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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读书20本，有未知宇宙，有千年世界，有纤毫乡村，有细腻内心。
本文万余字，欢迎大家点赞、留言、分享、打赏。
「
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
」
一个叫做科隆的男人驾着船，开启了这一切。
啊，极寒之地的狼已经死去。雄鹰轻松飞过白令海峡，却会在太平洋掉下。古老的绅士望着五百年来的历史，毁于一旦。怯弱的鸡一言不发，全身已被点燃。弱智的披萨终于明白，这一次，要为一千四百年的争端画下句号。
铁蹄会从哪里响起？是人畜无害的小孩还是动辄上树的灵长类？
复仇的绿巨人即将把怒火燃向全世界。那条狭窄的道路，是贵霜和大汉最后的联系。
没有了成吉思汗的鞭子，十字军将迎来最后的决战。人类历史终于回到它最初的样子。
那个叫做巴比伦的城市，还有人记得吗？漫长的死寂已经结束。终于，一切终要落下帷幕。一切从那里开始，一切会从那里结束。
我将在美丽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架起火锅，打开拉菲，吃着火鸡。
然后赞美亚历山大，赞美君士坦丁，赞美贵霜，赞美萨珊，赞美帖木儿。赞美这片土地的一切。
放在当年可以算是全新、颠覆的观点，如今看来已经略微有些过时了，当然这个过时是站在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说的，相比于以往的世界史来说，还是推荐一读。
顺便推荐两本书，一是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是温铁军《八次危机》。前者是本书的观点延伸，将本书的叙述尺度进一步扩大到全球几千年范畴，视野更宽阔，但史料的使用也更缺乏一些辩证；后者则与本书研究范式一脉相承，但研究对象则是新中国自建立起到08年的经济史，从资本的角度来理解新中国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比本书更加细致。
通过对这两本书的阅读，再来对比本书，则会发现，作者试图抛开意识形态，完全从资本角度构建一个世界发展的模型，这样的模型如今已觉不新鲜，并且作者的史料堆积似乎大于分析，但作为开创之功，值得一读。
作者是电影人，又是中国建筑学会的会员，二重身份的重合让作者可以同时对重合领域发表一些比较专业的看法。事实上作者的专业水平是过硬的，《末代皇帝》《火烧阿房宫》《三国演义》等影视作品的美术都出自作者之手。
当然，也许因为作者非历史向科班出身，因此行文谨慎，并且会较多引用他人的文献，多是资料列举而非分析鲜少有属于自己的看法。这也不能过多苛责，至少作者在行文中没有文人一味追求所谓精神的酸气，很踏实，这样的文字我是喜欢的。
辛德勇老师功力巅峰之作。年号之于后人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但是对于汉代人来说，它是新奇玩意儿，这是其一。其二是当我们看到年号更迭时，是很难意识到改元背后的朝政转变、世事变迁，而这些则需要我们通过对史料的挖掘才能略知一二。
事实上，在新旧年号交替时，两种纪年混用的情况非常普遍，后世史书的纪年与改元年号的完全对应，只是后人加工过的情况。这一点不难理解，但是从这种混乱中寻找规律，就是需要功力的了。
不过这里并不打算复述辛德勇的结论，只是在阅读之余，感慨一下辛德勇对史料的熟悉运用，无论是文献、文物还是金石和简书，都成了他的工具，这样的考据功夫及范式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如果说先秦儒学是发源，两汉经学是整合儒家内部分歧，那么唐代儒学就是在面对佛教和道教时的一次试图融合，这种融合从安史之乱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到宋元儒学则正式形成。唐代是三教鼎立，事实上儒学并不占据高峰，韩愈和柳宗元做过努力，但是没能成功。
自宋以来，儒家越来越复杂，流派繁多，更重要的是，官方主动行为锐减。与两汉魏晋相比，官方已无意介入构建儒家意识形态的工作了，这才有了两宋时期门派层出不穷却谁也占据不了主流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从宋元儒学开始，儒生们自己也无意将儒学的构建放在实存性和制度性上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和官方密切合作，寄希望于在不断构建天下、解释天下上做文章。他们开始「
反求诸己
」，开始探寻自身与宇宙之间的关系。
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有大量诘屈聱牙的名词术语诞生，让我们来看一组名单。
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吕祖谦、陆九渊、叶适……
记性有限，不能全部记住。但相比于先秦时的起步、两汉时的开创、唐代的复兴，到了宋代，儒学已经形成了各门各派，什么高平之学、安定之学、泰山之学、庐陵之学、百源之学等……
但是，但是以上这些，都不重要。
这些支派即将在又一个大一统王朝的覆盖下，或者消亡，或者合流，最终变成分庭抗礼六百年的两大类别。
理学和心学。
这一切其实在宋代就开始了，而它在明代达到了高峰。尽管如此，却仍旧要记住，这已经不再是两汉时期了，官方只是被动接受儒学的新成果，而当儒学没有一个统一新成果之前，官方自己也不会主动参与。
这带来的是观察视角的多样化。先秦儒学我们只需要观察在野，两汉儒学我们观察庙堂的主动构建，魏晋南北朝和唐代的儒学是让我们感慨其衰败，宋代儒学我们注意到的是它自身的「
野蛮生长
」，那么明清儒学就需要我们一会儿看看在野，一会儿看看官方。
明初，洪武皇帝朱元璋做了几件事。停科举发生在洪武六年，尊孔发生在洪武六年，开学校发生在洪武八年，胡惟庸案发生在洪武十三年，定教科书发生在洪武十四年，而于洪武十七年，朱元璋重开科举。
可以说这是民间儒学努力谋求官方意识形态认可的过程。
很多人以为，王阳明出现之后，陆王心学立刻得到主流的认可，并逐渐取代了「
毫无用处
」的程朱理学。这是对跨越了两个时代的粗暴判断，实际上陆王心学为了取得合法地位，和程朱理学之间的斗争延宕到了清中叶，近二百年，这才以双方的和解告终。
第一次陆王心学试图和解来自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王阳明选取了三十五条朱熹的话，企图弥合双方的分歧以求得到程朱理学的认可，然而没有想到此举反而引来程朱理学的大力反攻，原来王阳明选取的这三十五条并非完全来自朱熹晚年，他只是迫切想得到认同而不惜对朱熹学说心学化。不得不说这是一招臭棋，直接带来了对方的强烈反弹。
第一次双方大规模的对峙则体现在明中期非常著名的一件事上，那便是嘉靖初年的大礼议。这场庭议一方面是皇权与文官集团之间的斗争，另一方面则是陆王心学为谋求话语权而引起的对抗。当以杨廷和为首的程朱理学代表人物坚持道统观时，支持张璁的人大都是王阳明的弟子，他们认为应当以嘉靖本人的孝心为准。就此两派开启了持久的拉锯战。
与此同时，社会上还流传着佛教、道教、天主教等思想，当心学主动加入了禅学后，理学便更有靶子可打了。双方不断在「道统」上做文章。这其中理学方依次以魏裔介、张伯行、陆陇其、熊赐履、吕留良等人为代表，而心学方则陆续派出了黄宗羲、陈确、李颙、孙奇逢与屈大均。
然后明亡了。明亡本是大一统王朝前后期的一次内部更迭，但因为牵涉到夷夏之防，它被迫变成了不一样的情况。很多明遗民将明亡归结为阳明学的泛滥，从而引发了清初期文和质的大辩论。
清代儒学先经历了理学的复兴，中间有着顾炎武、颜元、黄宗羲等人的拉锯战，随后乾嘉汉学兴起，儒生们将目光放在了寻章摘句、训诂考证上面。造成这一行为的原因很多人都说过，但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康熙有意改变了经筵日讲的方式，由他人给康熙讲课变成康熙主动讲课，这一行为延续到乾隆朝时，帝王同时获得了道统与法统，自然不再需要和儒学的新发展进行妥协了。
别急，看起来儒学的费拉化已经完成了，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件事，近代以来的儒学，涌现出了更费拉的一批「大师」。
动辄聊清代如何，很容易陷入民族、文化、文明等议题的意气之争，因此还是要回归小问题。什么是小问题？基层社会就是小问题之一。
清代基层社会比以往更加复杂，一来是人口高速增长，二来是社会流动增强，三来是满汉矛盾突出，种种问题使得清廷必须构建起比前代更加严密、健全的基层体系，这样的基础体系包括主体行政系统、辅佐行政系统、基层军事系统和民间协助系统，后二者分别表现为绿营驻防体系、保甲、乡约和会馆、行会，都有专著论述。
对于前二者，看似很简单，其实很多细节并未被人所注意。
首先，县级政府是中国古代的基层政府这一论断其实是不准确的。秦汉时期县下有啬夫，属于正式官员，主管一乡的税收和词讼，乡下还有里正，这时郡县制度是依靠乡政来实现管理基层的作用的。这一点从唐中期两税法的诞生得到改变，由于唐中期大量人口脱离土地，租庸调制开始瓦解，因此乡役制（乡间富户轮流承担催征赋役、维护秩序）开始推行，这时县级政府才真正成为帝国的基层政府。
自宋以后，帝国会直接委任官员到地方知县务，这就是知县。知县成为中央和地方接触的交界点，职能极多，比如司法、征税、户籍、治安、邮噫、教化、祭祀和救灾等多个方面，并不是现在很多人直观感受到的只有断案一个方面。
那么知县一般由谁担任呢？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里贡献了一个统计，通过那个统计我们看到，整个清代，知县中汉人的数量占百分之八九十。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来知县要直接和百姓打交道，处理地方的各项事务，由汉人担任，会让行政阻力不会过多受到民族矛盾的制约；二来旗人在选官方面有特权，大多身居高位，因此他们对知州、知县等官职，大都不屑担任。
但因为知县大都是科举出身，缺乏具体的行政经验，再加上任期短、异地为官，对地方政务很难迅速搞清楚，因此很需要一些精通刑案和事务的幕僚，幕僚大都是没考上的读书人，这就是常常被提及的师爷。除此之外还有专门的书籍供知县阅读，比如《钦定训饬州县规条》、《福惠全书》等，都是在讲述一些治理基层的经验心得。
当然，幕僚并不隶属于政府，只属于知县的私人，同理还有知县的长随，虽然地位低下，但因为和知县日常接触，因此实际上也有不少权力。
而国家工作人员里的县署人员，反而没那么大的权力，比如书吏、差役等。
书吏任期一般是五年，届满不得留任，可考职进入官场，但这种机会很渺茫，即便考上终身也比不上科举考上的，因此绝大多数人五年后会选择改名换姓留任，这是一个神奇的情况。
差役则大都属于贱民，子孙被严禁参加科举考试，社会地位低下，不过在三年届满后，也同样会有人改名换姓留任，因为贱民社会地位低下，因此在衙门办事的话，反而是一种护身符，这又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钱。
中国古代的地方政府是没有独立财政的，但为了维持地方运行，税银一部分会通过起运交由中央户部管理（事实上一部存放在各省藩台臬司中），另一部分则留在地方，叫做存留。通过对乾隆《大清会典则例》里各省税银起运、存留情况进行统计，会发现存留的比例基本上只在20%，这也就意味着地方的财政很难有大量结余，而这部分钱又大量适用于驿站开支、官员和差役的俸工银、衙门行政开支和慈善事业，因此基本是收支相抵。
在这种机制下，知县会做什么，不用想都知道，而最后直接与知县接触的，自然是当地百姓了。于是我们看到，到了乾隆时期，各地告御状的情况便屡见不鲜，乾隆三十年江西新昌县、乾隆三十三年甘肃成县、乾隆五十七年湖北蕲州……
而除了知县外，对基层有影响的还有以宗族为代表的血缘组织和以乡绅为主导的地缘组织，事实上在清代由于此二人较前朝更显示出普遍化、规模化的特点，因此作用极大，甚至朝廷有时会默认乃至于赋予二者一些处置权力，这时县级政府则只能让位于治安教化、社会救助的作用了。
要理解中国文化，需要回到乡村世界里去，而乡村世界究竟是一幅什么样的情状呢？费孝通曾经在《基层行政的僵化》里做过一个断言，上世纪《半个世纪的农村制度变迁》的作者温铁军在费孝通的基础上在提了五个字：皇权不下县。
事实上，「
皇权不下县
」这一论断的本质，来自传统社会的非国家化和近代化带来的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介入。其实何止费孝通和温铁军，包括马克斯·韦伯和吉尔伯托·罗兹曼也都持有这一观点。
这似乎已经成为定论。而胡恒老师在经过大量研究后，给出了不一样的说法：在清代，不仅县级政区受到皇权的制约不小，便连乡村也直接或间接地在皇权的规束下生长着。任何一个县级政区都毫无疑问由更小村落和基层组织组合而成的，尽管基层社会的大量复杂组织形态有治安、税收等多种多样的方式，但在制度性安排之外，仍旧会有非制度性安排的实际运行在乡村和县城游动。
但胡恒全书其实都是在为这一观点进行解构甚至否认。他寻找了好几个案例，又将目光放在不同的机构上，通过对史料的运用，挖掘出县丞移驻乡村的例子，并将之与清中期人口锐增挂钩。于是我们看到，自雍正中期开始，原本在县城的佐贰官们纷纷入驻乡村，并分管一定区域，有效缓解了人口压力带来的管理成本，在地方上逐渐形成了乡绅宗族以外的政治认同，这才是国家权力对基层的直接渗透开始，而不是要等到晚清新政、民国乃至新中国才出现。
胡恒老师显然不满足于止步分析清代乡村。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他提出了当代县下辖市的构想，将目光放在了小城镇中，通过清代的经验和台湾已有的一些案例，试图勾画出一个今日改革的蓝图，当然由于篇幅原因，他并未多谈，只不过从字里行间里，能感受到他对这一课题的跃跃欲试以及想施展一番的抱负。
你知道《杜隐园日记》吗？你听过张棡吗？
这本日记没有出版过，它是浙江瑞安的乡绅张棡自1888年到1940年这五十二年间撰写的日记，由于张棡作为地主阶级，一方面可以和上接触，也可以对下接触，另一方面在他这一生中很少离开瑞安，因此他可以作为地主阶级在民国的一个典型代表。
什么叫典型代表？过去我们研究读书人的反应，更多集中于那些全国闻名的人物，但全国闻名的人物不见得就能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想法，而地方士绅或基层乡村读书人在想什么，我们又往往拿不到具体的史料，因此张棡这本日记就极为重要了。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关乎他作为士绅的地方文化权力秩序的载体孔庙和关帝庙，他在1927年03月27日里对浙江省要将孔庙和关帝庙废除，并改建为中山纪念祠的行为大为愤慨，直呼「
三纲废、五常灭、四维弛、六贼张
」，痛斥蔡元培为妖孽。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张棡在面对妇女解放时的态度，他不停在日记里写下「
礼教昌明，人欲不致横流，人禽显分界限
」的类似话语，可以想见他对过往根深蒂固的文化的认同与迷恋。
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孙中山自然不会产生好感，1929年02月25日，他的后辈举办新式婚礼，堂上悬挂的是孙中山像，新人念诵的是《孙文遗嘱》，他气得当场离开，并在日记里写下「
野蛮而非文明，有识者对之齿冷
」的话。
但作为当地的士绅，他不可避免要与国共两党的党员进行接触，这种接触在他的日记里留下了大量的记载。尽管他始终不认同三民主义（更何况是共产主义），但他却仍寄希望于国民党可以收复失地，无论是蒙藏还是东三省，都是他在日记里始终关心的部分。因此尽管他对国民党不满，他的几个儿子都不得不进入国民政府工作，他在日记里是这么安慰自己的：「
当此泯棼时代，我辈书生无权无力，只好守己安命，顺时听天，若一毫非分营求，便违圣人进礼退义之训。
」这一天还是在1929年11月24日。
到了三十年代，张棡最终还是看清了国民党。瑞安虫灾泛滥，国民党借机设立昆虫局，名义上是救灾，实际上是不断巧立名目捞钱，一会以基层人员薪水需要为由，一会以昆虫局经费需求为由，好几年下来，虫灾没有得到缓解，「
害民有余
」，而赋税还连年增加。张棡为此甚至写了一篇六百字的《虫荒叹》，以表达自己的愤怒。最后他终于彻底失望，称呼国民党为「
人虫
」。
我们过去往往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关键是贫苦农民不支持他们，而他们的基本盘是地主阶级。而从张棡的案例来看，地主阶级也未必就支持他们，即便是张棡这样一个封建遗老，一味抱着程朱理学的遗老，也会对国民党很难有好感，因为文化是虚的，而经济利益和生活情况是实实在在的，仗打个不停，钱不断变少，要想让地主阶级一直支持国民党，这其实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如果连地主阶级都不能认同国民党，那国民党的失败其实早就是必然的了。
《地方的近代史：州县士庶的思想与生活》是一本论文合集，从各个不同角度剖析了国家权力是如何从晚清到民国渗透进地方的。地是疆土，方是方伯，在「
社会
」一词尚未广泛传播时，地方就是基层的意思。但过去的视角往往集中于自上而下渗透，又或者民众与公权力的碰撞，本书则着眼于士庶的思想与生活，囊括了社会史、制度史和思想史。其中我最看重的是冯筱才的这篇《国民党党治初期瑞安乡绅张棡的政治观感》，以上是一些有趣的摘要。
一百页的小册子，很薄，应该是一篇论文。
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全世界都不得不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构建，但不同的构建方式会使得它呈现出一些细微的不同。当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范式都是「
坚持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及自尊的现代的、开放的、理性的
」意识形态时，比较差异就成了一个有趣的课题。
最早的差异来自孙中山和梁启超之间的表述。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起先是种族革命，随后是民族自决，一开始会承认不平等条约，后来废除不平等条约，从五族共和到各民族一律平等，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孙中山最终成型的民族主义理论中，他正式提出了反帝国主义的内容。这一构建对国共两党的民族主义构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国民党更是将其作为抗战时期的理论来源。
而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则更多地具有国际视野。他第一个提出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构建民族国家，其次他提出了要超越狭隘民族主义，要为争取民族平等的世界新秩序而奋争的概念，这是一种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范式。
很明显，共产党的民族主义部分和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是吻合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本就包含了国际主义。当然，共产党仍旧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石。
事实上，这两种民族主义都和中华传统息息相关，抗战时期为了构建统一的民族战线，传统是必然会被重新构建的，只是一个强调的是批判性继承，一个强调的是忠孝节义，自然有着差别。
这样的差别表现在实际行动中，就是动员的不同。国民党有意识地忽略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作为社会引导者的知识分子，因为如果对这一群体进行民族主义构建，那么他们的政治诉求势必会与自身产生矛盾，这是不可以也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陈云同志是我极为佩服的人，一位低调、稳重又有能力的领导人，偶尔看看陈云做过的事情便心向往之。朱佳木老师是陈云的秘书，近些年他最大的理论贡献便是两个互不否定。
什么是两个互不否定？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两个不能否定，其实彰显着延续性，这句话告诉我们：要理解改革开放，一定要理解建国；而只有理解了改革开放，才能理解今天。
朱佳木的这本书其实就是在详细阐述这种互不否定，在各种不同的思潮中站稳立场并寻求共识，也许外行看起来都是空话官话，其实个中玄奥十分新颖，其中尤以第三讲与第四讲为重要。朱佳木的理论构建配合温铁军去意识形态化的十次危机理论，其实是可以打出一张好牌的，而打牌的人也很重要。朱佳木作为陈云曾经的秘书，他来打这张牌，其实再好不过。
太阳照常升起，大象席地而坐。
一本非常有趣的书，有趣之处不在文字，而在你自己。如果你是一个对中国政治有过思考和诉求的人，那么在成长过程中一定会对各种各样的政治思潮作出回应。
这本书四百多页，乍看很厚，仔细读一遍却很快，为什么？因为太熟悉了。实不相瞒，在阅读中我做了一个简单统计，在我漫长的学生生涯中，我曾经被其中八种思潮吸引过（它总共列举了14种），而对于剩下的几种也在这些年中不断地咀嚼、继承和批判过。
所以很有趣，一边阅读这些曾经在脑海中想过很多次的文字，一边批判过去的自己，本想着试图代入，却发现早就跳出了这些范式。
是的，跳出范式。只有跳出范式，才能从一个更高的框架来思考这些思潮。
——因为这些思潮不重要，谁都可以提出理论框架，可不是谁都能做出调查报告，抛开历史和现实谈论思潮，连纸上谈兵都算不上。读到最后，已无意对书中提及的那些学者表态，只能说，我不感兴趣。
因为他们的理论无法形成共识，一个不能形成共识的理论，意义在哪里呢？意义就只能在一部分人脑子里挥之不去了。
在朋友学校的图书馆里阅读了这本书，它让我回忆起我漫长的学生生涯，但我不怀念。跳出来吧，否则你不重要。
封面上的文在寅笑得很亲切，眼神也很和善，一看就是一位儒雅的老人，今年六十多的他，是韩国第19届总统。
自传写得很诚恳、很细致，从卢武铉之死开始，然后用倒叙的手法写自己的过去。我们可以通过对一个人的过去感知到时代的变迁，但有一件事是无法改变的，那就是一个人的性格。
有趣的是，书中附送的文在寅年轻时的照片，尽管长相没有变化，但面相是有大变化的，年轻时的文在寅面露凶相，双目如鹰，不苟言笑，紧紧地盯着你，不给你喘息的机会，那时他积极参加各种运动，被捕过，也参军过，最后遇到了卢武铉。
读这本自传时不停在想，韩国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事实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朝鲜是比韩国和中国都过得好的，那是因为朝鲜彻底依赖了苏联的援助，半岛的基本情况是一样的，所以很明显，韩国受美国的影响极大。
这是韩国的基本问题。最近的文在寅很了不起，他想靠一己之力来和这一切作斗争，但结果很明显，只是时间问题，而这个时间问题不是文在寅所能决定的，而是由中美决定的。
这本书叫《命运：文在寅自传》，事实上无论是这个人，还是这个国家，都只是命运的夹缝。
听说汪丁丁老师时常在朋友圈刷屏，写一些感悟，发一些高大上饭店的照片，在本书的自序中，他就说了这书是他陆陆续续发在朋友圈的合集，果不其然。
汪老师也许是很久没有进行实证研究了，在这本《思想史基本问题》里，他谈了海德格尔，谈了荣格，谈了哈耶克，谈了怀特海，谈了梁漱溟……然后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其实这个模型很多人都提过，只是汪老师让它变得更通俗一点。
这本书其实可能是反学术的，它一反学术研究的范式，不停地强调语言和表达之间的不同，最后归结为自我和个体，当然如果您熟知汪丁丁老师，您必然清楚他最后会回到哈耶克身上。那么应不应该哈耶克化呢？本书最后一句话是，请你也静静地问自己上列的五个问题吧。那我想说，请读者也静静地问自己这个问题吧。
小说不如电影。这次北影节上有幸看了在大银幕上看了一遍《2001》，回到家后做了两件事，一是把原著小说拿出来读了一遍，二是把其他人拍摄的第二部电影《2010》拿出来看了一遍。
事实证明，小说大概就是第二部电影的那个水平。尽管电影把小说的内容全部包括了，但电影的哲学表达显然是更胜一筹。
为什么是黑石？为什么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为什么是《蓝色的多瑙河》？
从人猿到人类，我们究竟改变了多少？我们的改变对黑石来说，究竟有什么不同？
答案是没有。
这是文字无法带给你的体验，只有在影像和音乐中徜徉，你才会生发出真正的恐惧，对这个宇宙未知的恐惧。
在有些命题面前，一切都是渺小的。
天啊，到处都是星星。
因为一个关于桃花源的问题，我把《我的团长我的团》的结局又拿出来读了一遍。有朋友提到了，然后我问了很多朋友各自的桃花源是什么。
于是我想到了《我的团长我的团》，张立宪那家伙是有桃花源的，所以他在小醉姑娘面前壮怀激烈，入骨缠绵，张立宪要养她，要娶她，什么都不要，只要她好。张立宪要带她回他们的四川家乡，张立宪是她的哥哥她的弟弟，她的丈夫她的情人，张立宪只是要把他未知的全部将来在十分钟内全部许诺掉。
而孟烦了这死瘸子呢？这事他自己办不到，于是烦啦烦啦呻吟着，他真年轻，他真年轻。
如何向只见过白天的人描述黑夜？
如果小醉见过黑夜，那其实一切就不一样了。
战争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战争是一件能让你觉得其它很多事都不重要的事情。尽管我们都没有上过战场，但我们能清楚感受到这件事的残酷和极致。
因为我们能感受到生命。纵然我们平日里再怎么轻飘飘地诉说着生命死亡的数目字，当我们真正面临死亡时，我们都会觉得，过去的一切想要关心的东西，压根都不重要。我曾经面临过一次死亡，「复活」后我放弃了很多执念，「
这不重要
」成为了我的口头禅。
在没有死亡的威胁时，人会有很多的欲望，会沉迷，会兴致勃勃，也会茫然失措，会为了爱情悲伤甜蜜，也会为了友情欣喜激动。但是当死亡变成倒计时时，这一切都不存在了。要活着，这也是一种奢望。
那些战死的人，他们才最应该活着。
语言只是人类来陈述感情的最苍白的表现形式。战争则是解构一切的最彻底的办法。所以保宁哪里是在写战争，他写的是他所知的一切。
《战争哀歌》做到了这一点，只是我更希望它叫《战争歌》，哪有什么哀不哀啊，死都死了谁还管这个？
「
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一次机会完全相信另一个人，我把机会给你。
」
五年前读过这部小说，当时沉迷于顾慎为的复仇与争霸，如今重新拾起，只是想再看看上官如。
《死人经》死的不只是肉体，还有内心。这是一部不断杀死自己的情书，这不只是爱情，这里包括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情感。所以你会看到，在这本书里，几乎每个角色都很会算计人心，算计的背后，是指导顾慎为一生的那句话：解决问题和找出真相是两件事。
这种思维蔓延到了全书中几乎每一个人，从一开始登场的上官伐等反派，到后来露出真面目的上官云，还有被顾慎为信任或轻视结果却反戈一击的上官飞、荷女等，每个人都在履行着他们该履行的事情。包括顾慎为。
好在顾慎为身边还有上官如。
「
上官如又一次笑了，不论容貌如何变化，眼前的他还是他，还是那么多疑，却偏偏相信她。
」
也许是对暗恋的情绪无法共鸣吧，刚翻了几页就读不下去了。不像《最好的我们》和《你好，旧时光》里的耿耿和余周周，我更乐意看耿耿和余周周面对世界和自己的小心思，那个更重要，这一本的文笔和情绪不够细腻。
每个人的性格和心结最初都来自童年，仿佛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于是性格累积多层化，于是心结结成了一棵树。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属于自己的「
玫瑰花蕾
」。
写青春，写悸动，是很容易的，只要在友情上加一些暧昧的气味就可以了，但是写最初的成长，却难上加难：又有几个人记得自己孩提时光发生的那一切呢？又有几个人知道面前这个不到十岁的小孩子脑袋瓜里在想什么呢？我们回忆起童年时光时，总是碎片化的，记不真切，但我们无比清楚，我们身上一切的答案都可以追溯到那时。
《你好，旧时光》花了大量的篇幅写了小学，相当于从一个孩子出生写起，写了女主余周周在小学生涯中如何逐渐养成了自己的性格和心结，这些心态和情绪促使余周周成为余周周，各种各样的小事情让余周周成为余周周。
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很多原著读者不喜欢剧版，剧版纵然挺可以，但是却流于俗套，变成了高中生涯的暧昧情愫，这样的故事我们见过太多，它不难得，小学部分的故事尽管难以改编，但它难得。
是的，我愿意用这个词来形容这段描写。余周周这样的人，从小就社会化了，好在她在被规训的同时给自己开了一个口子。
没有几个人能清楚记得自己的童年是如何影响自己的性格的。这本书让我回忆起了很多事，尤其是我的小学和初中，让我想起来我为什么是我。
芝麻绿豆大的一点儿小心思，会荡涤开来，最后变成让余周周成为余周周的「
玫瑰花蕾
」。
物华依旧山河异。是谁家、庄严卧榻，尽伊鼾睡。
不信千年神明胄，一个更无男子。问春水、干卿何事？
我自伤心人不见，访明夷别有英雄泪。鸡声乱，剑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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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你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