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你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
——余世存
半生波折，将近知天命之年的余世存，终于在北京的郊区，为自己布置了一个理想的居所：院子里有花，有木栅和鹅卵石铺就的小道；屋宇明阔，有实木打造的整面墙的大书架；地下室用玻璃搭建了小小天井；室内一角布置成和风茶室，可以冥想，可以与来访的朋友小叙。最为奢侈的是，小区的背后，就是北京东部最大的湿地郊野公园。因而，余宅虽在都市之内，却端然有着世外的气象。
余世存说，他现在才懂得了穆旦的那句诗：“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余世存接受《读者》专访，点击视频可观看
“我的朋友都在古人的队列里”
“人一定要找一个真正立得住的参照系，找绝对的时间也好，天神也好，上帝也好，总之是要找这种至高的精神，一个超越的东西来做背景，去打量我们的生活，否则我们都会被潮流裹挟，陷入虚荣和虚无而不自知。”
——余世存
1990年，余世存从北大毕业。
对于这名出身农家的少年而言，北大四年，最为受益的，是读了很多书。读的最多的，是哲学、美学与诗歌。在校园里，他读诗，自己也写诗。
在校期间，余世存最喜欢的诗人是何其芳；然而，毕业之后，他开始迷恋穆旦。在他眼中，相较于何其芳，穆旦对感情与理智的平衡把握得更好。
余世存毕业的1990年，苏联失去了继续争霸的能力；而未来的赢家美国，则刚刚对中国实施了严厉的制裁。
这一年，他被分配到北京一中教书，而按照他的理想，他应该进入文化单位，一展文史方面的专长。
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现实都令人迷惘。
于是，他再次进入书的世界，寻求安慰与答案。
那时他是北京图书馆的常客；白天利用课余时间阅读萨特、梅洛·庞蒂；晚上写作随笔，半年攒下了十几万字。
两年后，余世存离开了北京一中，下海经商。因为那个时代的氛围，就是“大家纷纷下海和出国，想要去寻找更大的机会，实现自我价值。”
然而他骨子里并没有任何经商的基因，跳到海里做了两三年，不成。于是上岸，进入《战略与管理》杂志。在这本杂志，他从普通编辑一直做到主编。
回头再看这段经历，余世存认为：“《战略与管理》，对我比较大的影响，是它让我从一个纯粹的有文人情怀的人，变成一个对这个社会的转型有一定了解的人。同时也开始对‘大文化’开始有点兴趣。从一个纯粹的文人心态转向了对社会更深入的观察。我开始想搞清楚历史和现实转向，有点像司马迁在《史记》里面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己觉得应该是做这样的事情。”
为了能更好地观察社会，也因为认识到自己想做的研究，在僵化的体制化思维下难以完成，1997年，余世存选择离开《战略与管理》，做一个纯粹靠写作来养活自己的独立知识分子。他认为：“这样的话，对这个社会的观察和分析，应该更为客观一点。”
这一时期，他结识了精研“老庄”的张远山。起初，作为一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余世存并不太关注本国典籍。然而，接触到《庄子》之后，他被深深吸引了：“它最吸引我的是文辞之美，然后是高妙的哲学思想。萨特也用美来表达哲学，可是庄子做得更好。”
从此他发现，中国的经典体系如此丰富多样。对外，它与近代西方的理性传统相区别；对内，它不仅仅包括儒家思想一条线索。同一个世界，可以有不同的解释，非正统的解释未必没有价值。这一发现是一条伏脉，延伸到他之后的阅读和研究里，催生了他剑走偏锋的研究路数，以及不断引入新“参照系”的努力。
所谓“参照系”，既是观看世界的一种视角，也是安身立命的一种方式。
余世存认为： “人一定要找一个真正立得住的参照系，找绝对的时间也好，天神也好，上帝也好，总之是要找这种至高的精神，一个超越的东西来做背景，去打量我们的生活，否则我们都会被潮流裹挟，陷入虚荣和虚无而不自知。”
在媒体社会化、商业化尚未充分的的上世纪90年代初，选择离开体制，完全靠写作自给自足，是一个相当先锋的举动。有一段时间，余世存的日子过得很苦，生计都成了很大的问题。
在那封著名的写给友人的《生活的压力的确过于艰难，过于沉重》中，他这样描述当时的状况：
“这段日子最常想到的是鲁迅在民初京城谋生时遇物价飞涨时的心态…..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顶著一口气的人，什么时候，这口气顶不住了，我也就完蛋了。生活的压力确实过于艰难，过于沉重。 ”
好在，他还有书，还有着“至高的精神”作为参照与支撑。这种支撑，“使一个年轻的书生，在很苦难的人生中，能够活得很安心。”
余世存这样描述自己那段时期的生活状态：“我就是自己孤身一人在那读书，然后抄笔记及然后再把他们归类整理，这么写。觉得‘上有古贤’：
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有我的朋友，我的朋友都在古人的那个队列里面。”
重新发现传统文化
“我去了大理生活，其实也是一种回，甚至像是一种逃：逃离都市，逃离纷乱的现代生活。 在这次“逃离”中，我重新发现了《易经》，发现了个体与自然、与时空的关系，像进入了一种大尺度的时间。”
——余世存
2005年，《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出版，成为当年的热销书籍，余世存也随之而火。
《非常道》不是长篇大论的学术书籍；而是以类似于《世说新语》的笔记片段，摘编了1840-1999年间，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晚清权臣；以孙中山、黄兴、袁世凯为代表的辛亥豪雄；以毛泽东、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共领袖；以胡适、陈独秀为表的文化精英；以钱钟书、陈寅恪为代表的学术大师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留下的趣闻轶事和精彩话语。
余世存开玩笑地说，《非常道》是比“微博”早出现5年的“微博体”。
名声大噪，余世存却再一次选择了“退场”。他从喧闹的北京，移居云南大理。
他在大理的生活极为闲适。他租了一个很大的农家院，有8分地那么大。每天跟着太阳一起醒来。晒太阳、发呆、聊天、种花，读书——“在大理一天晒的太阳，比在北京一年都多。”
在大理，余世存换了一个角度重新审视北京的生活：“在北京的时候，作为年轻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有听到的消息，每天都让你有一种好像生命被刷新的感觉，有一种意义感，但是你发现到了云南，你回头看你那些生活里，发现有很多是没有必要的，很多是多余的，跟你自己没有发生切身的联系，因为他没有实质性地跟你进行交流碰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