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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五四。1919年那场著名的运动，距今已经98年了。此刻，2017年的5月4日，面对我们这个公众号背后的上百万青年朋友，聊起这个话题，突然觉得，有些不知从何说起。
按说，五四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最重要节点之一。但当我们去试图展开这段历史描述的时候，却似乎面临着言说的困境。
我们也常常在问自己，救亡与启蒙、革命与改良、民主与科学、新文化与旧传统，这些五四时代曾激扬过千万青年的话语和问题，如果突然出现在当下90后的日常语境中，会不会显得有些生硬和尴尬？
有人说，这是个“历史感”和“意义感”消退的时代。1980年代，那时中国青年的主流仍然是宏大叙事的偏好者，几乎每个青年都能随口说出几个重量级文化人的名字，“民主”、“自由”、“启蒙”、“救亡”这样的讨论也是口口相传。三十年后，市场大潮已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海量的财富，但同时，年轻人曾经普遍持有的“家国情怀”、“革命理想”似乎也正在被“个人前途”和“消费欲望”所挤压，或者直白点说，相比国家和民族、历史和意义，更关心房子和车子、地位与成功。
当国家叙事退潮，当现实主义、消费主义崛起，其实不独是“五四”遭遇尴尬，更多的严肃话语也都在衰退。
然而有意思的是，从另一方面看，青年人却并没有在解构崇高的现实主义追逐中获得个人精神和现实的满足。他们用“丧文化”自嘲：“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其实并不是很想活”、“颓废到忧伤”；不到30岁声称正面临着疲于奔命的“前中年危机”，自称“1988年的中年女子”、“我这个26岁的大叔”；而更多不擅文字表达的青年，用直播和视频软件中的夸张行为表达荒芜又渴望突破的内心世界....
但是，轻率指责青年人精致利己、信念缺失就和抱怨自己年轻时是个傻冒一样矫情又毫无意义。今天，需要我们思考的是，怎样一起跳出“历史感”和“意义感”缺失的困境，并且能够面向现实的生活和世界。
这或许就是今天仍要讲述五四的意义。并不是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像五四这样能够不断地讲下去。这是因为，在晚近两百年的近现代史上，五四的巨大影响持续绵延，整个20世纪至今，其实我们都还生活在五四的故事中。
五四及新文化运动处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裂变时间点，它摧毁了很多，也催生了很多，它的意义绝不仅是救亡图存，而是由救亡到唤醒启蒙，由启蒙到批判传统，由批判再到建设新文化的一个千年思想大解放、大变局。今天中国的文明框架，以及这一框架下的所有成果和争论，几乎都与五四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五四讲述的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可这几个大词绝非就概括完了这个超大故事的无数内涵。五四在根子上提醒了我们这样一点，只有将个人与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才能跳出个人欲望和消费主义的逼仄世界，才能拥有历史感和意义感，才能爬出一己小我的泥淖，才能超越各种现实的困境，拥抱更大的世界。
要知道，1919年前后，站在历史舞台中央的数十万青年学生，就和今天我们一样的年龄，甚至比我们还要年轻。他们在最青春恣肆的年纪，勇敢挑起了民族的命运，事实证明，五四一代也的确成长为了20世纪中国的中坚力量。
五四前后的中国，迫切需要一场彻底的思想解放来挽救国之危难，于是历史的重任落在了思想最活跃的青年人身上。近百年后，历史的车轮又一次来到了关键节点。今日之中国，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提升整个社会的创造力成为重中之重，推动历史向前的使命，将再一次落在最具创新意识的当代青年身上。
就在昨天，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勉励“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这句话其实出自另一位世纪伟人之口。1923年，孙中山先生在岭南大学对学生们发表演说时说：“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业。所以我劝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做大官”。在演说的最后，孙中山又强调：“诸君立志，要有国民的大志气，专心做一件事，帮助国家变成富强”。
相隔94年，习总书记和中山先生同时强调“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正是希望青年人在确立人生方向时，能够超越个人的名利。毕竟面对浩瀚的历史，个人是渺小与有限的，终有一天，今日的青年也会成为古人，但为之奋斗的事业将永存。
亲爱的朋友们，五四是属于我们的日子，它在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提醒着我们青春的意义。这个时代，仍然有无数青年热血满怀，很多大学生扎根基层、支教支边，很多年纪尚轻就不畏艰难、矢志创业，很多青年在公职岗位上敢于对抗社会丑陋现象，扬善惩恶；这就是理想的力量。当我们将自己置身于历史的序列之中，就会对自我有明确的定位和期许，而这种使命感会赋予我们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去战胜我们青春时代面临的迷惘和困惑。
的确，这再也不是一个人人都在谈论民主科学、启蒙自强的宏大叙事年代，但并不意味着这个时代不需要历史感和意义感。五四和它的命题仍然与你我有关，更应该与你我始终相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