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7 月，我在《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以下简称《兴亡》）出版后，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采访。其中提到，中国皇权时代政治系统的闭环，即秦皇汉武以来形成的儒表法里的统治本质，具体到每个历史阶段、每个朝代乃至每个统治者，其外在的表现形式是各具风格、各有侧重的。所谓 “秦制两千年”的说法，似乎概括得过于笼统。虽然说汉承秦制，但是，两汉魏晋及其之后各代，儒法道互补，周制、秦制之间历经碰撞、冲突，随着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兵民合一、因俗而治等胡制治理模式加入，周制、秦制和胡制相互融合的过程，其实也是以中原、汉地为主的“小中国”，演变为长城内外农耕、游牧和渔猎等民族共存的“大中华”的过程。

由于《兴亡》是我第一次从事历史写作，写的又是具有通史性质的作品，不能出错是我的指导思想之一，因此，我总体来说比较中规中矩。而且，我在写法上采用以主要帝王评传为线索的方式，这在细部上也不适合展开跨代的思考。以上的许多想法我没有深入阐述，有些我在《兴亡》中没有提。不过，我在《兴亡》的写作过程中，已经开始酝酿新的历史写作计划。

在我较为熟悉的两汉魏晋文献的研读中，有两个时期我最有心得。其一，所谓汉武帝独尊儒术，不少人认为，这是对于周制逻辑的一种回归。我发现实际情形可能并非如此。汉武帝把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学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可能是出于统一思想、清除黄老无为政治影响的需要，从而建设更为集权、专制的法家秦制国家。这和被引入统治集团的儒生士大夫的理想是完全不同的。西汉儒法国家内部，始终存在着两种思想、方法的矛盾和冲突，直至 光武帝刘秀时代，方始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

其二，西晋大一统政权的崩溃，多数人将之归咎于晋武帝恢复分封制度、统治集团骄奢腐朽等。我以为，这一认识至少过于局限和停留于表象。晋室得国充满了血腥和野蛮，晋武帝司马炎却是帝制历史上少有的一位仁君，这一巨大的反差背后，反映了晋朝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东汉以来儒家天命伦理及汉室正统的观念依然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曹氏、司马氏家族以暴力手段连续改朝换代的现实严重冲击了士大夫、民众共同坚守的价值。晋武帝仿照周制，给予士族阶层种种特权，最终收获了其脱儒入玄、先家后国的结果。 考虑到两晋断代历史写作较少，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大家们往往对晋史几笔带过，于是我产生了率先探索晋史、将研读心得付诸文字的冲动，并在上海封控期间动笔。

关于两晋政治的发展，我的关注重点聚焦在三个方面。 首先，上述晋朝治理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可以理解为国家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操作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我把它称之为系统的死结。这是贯穿于全书的最主要的线索。具体到两晋及其前后朝代不同的历史阶段、外部环境，死结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是，系统的死结构成了晋朝治理扭曲、变形的底层逻辑。

其次，晋武帝可能出于打开死结的考虑，通过大量分封宗室、士族功臣等部分恢复周制的手段，给予士族优先品评入仕、爵位世袭和占有土地及依附人等优待，这既符合东汉以来士大夫建设儒家理想社会的政治追求，也是对士族阶层接受魏晋嬗代政治现实的回馈。实际上混合了周制、秦制，确立了皇帝主导宗室、士族共治的类似西周模式的统治策略。晋室东迁建康后，皇权急剧衰落，宗室势力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又形成了几家当权士族主导君主、士族共治的类似东周模式的统治策略。无论西晋、东晋，晋室君臣都有意无意地把周朝作为晋代对标参照的对象，这无疑是相当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

再者，魏晋士族从东汉末年清议运动中的党人名士阶层转化而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先家后国、孝而不忠的行为，是对现实政治野蛮性、荒谬性的反抗。不过，这也符合周制中以血缘家族为核心的小共同体本位的逻辑。换言之，虽然士族政治严重削弱了晋朝国家的资源控制与动员能力，却具有时代的合理性。西晋时期宗室掌握兵权，士族尚处于较为次要的位置，到了东晋建康时期，士族被历史的变局推到了共治集团的主导地位。刘裕恢复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统治策略后，士族又回归旁观的宾客、为皇权背书者的角色。士族名士清谈任诞及出仕隐逸等种种的背后，折射出两晋政治的演变。

由于我是以时间为顺序，进行历史叙事型的写作，因此这些问题的探讨大都分散在各个章节中。 此外，刘秀东汉王朝强大的天命合法性，荀彧之死与汉末士大夫的困局，晋武帝司马炎、权臣桓温的历史评价，孝武帝之死的真相以及影响，司马道子、桓玄失败的原因，等等，我都作了程度不一的研究。如果有一天能有机会重返校园，倒是可以择一二作为学术论文写作的题目。

我三十岁之前痴迷文学创作，学习过政治学、传播学，之后在工作中接触了营销学和管理学等，二十多年来，又以研读中国历史为乐。我的知识结构不够深入却较为广杂，这对我的大众历史写作也产生了影响。

我在评价晋朝国家治理各个阶段优劣之时，采用了政治学上统治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的概念。 德国大思想家韦伯、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等人都对此有精彩的论述。特别是李普塞特在其代表著作《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一书中，对于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有效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较为严谨的论证。尽管李普塞特研究的对象为现代特定的民主政体，但是，我经过阅读后发现，以他的理论粗略解释秦汉魏晋南北朝复杂的政权更迭，大致也是可以成立的。

在我从事广告企业的经营实践中，曾总结出品牌主体运营系统五个维度的思维，即从大环境、价值观、方法论、组织和资源的角度，去探究品牌主体创业、运营和变迁的规律。我在《兴亡》一书中，即把五个维度作为分析的工具。可能因为框架本身不够成熟，缺乏定量模型的支撑，完全以此研究历史发展的进程似乎还欠严谨。所以在本书中，我有意淡化了这方面的提法。不过，价值观与方法论之间的一致性，组织保障与资源动员之间的匹配性，仍然是我所思考的重要方向。所谓国家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操作对立的死结，大致就是价值观与方法论之间的尖锐矛盾。

本书中历史文献的运用，有关特定历史人物的事迹，我主要还是引录 《三国志》 《晋史》和《宋书》等正史中的材料。 有些细节的部分，我采用了较多《世说新语》中的描绘，虽然都是些段子式短文，却相当生动地反映了魏晋君主士族鲜活的形象，《晋史》中有大量直接的摘抄。综合性历史事件的叙述，我不少参考了 《资治通鉴》 的内容。上述三者的记载有时也会有不一样之处，我根据自己的推测、判断进行了取舍，有些地方予以了说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于一些历史人物、事件，发表了他的价值论断，我在本书中多处转述，然后以我自己的理解、思考作出评价。

我还在本书中，大量地引用了古今中外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 其中包括历史大家的通史、断代史著作，专家教授的学术论著，以及青年学人的专业论文等。我在书中都一一作出说明，书尾列出了长长的清单以表达谢意。需要说明的是，我在书中引用他人的观点，大部分都是我经过阅读、研究后，予以认同的思想或判断，有些和我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我也读到不少和我的思考相去甚远的论述，在书中我基本没有提及。

感谢复旦大学前辈葛剑雄先生又推荐了我的新书。感谢复旦大学学长马勇先生推荐我的新书，并为我写序。我曾数次拜访葛老师、马老师，向他们请教，在交流中我受益良多。他们在为我解惑的同时，热情地鼓励我坚持历史探索，从不一样的角度，写出既有问题意识又适合大众阅读的作品。

特别怀念我复旦大学的学长刘统教授。 2019 年 3 月，我历时数年，完成一部以五个维度框架剖析中国现代史的书稿。刘统先生得知后，为我撰写了《学以致用》一文作为序言，肯定了这种跨界研究和写作，认为 “它打破了经院研究的僵化和八股考证的文风，给历史研究带来了新鲜空气”。可惜的是，由于某些原因这本书未能如期出版，刘统先生的文章也没能发表。 2022 年 5 月，我完成了《兴亡》一书最终的修改校正，刘统先生当时应已患病，得知后仍立即为我写了推荐语。 12 月下旬，我突然得到他去世的消息，一时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平静。

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社科分社的编辑朋友们。感谢赵运仕先生、刘隆进先生、张洁女士，以及我的责任编辑倪小捷，无论是《兴亡》还是本书，他们都提出了中肯的组稿、审读意见，有助于我提升书稿的专业度、可读性。感谢我新闻界的同学、朋友，感谢公司工作的伙伴。感谢我的家人。在我历史写作的过程中，他们都给予了我各种形式的帮助和支持。

感谢最可爱的读者朋友们。《兴亡》出版后，已经加印数次，得到了不少读者的认可。朋友们在鼓励我的同时，也发表了评论和建议，对于书中存在的个别谬误，他们通过电邮（ [email protected] ），分别向我指出，在此再度深表感激。本书出版后，欢迎大家继续批评指正。有你们的激励，我将更加努力地学习、工作和笔耕。谢谢了。

作者

2024 年 4 月 12 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