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里安之前,有超过30位史家为亚历山大大帝做传或写史,其中包括亚历山大的同代人卡里斯提尼、奥尼西克里图斯(Onesicritus)、著名的修辞史家克里塔库斯、赫吉西阿斯,更不用说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鲁斯了。即便是在阿里安自己的时代,也有库提乌斯的十卷《亚历山大史》以及普鲁塔克的《亚历山大传》问世,因此阿里安有必要说明自己这部著作的与众不同之处及价值所在。在序言中,他开门见山交代了《远征记》的史料来源及选择缘由:以托勒密的《亚历山大战争回忆录》和阿瑞斯托布鲁斯的《历史》作为主要参照,因为这二人的记述较为可靠,“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鲁斯都曾随亚历山大转战各地;而且二人都在亚历山大去世后写作,没有什么力量强制他们说假话,他们也不会因为说假话得到什么好处。而托勒密本人也是个国王,对他来说,撒谎比别人更不光彩”。在这段话中,阿里安首先强调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鲁斯都是亚历山大远征的亲历者,“事件亲历者的记载更为可信”,这基本是古典史家的共识。但二人的写作对象是亚历山大,难免会为尊者讳,所以阿里安紧接着强调二人都是在亚历山大去世后写作,这就具备了如实直书的条件,保证二人的记述较其他史家更可靠,由此也就为阿里安这部著作的真实性奠定了基础。在古典史家的作品中,首先在序言中交代自己的史料来源及其可靠性的做法并不多见,这不仅反映了阿里安求真的意愿,也表明他把真实可靠视为自己这部著作的优势。
具体到两份史料的运用,阿里安明确指出,凡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鲁斯叙述一致的事迹,就作为相当准确的资料记录在本书里。因为两人的记载原本就较为可信,当两人叙述一致时,真实性更毋庸质疑。但是当两人记述不一致时,他会选用比较接近事实、比较有记述价值的内容。对于这种不一致,阿里安感到无法理解,如对于亚历山大处死史家卡里斯提尼一事,阿瑞斯托布鲁斯和托勒密说法不同,阿里安评论:说也奇怪,即便是这些当时与亚历山大在一起而且对事实真相完全了解的人,在记述这些丑事时,仍然会有不一致之处,而他们的记述本来应该是很可靠的。从全书来看,当托勒密与阿瑞斯托布鲁斯记述不一致时,阿里安似乎对托勒密更为信任,较多采信托勒密的说法。如在第六卷第二章第四小节,阿里安明确指出托勒密是他这本书的主要依据;第五卷第十四节讲亚历山大为与波拉斯作战部署兵力时,阿里安先介绍了阿瑞斯托布鲁斯以及其他史家的记述,但紧接着说,托勒密的记述与他们不同,而“我同意他的说法”。第六卷第十一节谈到危急关头到底是谁用盾牌保护亚历山大时,虽然列举了其他史家的说法,但最终阿里安还是接受了托勒密的观点。可能正因为如此,二战前西方史学界基本上把阿里安的《远征记》视为托勒密《回忆录》的复制品,甚至有人想依据《远征记》恢复托勒密的作品。这种想法未免天真,即使阿里安以托勒密为主要史料,不排除他会根据自己的写作目的对材料有所取舍,甚至有自己的艺术加工,更何况阿里安的史料并不局限于托勒密,除了他明确提到的阿瑞斯托布鲁斯,他还参阅了其他史家的作品作为补充。
从书中可以看出,阿里安广泛利用了其他史料。他自己坦言,“我也采用了别人撰述中那些我认为值得记下且并非完全不可靠的材料,作为流传下来的亚历山大史料的一部分。”特别是在第六和第七卷,亚历山大的舰队指挥官尼亚库斯的作品成为重要的参考。但是对于这类史家,阿里安往往不给出作者的名字,而是采用“据说”、“据史家记载”这种模糊的表述方式。这类引用很多,仅亚历山大拜访阿喀琉斯陵墓这一情节中就出现了7次。对于这些记述,阿里安有时会给出自己的推测和判断,或赞同,或否定,或存疑,表现出求真和批判的精神。如米底总督为亚历山大献百名阿马宗妇女一事,阿里安便做了非常理性的分析,指出阿玛宗这个种族一定存在过,只是没有存在很久,至少到色诺芬写作《长征记》的时代应该已经不存在,否则色诺芬一定会提到她们。如果米底总督真为亚历山大献了一批女骑兵,她们很可能是会骑马的其他部族的妇女。当亚历山大到达印度的阿尔诺斯山时,有传闻说连宙斯的儿子赫拉克勒斯都不曾把它征服。阿里安觉得,赫拉克勒斯可能没有到过印度,人们只是在遇到困难时把它夸张,就说连赫拉克勒斯都攻克不了。对于罗马派使节来见亚历山大一事,阿里安也将信将疑,说自己只是把这件事记下来,不确定是真是假。有些事件,他会列举出不同的说法,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如关于亚历山大之死,阿里安记载了几种传说,有些他显然认为是错误的,所以特别指出“我的目的是说明我知道这些故事,但不意味着我相信它们。”此外,他也希望纠正一些以讹传讹的说法,“因为如不加以澄清,谎言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在第六卷第十一节,他指出亚历山大是被欧克西德拉卡(Oxydracae)人而不是马里亚人伤害的。在同一部分的第六小节,他纠正亚历山大和大流士战斗的地点不在阿贝拉,而是在高加美拉。最后,他提醒史家未来在记述这样重要的事件时一定要认真对待。由上可见,阿里安在资料的选择和处理上有自觉的求真意识,但他的“求真”和古代大多数史家一样,并不是考订资料本身的真伪或是为读者提供确凿的证据,而只是证明他了解有关的传统。史料的选择使阿里安对远征的进程及历次战役的描述真实可信,“追求对于以往历史进程的正确论述,这就是史学的求真”。此外,阿里安把亚历山大放在远征的背景下评价,较之普鲁塔克从趣闻轶事挖掘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无疑更具历史真实感。内容之真是这部《远征记》成为史学著作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