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9日，陈年喜在北京。（《环球人物》记者 傅聪 摄）
多少时代深处的炸与裂
一根铁骨，找到了写作的秘意
——《致索尔仁尼琴》
双河客栈的玉兰开了，他想一想已经离家三个月，也好久没有写一首诗了。
近日网络上热点层出不穷，“范雨素”风波、“余秀华”效应持续吸睛······而他看起来似乎很冷静，或者说有些警醒。记起在北京皮村时和范雨素曾有一两次见面，她的人和作品一样，“叶脉”自然伸展间呈现着生活现实的宽度，如今这样披露拉扯开来，倒不像是人们口中所说底层写作的胜利，反陷入世俗呼声的迷障中去了。
言谈间他提到感同身受。陈年喜前后有过十六年的矿山生活，十六年，正好是生命四分之一长度。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炸药到炸裂，从青发到白头，这个过程颇为庞然。但个人有个人的际遇，他想，自己已经脱离内心的剧烈涤荡而归于平静了，之前写的诗歌、如今写的散文，潜移默化间由剑刃化作草席，以某种更加平静的方式，包裹着这个时代下边缘群体的悲与喜。
爆破工陈年喜 袁云儿摄
每夜，零度以下的寒窑
我洗去硝烟和矿粉
——《水浒》
陈年喜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去矿山，是2001年的冬天。当时，漫天大雪，春节在即，过年的费用已是眉头大事，孩子一岁半，还在每天靠奶粉过日子。
矿山地点是河南灵宝秦岭金矿的朱阳王峪。一行十三个人挤坐在包工头的破旧吉普上，经洛河，过潼关，由晨至昏一路扬尘颠簸，天黑时分才到达矿点。下车时，大部分人脚腿肿胀到已不能行走，大家互相搀扶着去到工棚。先期到来的工人已经开工半月。
那时陈年喜的工作主要是拉车，就是用两轮的架子车一趟趟把爆破下来的矿石或废石拉出洞口倒在渣坡上。矿洞内部四通八达，异常复杂，天井，下采，空采，矿仓星罗密布。为了省电，巷道上一般不使用灯泡，至于工人们则在负重行走时脖子上挂着手电筒，每两天会领到两节电池，只有在不得不使用时才会打开。
采矿路途远近常常不定，陈年喜有时候每天拉十趟，有时更多。巷道高低不已，有些段可以伸直腰，某一段只能半扒俯着前行。架子车上的矿石或废石接近一吨重量，拉车的人需要足够掌控它的力量和技巧。那时候工人们总是非常饿，下班吃饭成为最急迫的愿望。陈年喜可以每顿饭吃四个拳头大的馒头加一碗稀粥，好在并不限制食量，工头有一条标准是能吃就能干，饭量小的反不受待见。
拉车最大的麻烦事是中途暴胎，巷道狭窄，车子行人出进不绝，卡在路中是要影响整个矿洞一天的进度的，暴胎者急头赤脸去外里背回备胎，但一人之力要替换下车胎谈何容易。实在一人之力无法替换时，如果距洞口不是太远时，就会拉着暴了的车子死命往外奔，这样的结果是，待到洞口，人和车子完全瘫痪外，还可能会招来修车师傅一顿训斥。
工棚由竹竿和木棍搭架，外面蒙一层彩条布，四圈压着石头，在背风处用菜刀拉一条口子就是门了。棚里地上放几块床板，铺上被子就是床，别无他物。夜长风猛，半夜时刻彩条布常被从某一面揭起来，冷风夹着雪花扑头盖脸而来，大家就用被子蒙着头，颤颤巍巍挨到天亮，早晨露出脑袋，一床的雪花和枯草败叶。那时间每到天黑下班，大家久久不愿出洞，工棚里的冷，无法描述，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2001年春节前一天回到家，陈年喜内心是激动的。他手握着挣到的五百二十元钱，在交给爱人前数了又数，厚厚一沓十元二十元的面票，一会儿多出一张，再数又少了一张，确认无误那一秒让人甜蜜又有点忧愁。儿子已学会了走路，用长出四颗牙的小嘴喊着爸爸。他的爸爸将在一天后的除夕之夜度过他人生的第三十个生日。
凭着此次的积蓄，凭着一副好身格，凭着矿洞经验，陈年喜可以跑单帮了。接下来的2002年春天始，他几乎跑遍了西秦岭大部分的沟沟壑壑找活路，并在多家矿坑找到了如意和不如意的活。不过直到2001年冬天之前，他一直干着拉车身活，因为只会干这个。然而他拉出的矿石，球磨冶炼之后，已经可以使一个人穿金戴银吃香喝辣一生了。
我拨开大地的腹腔
取出过金银 锡 铁 镍 铜
将它们从几千米地下捕捞到地上
交给祖国和人民
——《内乡手记》
陈年喜做矿工时有过一段新疆岁月，说起来彷如风沙蒙面，飒爽间有些苦涩。
一月前，在家里翻拣纸箱时，他翻出一个巴掌大的红色塑皮小本，爆破资格证书，里面用汉维双文写着名字和注意事项，半身头像已显黄渍，上面斑驳写就的日期定格——2006年4月。
陈年喜说自己至今不知道，那一次矿山打工的地名叫什么，只知道它的位置距一个叫库斯拉甫的维族小镇十五公里，一条叫叶尔羌的闪闪发光的大河从镇边不舍日夜流过，据说它的源头在阿夫汗的某处。那是整整半年矿山生活里唯一能见到人的去处。陈年喜和工友们在这个镇上用每分钟付费二元的卫星电话和家里通话；去饭店吃十元一份可以随便加面的拌面和一元一只的馕饼；去看黑纱蒙面两脚尘土的顾脸不顾脚的维族姑娘。
到这一年，陈年喜做爆破工满四年，技术已非常精熟。因为工队帮助招到了五十名青壮工人而获得一个小组长的头衔，实惠是每月可以获得三百元的领工辛苦费。那时候，火车还没有提速，他们乘坐西安至库尔勒的绿皮火车，七十二小时到达冷风萧萧的库尔勒火车站，出站找旅馆休息时看见又高又远的天空蓝得虚无，十几位维吾尔族哈萨克姑娘喊着给擦皮鞋，她们远远的喊羊冈子，不知道这群老羊冈子身体内汹涌的瞌睡，远远凶猛于皮鞋上的灰尘。
又经过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加汽车，经过了阿克苏、喀什、专产削铁如泥刀具的英吉莎，到达阿克陶库斯拉甫乡时，正是2006年农历正月19日的黄昏。那是一个风尘漫漫含着苦涩味道的下午，它成为其后五十多人南疆矿山之行生活的某种隐喻。
我们看穿石头
却不能认清肉身
——《我和我的朋友们》
陈年喜还记得那座寸草不生的荒凉的山脉，陡峭可以用举头掉帽来形容。到达矿坑时候，远远望见山下去往叶尔羌河拉生活用水的汽车小如一只甲壳虫。这是一座铅锌矿山，共有三个矿口，一个掘进到一百多米，一个四五十米，靠山顶的那口，十米不到。因为陡峭，洞口没有一星石渣，所有的渣子都下了沟底。三个洞口，三台柴动小型空气压缩机，都是每立方米2.5帕司卡那种。
矿工程部看门的老头说，一月前，是俄国人在这里干活。矿山，是他们承包的，他们不会干矿山，只会吃肉，赔了好多钱，你们来了，这下好了。陈年喜被分在二号口，配备十五名车工，二名爆破工，一名做饭的师傅叫老申，2014年死在一个叫马鬃山的矿区，他的尸骨留在了只有西部地图可以查到的地方。
索道，在西南地区因山高沟深被广泛应用，从坑口到山下长达八百米的索道就是重庆人的成绩。它是一条生命线，承担着所有生活生产资料的运输，甚至承担了语言的传递。故事发生在2006年的3月某个傍晚，那时陈年喜正在阿图什爆破资格培训，因一坑一用的限制，在此之前，他已取得和作废了许多个资格证件。
因为开采规模的做大，原来的索道已不适应小打小闹的生产，需要重新架设一条规格更大的新线。矿山上三个洞口五六十口工人日夜都需要物资，所以现有的小型索道不能废掉和停用，而新索道的架设又没有更合适的位置，它们只能双轨并设，两条钢索相拢最近的地方只有二米。它们距最深的谷底高度有一千米，一吨的矿斗在滑翔时，像一只麻雀。事故就发生在距地面最高的地方。那是人束手无策的高处。
索道由一条主索和一条游索构成，主索负责承重，游索带动重物上下滑行。那一天，维吾尔族老乡不知怎么死了一头驴，他们不吃死物就把驴拉到了矿工程部。当半头驴肉输行到索道的半程时，游索不知怎么绕在了新架未启用的另一条主索上，用尽一切办法也分解不开。有一个人出现了，她有一米七的身高，一双含银藏雪的双眸，是一个女人。后来陈年喜知道她叫作红梅子。
她乘坐一只备用的矿斗到达纠缠不开的游索缠绕点。但两索之间的距离有点远了，陈年喜看见她打开了腰上的保险带，伸出上半身双手终于够到了游索。两条索绳在突然分开的一刹那，一个东西从空中掉落下来，红色的上衣挂在矿斗边突出的插锁钢筋上，因风的鼓荡艳美绝伦。
那个下午，陈年喜坐在阿图什公安局某礼堂考场抓耳挠腮，一道题卡住去路:略论中国过去一年在世界困境下的经济突围。
所有的远行都是回归，
一只手正把我从内部打开。
——《关山何处是我乡》
在那里，陈年喜一直干到六月麦熟，从架设电线机械安装到巷道掘进再到采区工程，后来因为无法得到工资不得不离开。那些工友们有一些干到了年底，有一些一直干到了三年之后矿山倒闭老板血本无归。直到如今，整整半年的工资仍不知去处，它们是众多次被欠薪中的一部分，因为半年的绝收，陈年喜不得不冒险去到了另一个地方，干其他工作。金属的色泽和质地相去无几，但每一次追寻它们的过程都各有不同。
当翻过高高铁尺梁，到达甘肃迭部县洛大乡时候，已是2006年10月末的又一个黄昏，就像命运的特意安排，这群人总是从一个个清晨出发，在一个个黄昏抵达。在藏乡，跌宕跑遍半条街，也没有找到一家汉人饭店。和老板电话联系，隐约描述间看过去，盘若线球的公路直达白云缭绕处，铅矿就在那里。
一个叫马彪的人开三轮车来接。道路随山形越来越陡，弯道更加急迫。更高的山头上，白云漫漫，有毛牛吃草，仿佛天上来物。天色渐渐转暗，三轮车风驰中挚。远远的看到了矿区，那里已经灯火初上。大家听见了大机器隆隆之声，这是陈年喜无限熟悉的声音，此后以致今天，这声音在身体里再未消逝。
纪录电影《我的诗篇》众筹上映 《我的诗篇》海报
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 他们是引信部分
就在昨夜 我岩石一样 炸裂一地
——《炸裂志》
在中国，金属矿的实际开采并没有达到规模化和机械化，存在很大的制度漏洞。常态是通过层层分包到私人手中，规避员工保障与福利，而单纯压在炮工和渣工两者之上。在打工和打工之后，陈年喜对矿业工人是一直有着关注与思考。矿业是看天吃饭的产业，矿工是旱地上的庄稼。如何避免每天都在发生的悲剧，陈年喜认为自己得首先表达出来。
他开始借助一些渠道去讲述自身经历，与此同时，陈年喜开始写诗，借此记录下每一次的被动迁徙。他接触互联网，学习使用博客，直到今日已经公开发表几百首诗歌，他说大概是，“有些东西憋在心里。”
最后一段悲伤的矿洞记忆停留在2013年冬天，陈年喜在河南内乡的一个银矿连续干了四个月的活后，接到弟弟的一通来电：母亲在县医院查出食道癌，晚期。
“一瞬间整个人炸裂，碎成尘屑。”
就在那天夜里，陈年喜挥笔写下了那首《炸裂志》，在未来强烈冲击世人情感悲悯的代表作。诗歌中有一种沉默到极点的痛感，“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
与死神一次次擦肩而过，也在行走与呼喊中深刻认识坚持数年的劳绩。那些鲜活的矿洞记忆包裹着疼痛、喜悦，而背后时代的洪流在涌动着。长刀授英雄，2014年，纪录片《我的诗篇》开拍，2016年以众筹形式在全国各地引发热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这一边缘群体，以陈年喜为代表的工人诗人。
陈年喜夜灯下进行诗歌创作
一个村庄很容易被忘记
黄金忘了的事物由黄土牢记
——《在皮村》
与此同时，当陈年喜慢慢迈出黑暗的矿洞，开始越来越像个社会活动家去发散阳光的时候，他陷入一种自我否定与悲观之中。工人诗人的写作，往往是籍以表达自己的生活和生命的景象，人都有表达的欲望。陈年喜说，“人们对工人诗人有一种文化上的低估。”
十五年间走南闯北，穿梭于矿山湍流之际，每一个地方都像一颗钉子锲入心脏，造就了这个“硬心肠”的男人。在他的视角之中，对于《我的诗篇》，最冷漠的恰恰是工人群体。其深刻原因在于，工人个体的生活比它更加丰富和离奇，诗歌的内容并没有超越他们的生活和内心的悲苦。走出那段矿洞中的夜路，还有生活本身，还有故乡家人。
事实上，陈年喜已经离家很久了。陕南商洛，位于“秦腔楚首”，只要秦腔一吼，就让人有真实活着的存在感。在陈年喜的诗歌世界里，矿山与祖国同构，家人与家乡同构，而现实情况是，封闭落后的家乡无力追赶祖国的步伐，丹凤老家人口最多时有五十多口，现在只剩十几口人。陈年喜的父亲已经逝去，母亲的病还未好。提到爱人，陈年喜的语气变得柔软很多。两人青梅相识，彼此相知。家中压在结婚相框里的日历纸，记载着两人的爱情——“我水银一样纯净的爱人，今夜我马放南山，绕开死亡，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诗行”。那是陈年喜写于婚礼当天的诗篇，随着时间撵磨，一角已为雨水漫漶。据陈年喜说她很自立，别人都荒了地，而爱人一直种着，鸟兽为害，收入常为负数。
但总还是有鼓舞和支持。峡和小学、北京皮村工友之家，这是陈年喜一生不能忘怀的两个地方，前者完成了他人生和知识的初蒙，后者完成了他生命的再出发。2017年4月18日，由工友之家同心互惠捐赠的近千册少儿读物运抵到了峡河小学图书室。这些优秀的图书和爱心，使千里之遥的两地发生了别样的交集。对于一所小学、一群成长的孩子，这样的交集充满了特别的深情和意义。
陈年喜回忆起皮村一年多的生活经历，那时在学校教书，工作人员们工资不高，但很团结，很热情的工作。提起学校陈年喜有点激动，他说那里包融着一种特殊的普世胸怀，高于当下这个世界的，是进步的力量。
皮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像一面镜子。一方面以自己的艺术形式（新工人艺术团，文学小组）括大影响力唤醒大众，另一方面做实体商店（同心互惠商店）来帮助工友和底层的人群，并保持自己的运行。它在这群人的心里大概像个乌托邦一样温暖的地方。
“打洞是我做的最好的事”
陈年喜是特别的，也是普通的，无论如何，他曾站在时代的漩涡之中，以饱满的形象存在着。那是卷携着砂石矿土，屹立于中心却拥有置身边缘的孤独感，更是将世相人情勾勒入眉、将生活百态描绘入心的沧桑劳绩。整个社会的脉搏，始终在鲜活跳动着，而他大概是一片隐秘的淤青，背负着真实与真相的重量，沉默书写着这个时代的喜怒哀乐。
工人还有诗人，双重的角色背后有层叠的苦难，也有无法概述的丰富与离奇。记忆是不能忘却的。这个世界一直有无数这样生活着的人群，别人可以无视，他想，自己是不能的。
直到现在，陈年喜依然认为打洞是自己做得最好的事，这辈子除了它也几乎不会别的。至于写作有点悲观，他说有时候觉得仿佛万事初开，有时又觉得，早已江郞才尽了。
而书案上的旧诗稿依旧散乱，那一句清晰又模糊着视线——“英雄济贪，美人济富，没有人上过梁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