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币正面中间圆圈内为雪山狮子图，在阳光的映照下，一只雪域雄狮回首而立，前腿下为球状宝轮，并环有如意绶带纹饰，背景处为高山流水，下方有浪花水波纹饰，圆圈外环以八等分莲花瓣状分隔，每个莲花瓣内都有藏文，顺时针依次排列为“甘、丹、颇、章、却、列、朗、杰”，意为“甘丹圣殿，战胜四方”。

背面中间圆圈内有多层宝幢形图案，弯曲绵延至下方敞口聚宝盆，左右两边各有一只鼬鼠，从口中不断吐出如意宝珠，散落在聚宝盆中。圆圈内还有藏文“二十二年”字样和“十两银”纪值标示，并与外围莲花瓣状轮廓中的藏文相呼应，汉译为“政教合一”“十六饶迥”；正背两面均有珠圈环绕。

从整个币面图文设计来看，其融合了多种藏族吉祥纹饰和动物元素，围绕着藏族人民喜闻乐见的“财宝”主题，如莲花、胜利宝幢、雄狮、吐宝鼬鼠等图案，皆源于藏传佛教中的财神，常被称作“多闻天王”“财宝天王”“黄财神”等本尊及相关器物。

与以往相比，“桑久果木”图案元素和形制样式也都有一定创新，如结合先进的制币工艺，本可成为藏币体系中又一经典品种。但遗憾的是从其诞生之初，却注定沦为藏地通货膨胀和搜刮民财的历史见证。有关制币原料纯度的大幅下降和监管懈怠，进一步促使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演变。

有学者曾因此纠结于其货币金属定性，是该归于低银银币还是镀银铜币？

对此，在扎西机关档案中有详细说明，按照初期呈报计划，本想参照1933年批准所造三两银币初版“桑松果木”的成色标准，即“每二十两白银掺铜三两”，少量掺杂主要为贴补金属熔炼中的损耗。而由于当时白银比价时常波动，清中期以来发行流通的各类高纯度银钱被回熔或输出境外。

市面上流通的各类铜币形态纷杂，发行过的大量藏钞纸币，又缺乏配套的准备金制度和相关物质保障，地区财政长期赤字，仅凭增发币钞和不断提高货币面额，显然难以为继，也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在“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下，所造新币既不能纯度太高，以免被不法商贩及周边贸易商人兑换输出，又要顾及市场反应和民众的接受度，需要重新制定纯度掺杂比例，尽可能地提高币值并降低造币成本，最终确定制造“每十两白银掺红铜十八两和黄铜二两”的银币。

这样的掺杂比例，使得造出的银币常常泛有铜色，这对市场接受度及持续发行带来了风险忧患。考虑到掺铜量较大，不应和已发行的三两银币大小相同（实测31毫米左右），要比三两银币明显大一些（实测32.5毫米左右），并在钱币图文设计上花费心思，选用藏地民众熟悉和喜爱的财宝题材，采取机制造币，自藏历土牛年（1949年）元月上旬开始在全区发行。

其后逐年制造流通，时间跨度从1948～1952年，共有三种基本样式。第一种为正面内圈双日雪山狮子图，外圈为藏文“甘、丹、颇、章、却、列、朗、杰”环绕，背面内圈为藏文纪年和纪值，外圈藏文汉译“政教合一”“十六饶”。

第二种正面为日月雪山狮子图，其他与第一种基本相同。

第三种正面也是双日雪山狮子图，背面内圈为藏文纪年和纪值，外圈藏文汉译“谋求福祉”“愿念回响”。按不同年份和细节差别，如藏文字体大小写、纪年末尾数字后有无音节点等，又可区分出多种版式。

附表按年份排序罗列了常见主要版式13种。即便同一年份，实际成色也存在差异，有些能明显看到币面泛黄抑或微红的铜色。在后续造币过程中，成色也时有起伏，有些甚至远比发行之初规定的银铜掺杂比例还要低，在经历了五个造币年份后终告结束。

综上所述，所谓西藏“财宝币”仅是针对币图设计元素和寓意来说的，实际反映了自清中期以来，藏币由盛到衰的转变，以及西藏和平解放前夕，藏区较纷杂的货币形态及严峻的通货膨胀，直到人民币的介入才逐步安定。作为特定历史下的产物，它亦是旧奴隶主旧贵族剥削民众的佐证，是多方利弊权衡下的阶段性金融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