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极致的无助感。
既然都发生在俄罗斯和南斯拉夫，那也可以猜想，在这些孩子身上，他们体验过祖辈传给他们的极致的压制感.
即在可怕的高压下，你什么都不是。”
Georgi是个人人都喜欢的男孩。
他的同学们说他搞笑、有活力，每天高兴得没心没肺，是班上受欢迎的学生。
Georgi来自俄罗斯，在他5岁的时候，全家人带着他从俄国逃到瑞典。
当时，他的父亲在俄国的北Ossetia省建立了一个教派，在2007年，因为和当地的东正教会不和，武装部队要求他解散这个教会，不然就杀了他。
父亲不愿意，于是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路逃到瑞典，申请难民居住权。
但瑞典移民局拒绝了，因为他们说他没法证明自己回俄国一定会被杀掉。
一家人不敢回去，他们就搬到斯德哥尔摩120英里外的俄国难民聚集区，偷偷居住。
Georgi在瑞典生活了6年，他会说瑞典话，能上瑞典学校，运动细胞好，喜欢踢足球，是班上的明星学生。
他喜欢瑞典，对他来说，这里就是他的家。他不想回去....
父母一直在努力向移民局递交新的申请。
但这些年因为涌入瑞典的难民太多，政府限制了难民永居通道，除非能证明自己的母国正处于战争之中，不然大多数情况只能给3年或13个月的居住权。
在2014年，父母递交了最新的一次移民申请，学校和社区都非常帮助他们，希望他们能留下来。
但在2015年夏天，在Georgi的七年级开学之前，他们家收到了坏消息：
移民局拒绝了他们的永居申请，又一次。
这份信是Georgi读的，因为家里就他瑞典语最好。
他变得闷闷不乐，上学也不专心。
某天，他发现自己的曲棍球队的一个小伙伴没来玩，之后知道伙伴是阿富汗难民，因为永居表没有申请下来，被赶出了瑞典。
在那之后，Georgi变得非常阴郁。他拒绝再说俄语，责备是父母不融入瑞典社会导致现在的处境。
在2015年12月，最后一次，移民局拒绝了他们新的申请，并且严肃警告他们：你们必须离开。
他们给的时间限制是最迟明年4月份。
Georgi绝望地读着这封信，猛地把它甩到地上，悲伤地上楼回自己卧室，想一睡不起。
他事后说，他当时是满心愤怒，认为是父母不够努力，于是什么都不想管，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大睡一觉。
他确实是大睡了一觉.....
但这个觉也太长了.....
他睡了7个月。
躺在床上，Georgi感到自己的身体变得非常软，像水一样，没有丝毫力气。
之后，他感到大脑和耳朵里有一股沉重的压力。
第二天早上，父母让他起床，但Georgi一动不动，也不吃东西。母亲给他倒了点可乐喝，结果饮料从他下巴上流下来....他连吞咽都做不到...
Georgi昏睡了3天，全家人吓坏了，马上找来医生。
医生Elisabeth Hultcrantz发现，当触碰Georgi的时候，他的眼皮会轻微地动，除此之外毫无反应。
他的血压、脉搏，身体反射，各方面生理机能显示是正常的，但就是不动，醒不过来。
一周之内，Georgi瘦了大约6公斤。
最后，医院不得不给他插上食管。
这是什么毛病？
传说中的睡美人症？
不，Georgi得的，是一个只在瑞典发生，并且只在瑞典难民身上发生的怪病：
uppgivenhetssyndrom
可以翻译为“放弃综合症”。
1998年，瑞典出现第一例“放弃症”，之后该地区这种病症越来越多，蔓延到全国。
在2003-2005，出现过400多起这种病例，在2006年后，数量慢慢下降，但这几年，数量又开始缓步上升，到2015-2016，全国总病例是169起。
该病的患者，全部都是8岁到15岁的孩子，并且都是居住在瑞典的难民。
但并不是所有难民都会得，主要得病的孩子来自前苏联和南斯拉夫，少部分是罗姆人和维族人。
极少数亚裔难民得过“放弃症”，但没有任何非洲难民得过这个病。
病得的都非常突然，往往是得到移民局的拒绝信后，家中那些最融入瑞典社会，最喜爱瑞典的孩子，会身体出现毛病。
比如，来自科索沃的罗姆女孩，15岁的Ibadeta。
她是接到消息后24小时内就无法行走，她被人骑车送到学校上学，回到家后，她穿衣服的能力都没有了...
不过几天，Ibadeta无法说话，无法吃饭，终日沉睡，症状和Georgi一模一样，最后只能插着食管，仿佛是植物人...
她已经睡了至少5个月。
9岁的Sophie也是如此。
她是来自俄国的难民，喜爱跳舞。
在2015年12月，爸爸妈妈带着她来到瑞典，想以难民的身份永居。此前他们因为遭到俄国黑社会迫害，东躲西藏已经3个月了。
但很快，移民局告诉他们不接受永居申请，大人谈话的时候9岁的Sophie就站在旁边。
马上，伤心的她不再说话，不再吃东西。
之后的几天，她也陷入沉睡，一动不动.....
目前Sophie已经在这种无意识的状态下睡了22个月....
哎....等等....
这个病是不是稍微太离奇了一点...
这不会是难民们为了获得永居，教唆孩子故意装病吧！
刚开始，确实有很多瑞典人如此怀疑。
但一动不动地装病，而且一装就是9个月、1年，最高纪录是4年，这也太有难度了，更何况还是原本活泼好动的小孩。
并且，这个病从21世纪初就在瑞典全国受到广泛关注，10多年来被无数瑞典医学专家和心理学家日夜研究，儿童装病可做不到这个。
在2005年左右，医学界就基本达成一致，认为"放弃症"是一种真正的病。
瑞典国王也表示相信这些孩子是真的受苦。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病呢？
它的起源是什么？
斯德哥尔摩儿童心理学所的主任Magnus Kihlbom说，他认为“放弃症”是一种“自愿的死亡”。
他在纽约客的采访中引用心理学家，同时也是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Bruno Bettelheim的话：
在集中营里，有些被囚者是如此绝望，心理和身体上的双重绝望，使得他们任凭环境碾压他们。
他们不再吃东西，在角落一动不动地坐着，最后死去。
瑞典儿科医生Karl Sallin认为，“放弃症”是一种因为社会和文化因素导致出的疾病，它是一种“在特定环境下，当创伤事件出现时的一种应激反应。”
它说到底，是一种心理疾病，很多专家认为它符合多伦多大学医药历史学教授Edward Shorter提出的‘symptom repertoire’。
即，当内心出现剧烈挣扎时会出现一系列生理表现，这些身体症状都是由于心理的“无意识”创造出来的。
类似的病症其实很多。
➯ 比如在印度，有些男人会患上dhat综合症，他们产生了一种古怪的幻想，说自己正在失去精液。
➯ 在尼日利亚，记忆力不好的学生经常会告诉医生，自己的大脑有一种灼烧感，他们被诊断患有脑病。
这些都和当地的文化环境有关。
在2006年，瑞典专家团队发了一个长达130页的报告。他们认为“放弃症”和患病儿童所在的群族拥有的“集体文化”有关。
这些孩子，是为了全家人，无意识地牺牲自己，“哪怕没有被下任何指令”。
但如果俄国孩子的“集体意识”真的有这么严重，它不应该只在瑞典出现。
在俄国，在其他国家，家庭和政府之前的冲突到处都是，但类似的病例却从来没听说过。
瑞典的资深社工Annica Carlshamre有一个新想法。她认为，会出现“放弃症”，是和孩子们不再信任父母能提供安全感有关。
患上该病的孩子此前大多长期处于不稳定、暴力的环境中，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看到过自己的父母被暴力对待。
比如Sophie，在来到瑞典之前，她和父母坐在车上，被一伙穿着警服的人停下，父母被拽下车，人们当着Sophie的面毒打她的爸爸妈妈。
最后妈妈勉强带着她跑到朋友家躲避，Sophie哭着大喊“我要找爸爸，我要找爸爸！”
她爸爸被打到丧失意识，过了三天，才和她们联系上。
Carlshamre认为：
孩子们一直以来都靠着父母生活，他们是他的保护伞。
一旦知道父母自身难保后，孩子会陷入极大的恐慌，不知道自己未来该怎么办，该靠谁。
一想到要回到原先那种暴力的环境，他们就绝望，于是自动将自己和现实世界隔离，以此来自我保护。
除此外，还有人认为“放弃症”是一种传染病，因为它往往在亲属、朋友之间发生。
比如，Ibadeta的妹妹Djeneta在她沉睡的前一年已经得病，睡了2年半了....
Georgi的邻居Revekka也来自俄国，她在他生病前3年患上“放弃症”，得病时是12岁。
以上这么多理论，到底是哪一种，人们仍然不知道.....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大多数瑞典人相信：治疗“放弃症”最好的方法，是给患病儿童的家庭发放永居。
在2005年，瑞典媒体播放了插着食管的孩子躺在担架上，被强行遣送的视频。
他们之后在西伯利亚还找到了这些孩子，发现他们仍然沉睡着，身体越发虚弱。
之后，42个心理学家联名给瑞典移民局写公开信，抗议移民局的新政策，因为人们发现“放弃症”的病例数量和时宽时松的移民政策息息相关。
超过16万个瑞典人签名抗议，要求把这些孩子们留下来，瑞典7个政党中的5个都要求给患病的孩子家庭提供永居。
在多方抗议之下，瑞典移民局对这些孩子渐渐放宽政策。
在躺了7个月后，2016年5月，Georgi的父母得到移民局的信，邻居翻译给他们听：
“考虑到Georgi的病情....予以永居。”
母亲听到后，马上激动地跑上楼，告诉沉睡的儿子，
他没有一点反应。
所有的亲人、朋友、老师，都在床前一遍遍地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终于，在两周后，他微微睁开双眼。
三天后，他能喝一点水...
四天后，他吃了一点冰淇淋....
七天后，他能尝试动一动身子....
到秋天，他基本好了。
Georgi的邻居Revekka也得到了永居，她花了8个月的时间恢复。
2013年，瑞典健康福利部发表报告：承认永居确实是最好的疗法。
大部分孩子过了几个月，或者半年，就慢慢自然好了。
对用病换永居的说法，Georgi表示否认。
“我根本就不想沉睡...…哪怕是为了留在这里，我也不想变成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