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以Close range为标题
发布在Nature Index 2017 China上
原文作者：田鹏 & Flynn Murphy
中国的一些城市在科研专业上优势互补，共同形成了一个丰富而又多样的研究环境。
2012年起，自然指数开始追踪68本顶尖期刊发表的论文，自那时起，国际合作完成的研究论文数量已经大幅增长，中国研究也不例外。不过，中国的高质量研究产出仍然主要来自国内合作。事实上，在自然指数所涵盖的期刊中，中国国内合作产出的研究大大多于国际合作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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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中，北京与上海脱颖而出，凸显了二者的吸引力。2016年，这两个城市的研究机构建立的合作数量排名第一。
除了这些大都市之外，一些中小型城市的研究机构也因独具优势而成为了实力雄厚的合作者。以昆明为例，对于有志研究植物和生物学的科学家来说，昆明独特的生物多样性使他们受益匪浅，而位于中国东北的长春则在化学研究领域拥有悠久的历史。
长春有时被人们称为中国的底特律。作为吉林省的省会，几十年来，长春一直是中国非官方的汽车制造之都。长春在化学研究领域也拥有雄厚的实力。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CIAC,中文简称长春应化所）一直是一个化学研究的重镇。去年，在长春入选自然指数的高质量研究中，超过80%来自化学领域，这些研究主要由吉林大学和长春应化所领导展开，二者也是长春在2016年自然指数中排名前二的单位。
长春是中国非官方的汽车制造之都，有时被称为中国的底特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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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与中国其它城市的合作数量由2012年的100项增加到了2016年的174项。这里所说的合作指的是，长春研究机构中的研究人员与来自中国其它城市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在自然指数所涵盖的期刊共同发表论文。
去年，长春最强有力的合作是长春应化所和位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合作，二者都属于中国科学院。长春应化所的所有硕士和博士生也都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学生。
研究所拥有多个资金充足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中科院重点实验室。据长春应化所2016年年报显示，2015年，该所获得了约3.54亿元人民币的经费。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杨小牛表示，该实验室约有三分之一的经费来自产业界。他自己的实验室研究的是高分子结构和性质，产业界经费的比例甚至可以达到50%-70%。2014年，长春应化所设立了一家新公司——安旨科技，生产一种基于杨小牛及其团队研究成果的新型水润滑轴承。
杨小牛的研究表现喜忧参半。他在供体-受体共聚物太阳能电池（一种高效率高、低成本的太阳能电池）的研究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资金，但目前尚未实现商业化。“科研成果商业转化的风险很高，”他说。
长春的研究机构面临的另一项挑战是寻找本地产业合作伙伴，将研究发现转化为产品；而当地的商业部门主要是效率低下的国企。杨小牛说，长春研究机构与产业界的合作主要是和南方的制造业大省，比如江苏和浙江的企业展开的。他自己的实验室就主要与南方或海外的企业合作。
2012-2016年的自然指数显示，长春的产学合作也存在类似的趋势。长春的研究机构与12家企业合作共同发表了论文，但没有一家企业是长春的。参与合作的6家中国企业要么位于北京上海，要么位于浙江或江苏省内的城市。
在较为发达的南方省份的吸引下，年轻的高知人员也开始渐渐离开长春这样的老工业城市。许多学者告诉自然指数，科学家们正在离开长春的研究机构，比如长春应化所，去南方城市寻找更好的职业发展和产学合作机会。为了保持竞争力，长春应化所今年开始从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C9成员之一）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
工业城市长春的年轻研究者正逐渐流向更繁华的南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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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数字看，位于中国西南的云南省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均GDP在中国各省份中居倒数，而且该地区还地震频发。
但省会昆明作为研究中枢的价值不可小觑。去年，昆明科学家与其它地区的研究机构完成了190项国内合作，共同发表了被收录进自然指数的论文。昆明研究机构的加权分数式计量（WFC）为34.87，与北京（WFC1663.04）和上海（WFC734.03）相比，研究产出规模仍然较小，但以国内研究合作数量计算，昆明在入选自然指数的184个中国城市中排名第16位。
中国民族生态学界的先驱人物许建初认为，这是因为科学家们深受云南的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吸引。云南拥有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物种。虽然该省只占中国陆地面积的4%，但据《生物多样性与保护》2004年发表的一篇综述文章显示，云南拥有1836种脊椎动物（包括极危的金丝猴）和约18000种高等植物，包括40%以上的中国珍稀植物和濒危植物。
许建初任职于昆明植物研究所，他说，这种多样性为在昆明工作的科学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想要研究云南植物、生态和保护的国内外伙伴都需要与我们合作，”许建初说。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是昆明植物研究所建立的。云南省地处内陆，拥有众多珍稀植物，包括极危动物滇金丝猴（右下）。怒江（左下）在云南省丙中洛段呈马蹄形。怒江发源于青藏高原，一路流经缅甸、中国和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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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入选自然指数的研究成果中，三分之二以上来自化学领域，其中许多论文研究的是植物的化学结构和过程。
许建初表示，云南地处三大“生物多样性热点”的交界处：中国西南山区、东喜马拉雅山脉和南面的印缅区域（云南与缅甸、老挝和越南交界）。这里有25个官方认定的少数民族和数十种语言。
许建初正与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合作，共同开发帕米尔地区生态日历，利用当地少数民族提供的指标和自己的研究成果监测气候变化对山区的影响。
他还参与了一项与贵州大学联合开展的真菌研究，其中也有来自北京的研究人员。云南多样的真菌物种在中国国内声名远播，一些真菌被用作食材和中药材。
2005年，美国社会生态学研究者R. Edward Grumbine首次来到云南，以了解在怒江上建坝这一争议性举措可能的文化和生物多样性影响。怒江起源于青藏高原，最终流入安达曼海。Grumbine被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深深吸引，在往返云南和美国期间开展了一些小规模研究项目。
现在，Grumbine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家非营利组织工作，他告诉自然指数：“只要做过哪怕一点准备工作，对中国感兴趣的学者很快就会发现在云南做研究的价值。”其中一个代表人物是20世纪初的美籍奥地利探险家、植物学家Joseph Rock（约瑟夫·洛克），他居住过的石屋现在仍坐落于历史名城丽江城外。Grumbine曾在丽江附近开展过实地研究。
2010-2014年，他曾以研究员的身份与许建初的研究团队合作，这属于中国政府为提高中国科研界在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而进行的一个项目。他说，约有150位国际学者被招募到了中科院在全国各地的研究所中。“我们的工作是研究我们想要研究的方向，在尽可能著名的期刊上发表论文，成为中国研究团队的名牌和榜样。”
但对云南来说，这样的努力受到了人才外流的阻碍：科学家们纷纷被更发达的沿海城市所吸引。“近年来，我们流失了许多研究者。他们有的去了沈阳，有的去了上海。”
许建初对比了昆明和中国东南部的沿海新兴城市深圳，深圳的私营部门吸引了大量顶尖人才。“可惜的是，云南的私营部门发展不足。”“我们也有政府扶持，但与沿海地区相比就相形见绌了。”ⓝ
Nature|doi:10.1038/545S4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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