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也没关系》剧照
长期的熬夜工作、睡眠不足,不到半个月,我的头发开始大把脱落,每天我梳完头,都能从地板捡起一把头发。那时我15岁,很害怕变成秃子。
早在14岁,我就开始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初一暑假,我从一个广东小山区,跑到顺德的一个制衣业发达的小镇,想找一份暑假工。
那是2008年,正值金融危机,很多小厂都倒闭了,十天过去了我还没找到工作。当时户籍制度还没放开,城市管理条例依然严格,走在街上随时有被警察查暂住证的可能,而我没有暂住证。
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同样在找工作的女孩。她告诉我,她刚辞职的那个制衣厂在招暑假工,我便请她带我去。
工厂有点远。我的工作是在制衣厂里剪线头,按件计工资。在我去之前,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奶奶在做,她很友善,给我了一些指导。但是我有些不安,总觉得抢了她的工作。
中午回去吃饭,但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回去的路。这是我是第一次走出家门,不会看红绿灯,不认识那些纵横交错的路,也不会坐公交车。
我像木头一样站在路边,不敢问路,也不敢在同一个位置站太久,怕有心人发现我迷路,会对我不利。我等啊等,终于鼓足勇气向一群高中生模样的女生问路,但万万没想到,这些女生冷漠地把脸转开了。
我花了一个中午的时间才从厂里摸回我住的地方,我害怕这段我不熟悉的路,因此没有再去。
不久后,家里花生该拔了,我就回家了。第一份工作结束了。
第二份工作是在初二的暑假。我姐夫的姐姐和丈夫在毗邻广西的一个镇上开了个宵夜档,他们缺帮手,于是叫我过去。
那是一份日夜颠倒且完全没有私人时间的工作。
我住在老板家,包吃包住。这使我的工作既包括饭店的工作,又包括家政。只要醒着,就在上班。
只有老板看没有生意了,才会决定收工,一般是到早上三点到五点。五六点收拾妥当才能睡觉,中午11点到12点起床。
饭店只有老板和老板娘两个人,老板掌厨,老板娘负责管煲仔粥、蒸味、卤味和煎炸,还要带刚出生的女儿,所以一应打杂、下手皆是我的工作。
每天中午一起来,我就开始洗所有的碗筷、盘子、煲、桶、罐、茶杯、茶壶……手要在油腻腻的巨型洗碗盆里浸泡一两个小时。
洗完后,开始择菜、削皮,去梗和黄叶,每一种都有几篮,还要剥蒜头、削姜,每天的分量都是家里半年的分量。然后,我开始往十来个茶壶里放茶叶,在十来个纸巾筒里装好餐巾纸;然后剁菜馅儿,包十几笼饺子,做十几板芋丝糕……
到了晚上8点,十来张桌子,几十张椅子,我需要把它们搬出去,摆正。全部摆开就开市了。之后就是无休无止地奔跑,点菜、送碗、送杯、送酒、送菜……腿上的肉都被裤子磨破了。
到凌晨四五点收工时,我已经累得不愿开口说话。但当我回到自己的小房间时,我又舍不得睡觉。总是会挣扎着看一会旧杂志或是写写日记。很多时候,我写着写着就意识模糊了,字歪了,句子写成了别的意思,因为实在太困了。
我的小房间在二楼面街的地方,木板窗户。早上六七点,街上就会喧闹起来,我仅有的几个小时睡眠,不时会被打断。长期的熬夜工作、睡眠不足,不到半个月,我的头发开始大把脱落,每天我梳完头,都能从地板捡起一把头发。那时我15岁,很害怕变成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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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辛苦,还会不时遭受来自客人的为难和调戏。
有一次点菜,客人见我拿本子记菜单,他火了,“你这是在给犯人录口供!叫你老板来,你今晚就等着哭吧!”
曾有一次,几个肥头大耳的男人,几杯酒下肚后,就拉着我的手问多少钱一晚,嘴巴吐着污浊的酒气。我吓得要命,老板和老板娘赶紧来解围。
其实老板自己,才是个真正的色狼。有一次趁着老板娘不在,他给我看手机,上面正放着一个视频,一群社会青年强暴一个女学生。他看着我哈哈大笑,我才知道他是故意的。有一次他甚至一手拍在我的屁股上,我气得当场就要走人。
从此我再不敢单独跟老板相处,他似乎也忌惮我向老板娘告状,收敛了很多。
工作的劳累和委屈,加重了我的思家之苦。我极度思念我的家人,我的故乡,我的狗,还有曾经恨得牙根痒痒的泼妇邻居。每天睡醒,在眼皮都没来得及睁开的时候,那种让人窒息的痛苦就汹涌而至,它使我的每一个呼吸都在痛。
这个地方离家太远,我不能说走就走。更主要的是,老板是我姐夫的姐夫,我们不是简单的雇佣关系。我把日历上的日子数了一遍又一遍,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划掉刚过去的一天,这意味着我离归期又近了一步。
这份工作我做了1个月零19天,总共650块。我没日没夜的劳动,价值13块一天。
我把这些痛苦都写在了日记里,如今过去那么多年了,我一次也没有看过。我不敢看。
第三份工作是在初三的暑假。我去了广东增城,进了我姐姐工作的一家私人制衣厂,规模不大,只有一两百人。我的工作是用电动缝纫机缝一条线,封住裤袋底端,略有难度的是缝到末端需要回两三针,不太好把握。
工友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2岁,是个小学没毕业就辍学的女孩子,干起活来有一股蛮劲儿。还有好几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女孩,都是辍学出来的。
这个暑假本该愉快而轻松的,直到发生了一件事。
当时,我和姐姐住在宿舍楼,住的是大房间,叫夫妻房。里面真正的夫妻只有一对,是江西的,因他们做的工作是轧三线,于是大家就叫他们“三线”。房子非常大,放了6个双层的铁架床,东一个西一个,各自用床帘围住,相当于一个私人空间。
三线夫妇三十七八岁的样子,人挺和善。我经常下班了还回留在车间摆弄电车,那三针的回车,我总是做不好。男三线常来跟我说话,不时指导一下。
有一天晚上,我熬夜跟朋友发短信聊天,到夜里两点时,我仰头瞥了一眼床头后方,没想到那里竟站着一个男人,还裸着身体。我心里大吃一惊,假装没看见,低头继续看手机。过了一会儿,等我确认他离开后,就赶紧抱着枕头跑到我姐的床上去睡。
我不知道睡了多久,也是下意识地睁开眼,竟然看见一个男人蹲在地上,用手掀着床帘在看我。我被吓坏了,第一反应就是放声大哭。
我的哭声惊醒了姐姐,还有我们房里的其他人。
第二天的中午,其他人还没上班,我在车间,男三线过来,很严肃地问我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我三十多岁了,要不是命不好,也是考上了高中的人。你怎么能诬赖我,我不是那种人……”他说了许多话,我听得脑子嗡嗡的。
我不由自主地想要逃避这样的责问,明明受了委屈和惊吓却反被恶人先告状。那时我16岁,依然是一个没有经验应对外人的山里女孩。
男三线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连责问都算不得凶。但女三线是那种泼辣的女强人。她来了,接着男三线的话开始骂:你他妈的臭不要脸的,你说我老公偷窥你,你怎么不去死……
我捂着嗡嗡作响的脑袋,哭得差点昏厥,那么不堪入耳的话,没有一句是我能说出口的。
这时候该来上班的人也来了,她骂得人人都听见了,但没人来劝架。最后主管被惊动,他赶来把这场骂战压了下去。
我以为到此可以结束了,然而不是,中午回到宿舍,这场战争才真正爆发。
那个无法描述的中午。我年少没有经验,我姐是个善良温和的人,连吵架都不会。三线夫妻骂来骂去其实已经没有目的性了,只是在骂。内容的核心是我诬赖男三线,败坏他的名声。
我被骂得嚎啕大哭,不停地喊,“大哥大姐,求你们别骂了,我承认是我错了,是我看错说错了,我愿意跪下认错……”他们不愿意,还在骂。我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哭。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午,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这么多年来我一次也不敢想起。
当天,我就搬去了别的宿舍。
我不知道接下来全厂的人会怎么看我,会不会只要我一出现,便是闲言碎语。毕竟,在三线夫妇的口中,我才是那个污秽不堪的人。
我本以为这件事会让厂里的人对我敬而远之,然而没想到的是,以前不打交道的工友,这时反倒来找我玩了。到我暑假结束的时候,一整个车间的人,全变成了聊得来的朋友。
这份工作我不记得具体做了多少天,最后工资是760元。我回去上学了,而我的未成年工友们仍在那里工作。
第四份工作是高一的暑假,2011年,我17岁。
我去了广东中山。去得晚了,跑了很多厂,都不再要暑假工。我便想着铤而走险,混到普工里去应聘。
工厂招工,是有一个月的试用期的。劳动法规定劳工在试用期间辞职,只需要提前3天提出辞职申请就可,工厂不得扣住工人。我便想利用试用期,先做20多天,然后提出辞职,既不浪费暑假,也不耽误回学校。
但这只是劳动法的规定,对有的工厂来说,许多法规都是摆设。我只是在碰运气。
我去了一家做手机的工厂,和一批成年人一块通过了面试。我被分到辅材部,做的事情多而杂,比如使用锥子一样的工具,把覆盖在裁了形状的强力双面胶上的皮刮掉,又或者给成本8元却售价388元的耳机包装。
工厂离我住的地方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每天早上,闹钟响的时候,我都困得起不来。但是如果一天不上班,当天的工资就会被扣完,还要罚款。所以,我还是会挣扎着走到卫生间,用冷水把自己泼醒,再半跑着赶去上班。
中午,工厂门口摆满了小吃摊,分量非常足,两块钱就可以买到满满一盒炒河粉,还可以加各种蔬菜、酱料。我和工友们算着一天挣的工资,吃着这样的午饭,感到非常满足。只有当大卡车呼啸而过,扬起漫天灰尘的时候,才会想到已经不知吃下了多少灰尘。
晚上,结束一天的工作,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在昏黄的路灯下时,长长的道路空无一人,我就会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远离这种生活。
很快到了8月中旬,我开始慌了,因为该回去上学了。而我根本不知道能不能顺利辞职,尤其是听工友说过,这间厂根本辞不了职,无论是新员工还是老员工。
如果不能顺利辞职,那这个月的工资就没法拿到。一个月辛苦挣来的钱,每一分都能拧出汗水,没有人舍得放弃。因此许多人,即便早就不愿意做了,也走不成。一个月一个月地拖着,有的甚至拖了一年多。
我胆小又怯懦,不敢提辞职,害怕真的辞不到。那几天,我天天上网查劳动法,白天工作,晚上11点回到住处,洗漱完,开始收集劳动法的相关条例,以及类似的案例。每天查到凌晨3点,才带着不安睡去。
我终于下定决心跟组长要了辞职表,认真填好后,并附上一句话:劳动法第多少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如不同意,我将诉诸法律。
表格交上去后,组长马上安排不好的工作给我,接着主管找我谈话。她是个不到30岁的女人,每天在车间玩电脑游戏、照镜子。我跟她讲劳动法,她很惊讶,让我找经理。
经理先是好声好气地问我为什么要辞职,我只说工作不适应,经理反驳了我,继而又劝我。总之就是不能辞职。
公司里有人事部、法律顾问部、员工权益维护部,不过这些部门的上班时间跟我一样,我上班他们也上班,我下班他们也下班,而我不能一刻都离开工作岗位,这意味着我根本没有机会去找权益部。
有一天我被调到别的部门,我跟那个部门的组长请了一小会儿的假去了。权益部的女职员20出头的样子,满口答应,我半信半疑地走了。结果石沉大海。
后来我再次去请假,组长不准了。
这个工厂里的员工像被绑住了一样,无法离开,只能一天一天地耗着。
一天中午,我打通了劳动局的投诉电话。电话很久才有人接起,听我说明后,他告诉我下午再打来。
当天下午,我又去找经理,经理怒了,破口大骂。我吓得打了110,当着经理的面报的警。
警察很快来了,接警的女警回电话让我下楼,经理也下去了,厂里的负责人出来了好几个。
我情绪激动,抽抽噎噎的,厂里的负责人一边假模假样地安抚我,一边跟警察说这是误会,会妥善处理。其中一个负责人当着警察的面保证他会处理,并告诉我他的职位、办公室以及姓名。
我按约好的时间去找,然而他并不在。
我只能硬着头皮再次去找经理。我告诉他我还是个高中生,要回去上学,家庭贫困,非常需要这笔钱。
最后他批了我的辞职书。辞职书就在他的桌面上,混在许许多多的辞职书里。
当拿到1600多块的工资时,我已经无喜无悲了。其实我没有穷到没有那笔钱就上不起学或者吃不上饭,我要它,只是因为那是我的血汗钱。
我最终拿到工资离开了,而许许多多交了辞职书的工友们,还被绑在那里,他们的辞职书在经理办公室摞得高高的,已落满了灰尘。
编辑: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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