現，就是他們注意到在清朝這個“帝國”中，不僅有著大量使用非漢語言文字的地域（如孔令偉、蔡偉傑關注的內外蒙古、許臨君關注的新疆），就是在傳統上被認為是漢族居住的地區（如盧正恒關注的閩南、陳博翼關注的漳浦），乃至在帝國統治的中心（邱源媛關注的華北），也有著由滿洲這個非漢族群統治的政權無所不在的深刻影響。於是，在深入考察了清帝國統治的各個不同地區之後，他們便不約而同地、也是自然而然地將焦點投射到了對清朝這個“帝國”的理解之上。畢竟，傳統的漢人居住地域，無論歷史多麽深厚、文化多麽豐富多彩，却只是這個帝國中的“之一”而不是“唯一”，這正是“新清史”帶給史學界的挑戰，只是上一代的“新清史”學者尚未及深入地方獲取地方經驗，因而無法將這個問題講述得更具體更透徹而已。
總之，“帝國”是新清史最關切的命題，而就帝國而談帝國已然不够，他們有各自關切的地方，華北也好，華南也好，那麽這些地方的社會與帝國的關係，就成為他們認識帝國、瞭解帝國的最重要途徑，這幾篇文章的作者正是從點上，找到了諸多可以從華南學派的學者們學習、借鑒之處，並産生了進一步希望與華南學者對話的願望。因為如果我的理解沒有偏差的話，如何理解國家和地方的關係，如何將華南以及其它偏遠地區納入“國家”的體系，是華南學派多年來進行過深入探討並收穫了豐富成果的主題。
這裡想暫且離開這部專號的內容，針對“帝國”與“國家”的命題，略講得遠一些。
新清史將清朝稱為“帝國”（
empire
）
[3]
，是有嚴格定義和限定的，那是他們立論的基礎，也是他們最費力要闡釋的內容。換句話說，“新清史”是針對清朝這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進行的又一次對歷史主體的研究視角的轉換。而這種以滿洲人為歷史主體的變換，可以令人感受到以不同的話語所叙述的清史，乃至受它影響的整個中國近現代史，有著與傳統視角看到的清史的重要區別。如今“帝國”一詞為國內史學界多所詬病，甚至很多期刊書籍都不敢再用這詞，但這個詞既然是新清史的關鍵詞，這裡便不可避免。
同樣的，“國家”也是華南學者的立論基礎，他們所稱的國家，即state，
[4]
有更多政府和行政管理機構的含義在內，他們對這個概念的提出，也不是隨意為之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結果。由此出發，他們所說的“國家”，要比新清史特指清朝的“帝國”更為寬泛，與他們所研究的那個特定的地方社會相聯繫、相對應的“國家”也可能是清，但同時也可能是明，或是轉型中的民國。當然，清不僅包括在內，而且是占據非常重要比重的。華南學派中也有人特別關注並論述了在長時段中政權的變化以及政權變化導致的話語變化對於“國家”的影響，但他們更多還是從相對距中央遠一些的距離來看國家的統治，而且，對於地處偏遠的下層社會，這樣的變化是否有意義，又有什麽意義，華南學派對這個問題也貢獻過豐富的經驗和多層次的思考。
[5]
問題就這樣凸顯了。在新清史學者口中的“帝國”與華南學者所稱的“國家”，至少在一個重要的時間段也就是清朝時，指的是同一個實體，也就是“中國”，關鍵問題是，這個實體（中國）却是否存在一致性呢？他們各自對這個問題多年來積累的經驗和收穫的成果，是否會對對方有啓發呢？
正是從這點出發，我認為華南研究與新清史的區別，不僅僅是“從上至下”或“至上而下”那麽簡單
[6]
。我也是從這點出發，考慮華南研究與新清史的對話是否有可能性的。
如果從對“帝國”與“國家”的對比出發，兩個學派間可以對話的地方太多，可以由此伸展開來的內容（題目）也太廣闊太豐富了。譬如，華南研究多年來在田野工作中積累了無比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在清帝國統治的非漢族群居住的地區是否也可以借鑒呢？當政權變動的時候，譬如明清社會交替的時候，當明清各自祀奉的“正統”都已經改變的時候，地方社會怎樣回應、怎樣進行調整呢？不同族群構成的社會有不同的社會組織，即使同樣是漢人的社會也有不同的制度（如清朝時的漢人入旗成為旗人）這是帝國的特點，但研究這種種不同的時候，是否可以與華南學者對地方社會的研究中進行對比並從中受到某些啓發呢？而從另一方面說，當華南研究“走出華南”之後，如果所做課題未能離開清朝，是否也會與這樣一些問題發生碰撞呢？
我相信發生碰撞是好事，對於雙方也都能够産生效應，其結果，必然讓學界對朝廷、國家、帝國等等最重要的概念和性質，有更深入一步的認識。這便是這部專號對學術研究的貢獻。
話說回來，年輕學者如果能帶著這些問題來向有著豐富地方經驗的華南學派學習和汲取，那麽，這場對話就不僅是可能，而且是太有必要了。
華南學派儘管碩果累累，而且二三十年來隊伍不斷擴大，不斷有年輕學者加入進來，呈現著生機勃勃之勢，近年來更是大力提倡要“走出華南”，將影響擴大到華南之外各個領域的目的顯然。但無論他們采用的視角和方法有多大的突破和借鑒意義，清史學界尤其滿族史學界中的大多數人，却始終認為這些與己無關，而鮮有關注和理睬。至於華南學派如何看待“新清史”，我不得而知，但至今很少見到他們在公開場合表過相關意見。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這兩個學派的交流問題，但正如歐立德在
2016
年的一次演講時回答學者提問時所說的：“新清史和華南學派方法和視角都很不一樣，到目前為止，也沒有多少接觸，沒有人特意地去將兩者連在一起。”
[7]
特意地將兩者連在一起，也許並無意義，但如果尋找到共同的話題並將其深入下去，就是另一回事了，我認為，如何認識清朝（乃至清亡之後的轉型）這個“國家”，就是這樣的共同話題。
還需特別提出的是，這些年輕人中有幾個，本來師從的就是華南學派，受到過華南研究在理論和方法上正規、嚴格的訓練，從這樣的學術基礎上來探討兩大學派的關係，對於促進兩大學派的對話交流，尤為可貴。
交流、對話乃至爭論，是學術研究的生命，很高興看到年輕學者在深入探討問題上的執著與打破學術藩籬上的認真與勇氣，期待在這代年輕人的努力下，史學研究的面目能够煥然一新，學術水平也能邁上一個更高的階梯。
[1]
參見孔雪：《科大衛：從來沒有過“華南學派”》，載《新京報》
2016
年
12
月
17
日。
[2]
見趙世瑜：《我與“華南學派”》：“在大多數情况下，‘華南學派’是學術界的朋友們對研究明清史、特別是區域社會史或歷史人類學的一批學者及其學術主張的一種稱呼。我從未聽到過這個學術群體的核心成員自稱‘華南學派’，也很少聽到對他們的研究非常熟悉的國外學者在學術場合這樣講。他們自己曾用‘華南研究’這個詞來描述自己的研究，當然，在不同的時期，也經常用‘區域社會史’或‘歷史人類學’等概念來指稱同樣的研究，因為‘華南’只是其學術主張的早期試驗場。……我之所以在此仍使用這個概念（儘管打了引號），一是因為年輕朋友以此為題撰寫了博士論文，並有相關文章公開發表，我與‘華南學派’的關係在這些學術史研究中有著不同的表述；二是因為在本文中，我回顧的主要是與這一群體中人的關係，而把與其學術主張的關係置於次要地位，所以不好用‘我與華南研究’這個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