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浙大将迎来120周年校庆。最近，浙大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老校长竺可桢的儿子、浙江大学化学系1946级校友竺安代表全家，将55册的竺可桢日记原件全部捐赠给浙江大学档案馆。
竺可桢 资料照片
竺可桢日记被史学界公认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名人日记之一。为出版这些日记，在《竺可桢全集》主编樊洪业的主持下，竺安曾花费13年的时间进行通读整理。
“父亲能把每天的事都详细记在日记里，是有原因的”“一字不改地出版父亲日记，是因为他在日记中写下的一段话”……
近日，钱江晚报记者在北京见到了已经88岁的竺安，听他说说有关日记的那些人和事。
捐赠协议签署
竺安和夫人现住在北京一家老年公寓，记者赶到时，他在公寓门口已经站了多时，老先生满头白发，清瘦，儒雅。
“怕你找不到路，来迎一迎。”竺安说。我们的谈话刚开始，他的夫人拿了矿泉水递给记者，“这么远过来，先喝点水。”
这是既细心又有亲和力的老两口。
2012年，竺安夫妇参观浙大紫金港校区
竺可桢日记有900万字，这些内容几乎都被收录在2014年出版完结的《竺可桢全集》中。
“编辑工作是从2000年开始的，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加入的。”因为外文好，竺安主要负责整理日记中各种外文的内容。“因为全部是手写的，再加上是六七十年以前的纸张，已有氧化，有些字迹不太好认。”
2013年底，全集整理完毕后，竺安等人就考虑日记的原件要怎么存放。
“日记原来是在中科院，由全集主编樊洪业保管的。”后来，竺安希望把日记尽量放在一个专业的档案馆里，“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捐赠给浙江大学档案馆合适，因为竺可桢和浙大有着特殊的关系。”
竺可桢雕像（浙大紫金港校区）
已经出版的竺可桢全集，对日记的内容几乎是全文刊登，包括家庭的隐私、竺可桢对人对事的评价以及对子女和自己的看法。据说，樊洪业还就此征询过竺安的意见。“当时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真实完全的反映，竺可桢的看法是什么就是什么。”竺安觉得这不值得纠结，“这是很自然的，就应该这样。”
“我父亲在日记里面，曾经两次引用过一句话（大意）：日记的价值完全在于真实，如果不真实，那就一点价值也没有，如果是真实的，即便是很琐碎的小事，若干年后都会是很有价值的材料。”竺安说。
竺可桢的日记，几乎每一天都记录得非常详细，见过什么样的人，办了什么样的事。
“我一开始也很奇怪，开个会，30多个人，都有谁来参加，他都记得。说实话，我自己开会，事后也讲不出来都有谁。后来我才发现，他有个工作日记本，可以揣在上衣兜里，开会的时候有哪些人来，谁发言了，发言时间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他都记录在本子上，到晚上，再把这些整理到自己的日记本上。”
除了这些，竺安还记得，“他在1936年，从南京乘汽车到杭州，在汽车上他盯着车上的里程表，记录沿途各站的距离，连见到几辆自行车等等都记下来。”
竺安有些感叹，“我自己做实验都没这么认真。我想，一天工作下来，人都很累了，还要这样记一天的事情，毅力令人惊讶。父亲认真到有时要引用古人的诗句他都会去翻原著。”
竺安觉得这也是父亲的日记和其他的名人日记不一样的地方。“我翻看过很多日记，有些会过滤掉不好的内容，只写好的，有的很简短，没那么详细。竺可桢日记，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重要的事情都会记录下来。”
竺可桢日记
从2000年到2013年，这13年间，竺安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就是在“读”竺可桢日记，这个过程就像是他和父亲之间的对话，在这个过程中，他才读懂父亲的很多情感、做人做事的理念以及一些过往事情的真相。
“当年在浙大西迁路上，我二哥生病去世，我们兄妹5个人中，二哥是父亲最喜欢的孩子，他14岁去世，半个多月后我母亲又去世，对父亲打击非常大。但当时我根本看不出来，因为他肩上有很重的担子。随着日寇步步入侵，必须一次次地迁校，顾不上为家事而悲伤。我后来在整理日记的时候才看到，母亲去世约半个月后，有一次他一个人在深夜，悲从中来，嚎啕痛哭。这是母亲去世后他唯一一次感情爆发。”
竺可桢家庭照
让竺安印象深刻的还有父亲在浙大西迁路上，和浙大师生一路走一路所做的事情。
“在江西泰和，那里的赣江经常发大水，危害甚重，竺可桢就让土木系的师生考察并设计一条大堤，由县政府组织施工，很快就修好，解除了水患，一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因而这个堤在当地被称作浙大堤。到了贵州遵义，浙大地理系的师生考察到附近有锰，炼特种钢有用，很快就开采起来了。在湄潭，鉴于这里气候土壤很适合茶树，浙大的茶叶专家（也是中央茶场场长），教老百姓种茶和炒茶的技术，大大提高了茶叶质量。”竺安说，父亲的理念是，大学不仅是教育机关，把学生培养出来能找到工作就行了，而是有责任做实事。
1938年6月，竺可桢校长(前排左3)与胡刚复教授(前排右3)、张孟闻教授(前排左2)等部分浙大师生代表在遵义的合影。 资料图
“当年浙大有很多有才华的人，大家各有各的性格，有时候难免会有分歧，父亲在处理这些矛盾的时候也很有技巧。”竺安记得当时浙大物理系的束星北，很有才华，但性格也暴躁。
有一次，在湄潭，他和总务处主任起争执，打了对方一拳。事情闹大后，竺可桢专门从遵义到湄潭解决这个事情。总务处主任要求束星北写道歉信，当众宣读，并请两桌酒。竺可桢说，抗战时期物价昂贵，酒就摆一桌吧，吃饭前，让束星北把信念了，念完后，他就把信拿过来，揣到自己兜里。“这样既道歉了，又不让信落到对方手里，很巧妙地化解了这个矛盾。他后来密集地给双方写信、谈话，终于使两人成为好友。”
资料照片
竺可桢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出任浙大校长的。
浙大校史研究专家何亚平教授统计，从1936年-1949年的十三年间，《竺可桢日记》中记录的请辞浙大校长的次数，就有近40次。
这种情绪，始终贯穿着他在浙大的十三年，直到离开的最后一刻，他还说：“余对浙大校长一职实已厌恶万分也！”
为什么不愿意当校长？从他得知自己被荐为浙大校长时，便反反复复地在日记中陈述了：
1936年2月25日，竺可桢是这样对家人说的：“不善侍候官长，亦不屑为之；战事在即，不免悬心；不愿长做校长，而半年之内难见成绩。”（当时允诺他任期仅为半年）
那一年，竺可桢47岁，学术事业可谓如日中天。他于191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8年，应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之聘，任中研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正是在他手中，中国开始独立发布自己的气象预报，并在全国设立了百余个气象观测点。
1937年4月，在一次气象会议上的竺可桢
在反复拒绝的同时，于公，这个绍兴东关的知识分子，却也在日记里说：“但若于浙大有所补益，亦愿全力以赴。”
在内心的纠结与矛盾中，竺可桢最终选择了临危受命。3月7日，他允诺陈布雷，但同时提出三个条件：财源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则以半年为限。
4月，在兼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的前提下，竺可桢正式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本只以半年、一年为期，未想，却历时整整十三年整。
竺可桢日记
出任时，竺可桢47岁，离开时60岁——这本应是一个学者学术事业最黄金的13年，但最后，面对美国前沿的气象研究，他在日记中感慨万分地评价自己道——“十年校长，已成落伍之气象学家矣！”
而浙江大学，却在颠沛流离的战争环境下，奇迹般地从抗战前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系的地方性大学，一跃成为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成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被英国人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浙江大学社科院研究员李杭春，用数年时间编成了一部《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年谱》，在她看来，浙大当时的飞跃，自然和竺可桢这位大学的引领者有关——即跟他所坚守的教育理念、设计的人才制度和始终执行的民主治校原则有关，也包括他个人的人格魅力：基于坦诚、无私、正直和富于同情而产生的威仪。
资料照片
竺可桢与浙大十三年，足足可以写成一整部书。在这里，只能说几个小片段。
有人说，竺可桢是行动的理想主义者。一进入浙大，竺可桢便问上层要经费，着手于充实教授人选、补充图书仪器设备、重视校舍的最低标准，他还设置公费生，给贫寒子弟求学机会。
他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甚至抓体育锻炼，为师生造游泳池，要求同学们每日从事半小时或一小时的爬山、游泳等室外运动。因为他深知身体与头脑同等重要。
但他更在乎的，是立人。
1936年9月18日，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五个月，与一年级新生谈话时，他问了学生两个问题：
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
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竺校长的回答，简而言之：第一，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服务，而不在享受。
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竺可桢有过深思熟虑，绝不在于造就多少工程师和科学家，而是“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在1939年2月4日的《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中，他又谈到：何谓求是？英文是Faith of Truth。美国最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校训，意亦是“求是”，可谓不约而同……
他说：“你们要做将来的领袖，不仅求得了一点专门的知识就足够，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而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
对此，他身体力行，令师生影响极受感染。
1936年初，40级学生刘奎斗在浙大体育馆的篮球赛后第一次听竺校长训话，竺可桢的绍兴口音很重，作为北方人的刘奎斗完全无法听懂。但五个月之后，学校大操场上举行了第一次升旗典礼，刘奎斗看到竺校长亲自出席，从此，从每周一至周六，他每天必定向校长敬礼，报告到场人数。
竺可桢故居
竺可桢在浙大十三年，几乎从未休息，却几乎从不缺席早晨六点半的升旗典礼。他曾在《升旗典礼之意义》一文中说，这是为了“在坚定我们的自信力，相信中华民族是有出路的民族，是将兴未艾的民族，是有朝气而不是暮气沉沉的民族。鼓励大家奋发有为，坚持信仰，每天升旗典礼，就是要坚定大家的自信力。”
训话那日，竺校长说的是什么，没有听懂的刘奎斗在日后的升旗仪式上，完全感受到了。
苏步青 资料照片
竺可桢长校期间，群英荟萃，网罗了如王淦昌、苏步青、谈家桢、贝时璋等名师。1944年，亲赴浙大参观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先生，将西南联大比喻为“东方牛津”，而将浙大称为“东方剑桥”。
在竺可桢诞辰百年时，出过一本纪念文集，整整四百余页，全部来自浙大师生，每个人的回忆都细微而真切，他们反反复复提到最多的，就是竺校长的“人格魅力”。尤其，人们谈到最多的，是竺校长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苏步青早于竺可桢五年来浙大工作，已是数学系系主任。因为竺可桢有亲戚是国民党高官，苏步青最初不看好他出任校长。但竺可桢一直器重并关心他，西迁时动用私人关系极力照顾苏步青的日本太太和家人。苏步青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说：“我和竺校长从相识到相知，这样的好校长，把教师当宝贝，我们怎能不感动呢？只要是他要我做的事，不管情况如何困难，我都乐意去做。”
1937年，竺可桢在浙大率先实施了导师制：他认为，教和训必须合一，而老师对学生最好的训导是以身作则。1941年，学校颁发新的布告：导师的选择，由校方指定改为同学自由投票选择。学生马国钧胆大了投了校长，最后发现，选校长做导师的，只有自己“这么一个宝贝”。第一次见面，竺可桢便告诉他：“随时有事来找我，不需要先问过诸葛秘书。”师徒的书信往来中，竺可桢的署名永远是“友生竺可桢”。
资料照
1942年，浙大学生在遵义“倒孔”，竺可桢阻止学生游行无果，最后自己走在了队伍的最前列。
竺可桢在浙大期间，被称为“浙大保姆”，他从主持、出席学校各种校务会议，到定期不定期慰问贫病员生；从向教育部跑经费，到去各地查勘迁校校址；从每天清晨六七点坐镇校长办公室，到与师生一起欢度大年三十。日理万机之余，他每年还要留出一定时间，回气象所处理公务。
李杭春的文中说：竺可桢留给浙大的是真正的求是和务实，而繁重的公务回馈竺可桢的，则是过早的苍老与疲惫。
他在日记中曾写道：“二、三年不相见的人，没有一个不奇怪我老得如此之快。”
三次研读竺可桢日记的何亚平教授说：在浙大120年里，竺可桢所作出的牺牲，至今没有任何一位校长能够超越。他不愿做校长，却做了最好的校长。
来源：钱江晚报记者 吴朝香 林梢青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值班编辑：郑司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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