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为什么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人组合，近乎完美？

毛泽东曾称赞朱德是“人民的光荣”，周恩来曾称赞朱德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今天是朱德元帅诞辰130周年。今天让我们重读一篇旧文——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主讲的《苦难辉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胜利》，共同纪念。

整理 | 陆诗怡、黄梦菲、李念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文汇讲堂”（ID：wenhuijiangtang），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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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唯一解决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何存在”的人

边缘性的力量，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东方政治舞台的中心，靠的是领袖人物的历史自觉，其中毛泽东居功至伟。全部共产党人的贡献没有一个能超过他。

毛泽东

虽然现在非议他的比比皆是，从大学课堂上再到网络、微信上。但是我认为，毛泽东这个名字，永远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紧密联系在一起，除非你解散这个政党，打败这支军队，颠覆这个国家，否则你抹不掉这个名字。

毛泽东是什么人？是共产国际指定的领导人？不是。是上一任领导人指定他接班的吗？也不是。

他长期处于中国共产党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选择毛泽东，经历了多少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苏俄革命的基本道路指导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撞得鼻青脸肿，磕得头破血流。

1935年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山头妥协的结果，不是利益集团平衡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对胜利的选择。

14年的斗争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不是唯二的，不是还有一条道路也能胜利。全试过了，没有！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所有领导人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中国革命最根本的问题的人。

毛泽东著，《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陈独秀的坚持：被捕释放后被迫接受了共产国际

中国革命，我们最初毫无疑问是要走俄国人的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的主张就是，要走俄国人的路。但是我们从第一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就拒绝走俄国人的路。陈独秀是第一个敢于对共产国际说“不”的人。

当年中国建党，对于到底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还是和共产国际平起平坐的地位，产生了很大的分歧。陈独秀说，“我们党尚在幼年，一切工作也都未正式展开。我认为没有必要戴上共产国际这个大帽子。中国革命运动有中国的情况，这些怕是共产国际和外人难以了解的，假如不了解，如何谈领导和指挥呢？”

陈独秀

陈独秀讲得非常对，但是一个大问题是，中共建党没有经费。当年在上海建党，要派包惠僧到广州通知陈独秀当选了书记，要到上海就任，5块钱的船费，却无力支付。最后还是陈独秀自己掏钱到上海就任。

陈独秀到了上海发现张国焘向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即每月约需一千余元的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因为搞工人运动要发传单搞工人运动，需要资金。张国焘没有狮子大张口。他提出的经费预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谨慎。但陈独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评张国焘。

他说，这么做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场。他带头号召大家捐献自己的工资。要不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经费受其领导，这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中共中央出现的第一次争吵。

但经费问题毕竟是极其现实的问题，很快，连火气很大的陈独秀也无法“无报酬地为党服务”了。他开始以革命为职业，便失去了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经济上很不宽裕。起初商务印书馆听说他回到上海，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月薪三百元，他马上接受；但这一固定收入持继之间很短。他大部分时间已经埋头于党务，已经没有时间再为商务印书馆写稿编稿了。

窘迫的陈独秀开始经常出入亚东图书馆。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与陈有同乡之谊。它出版的《独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费。于是他没钱了就来亚东，但又从不开口主动要钱。

好在老板汪孟邹心中有数，每当他坐的时间长了，便要问一句：“拿一点钱吧？”陈独秀便点点头，拿一点钱，再坐一会，就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就这样维持共产党的运作。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肯松口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

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出现转机是因为他的被捕。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5人印刷小报，被法租界当局逮捕，陈独秀原来估计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但10月26日，法庭宣判陈独秀无罪释放，罚100元了事。张国焘迎接了他，告诉他原委。

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几人，请了法国律师，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方才顺利结案。按照李达的说法：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共了一次患难。

这次遭遇对陈独秀印象极深。他通过切身经历才真正感悟到：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自己同志的性命，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

这些现实问题，的确不是凭书生空口的豪言壮语能够解决的。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一番波折，无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不再像以前那样一见面就吵架。

建立一个党，巩固一个党，发展一个党，需要理想，需要主义，也还需要经费。富于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争论了很长时间才承认了这个现实。之后陈独秀同意了，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也同意了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但是陈独秀绕个弯，让张国焘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直接接受资助。

拿了人家的钱，就要跟着人家走。大革命期间，陈独秀多次提出警告，国共合作不能再搞了，非常危险。但苏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却非常坚持。

最后大革命失败，谁负责？斯大林负责？共产国际负责？不可能，陈独秀你负责！犯了严重的右倾化错误！陈独秀1928年离开了党，讲了一句话，“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找一条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道路”，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李立三：试图号令莫斯科配合中国革命，自己下台革命受损

中国共产党追求自己的独立自主，毛泽东不是第一个，陈独秀是第一个，没有走成。

李立三是第二个。李立三是第一个敢于以中国革命号令莫斯科的人。1930年蒋冯阎大战，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应放弃五年计划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中国北方”；“西伯利亚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在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

李立三

李立三犯了大忌。

共产国际和联共指导中国革命，出发点和归宿点从来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安全。

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给他指示的第一条，即“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持中国革命。

即使是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巨大帮助，推动了北伐革命的有力发展，同样也是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需求。现在突然间跳出个李立三，要求苏联置自身安全于不顾全力配合中国革命，真是令共产国际和联共惊讶得目瞪口呆了。

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李立三黯然下台，做了三年检讨，错误背了30多年。

毛泽东：“打土豪分田地”，凭历史自觉走出独立自主之路

毛泽东：“打土豪分田地”，凭历史自觉走出独立自主之路

因此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可贵。

前面陈独秀想走、李立三想走，都没有走成，唯一成功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政治上创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理论，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器，经济上也完全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

前两条党史上讲了很多，却很少讲第三条。但是我认为，第三条尤其重要。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个人一样，没有经济独立，其他都是无米之炊。毛泽东从来不花共产国际的钱。

毛泽东的路是“打土豪分田地”，这不但成为了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经济独立的基础。只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才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基础，才能独立地选择自己的领袖，独立地制定自己的路线。为什么毛泽东一辈子最深的印象是中国一定要独立自主？因为之前有惨痛的经验教训。

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中国找到了一条完全独立的道路，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由此，毛泽东也为中国革命做了最大的贡献。

打土豪，分田地

但只有神是不犯错误的，人是要犯错误的。毛泽东不是神，是人。1956 年9 月10 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所举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之间。

红军《长征组歌》中豪迈地唱道：“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但毛泽东自己坦率承认，我是犯过错误的。他不是不犯错误，而是跌倒了爬起来，具有再跌倒再爬起来的这种实践性。

毛泽东当年把队伍拉到井冈山，探索中国革命胜利道路，党表彰他了吗？党处分他！秋收起义让你打井冈山了吗？让你打长沙，你却带兵逃跑，这是严重的右倾主义错误，就把他开除了。但是被开除了，毛泽东还是继续干，不像我们今天，开除了就不干了。毛泽东被三次开除中委，八次受到严重警告，但是还是继续在干。因为他身上有最珍贵一点，就是有深刻的历史自觉。

什么叫历史自觉？第一，是对社会运行规律的深刻领悟；第二，是对历史发展前景的主动营造。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这样，从来不相信命运的摆布，从来不甘愿受到规律的左右，从来主张“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从来不安于现状要改变现状。

就是这种强烈的历史自觉，使他从一个普通的湖南农家子弟，变成了新中国，暨建党建军于一身的历史巨人，否则毛泽东充其量只是湖南乡村的一个教书匠而已。这种历史自觉不但极大地改变了本人的命运，也极大地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中共没有好运。但倘若真要说有的话，那就是拥有这样一批抱有极大的历史自觉的领导者，毛泽东是这样，朱德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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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靠南昌起义败后800将士力挽狂澜保存火种

朱德

后召开的三河坝会议，这不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重要节点，也成为了朱德人生的转折点，三河坝会议决定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带领两万主力南下作战，建立新的根据地，朱德带领原属叶挺的25师3000多人负责留在三河坝殿后，顶住敌人追击3天3夜。整个南昌起义中，朱德就获得了这三天的指挥权，正是这三天使朱德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终身总司令。

三河坝战役纪念园

三天里，朱德率部完成了任务，损失六七百人，还剩两千多人，正收拢部队与主力会和时，一位连长匆匆跑回，朱德没想到主力已全军覆没，当时的领导人全部分散突围，自己手上的两千多人成了最后的火种。

闻讯，犹如晴天霹雳，部队大乱，军心涣散。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朱德，他高喊：“不要散，我们有人有枪，我们一定有办法。”根据当时的老同志后来回忆，当时朱德也是“勉强”稳住军心，“大家想看看他究竟有何办法，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们再解散。”消息太过突然，士兵都茫然无措，只有跟着朱德寻一条出路。

8月的南昌犹如火炉之地，士兵们都着短衣短裤，一直走到10月底依然只能着短衣短裤，因为没有补给，部队越走，人越少。从2000多人走到江西安远天心圩只余了800多人。此时，中央接到报告“师长团长均皆逃跑，各营连长亦多离开，师级以上干部只剩朱德一人，政工干部一个不剩。

团级军事干部只剩王尔琢，政工[5] 干部只剩陈毅，队伍成一哄而散之势。”当时的干部离散不算叛逃。由今回首，真是中国革命千钧一发之际，若是这800人散了，南昌起义的队伍便是片甲不留。武装斗争绝不可能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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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关键时刻数次决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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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最大的幸运：三人达成近乎完美的历史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