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梁宗岱：在时光唧唧的机杼上，织就那活泼泼的衣裳

北大青年 · 公众号 · 人物 · 2019-12-21 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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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牛　钦　基础医学院2017级本科生

走进广州外国语学院，从一片五六十年代建的小阁楼丛中穿过，在云溪路10号——一个极不起眼的房屋前驻足，这便是梁宗岱先生的故居。他曾经的学生、同事黄建华先生一边打量着故人地，一边感叹道：“在他去世后，这里曾挂上‘梁宗岱故居’的牌子。但是新主人喜爱清静，所以把它取下来了。”

三十六年前，八十岁高龄、一生煮字烹文的梁宗岱先生就是在此地的病榻上，带着未尽的心愿——完成《浮士德（下卷）》的翻译，以纪念歌德一百五十周年忌辰，阖上了双目，永久地离开了人世。

留学西洋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界，梁宗岱算是浪尖上的人物。

梁宗岱优越的文学天赋在其少年时便已展露无疑。据说有一次，一群记者登门访问在文坛崭露头角的诗人梁宗岱，前来开门的是却是一个小孩：“你们找谁?”“找你爸爸梁宗岱。”“我就是梁宗岱。”开门的小孩这样说道。此时的梁宗岱年仅十六岁，却已经凭借发表的数篇诗作获得了“南国诗人”的美誉。

同当时中国所有的“新青年”一样，少年成名的梁宗岱心里装着一腔远赴重洋、“为求学识充裕，为求社会进步，为求国家幸福”的忧思和热血。早在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中，梁宗岱就积极参加了广州学生的联合请愿游行集会。1924年，他在出版的诗集《晚祷》中写下这样的诗句，“忧虑像毛虫般/把生命的叶一张一张地蚕吃了。”同年秋天，怀揣着一腔救国热情，二十一岁的梁宗岱踏上了他向往已久的法兰西土地，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欧洲游学生涯。

△梁宗岱手抄水仙辞的译稿

欧洲有太多的浪漫，总有些人在花花世界中迷失了方向。而初来乍到的梁宗岱很快就找到了他做学问的目标，他选择将诗歌作为异域文化的敲门工具。日后梁宗岱的老师、被誉为“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保尔·瓦雷里回忆道“一天早晨他来到我家，年纪轻轻，风度翩翩，操一口很清晰的法语……满腔热忱地跟我谈诗。就这样，一东一西，一老一少两位诗人，就这样一头栽进到共同的世界里。梁宗岱以他的才华赢得了大师瓦雷里的青睐。

结识瓦雷里后，有志于追求更高文学境界梁宗岱极其尊崇这位“为人极温雅纯朴”的老师，他“追随左右，瞻其风采，聆其清音”。他与瓦雷里在绿林苑散步，聆听瓦雷里讲解自己的《水仙辞》的意境。不久之后，梁宗岱便将这首长诗及另一首《水仙辞》译成中文，寄回国内刊在《小说月报》上，使法国大诗人的精品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

对瓦雷里《水仙辞》的翻译成功，更是开启了他日后以质取胜的法翻中道路，文学的路向也被一锤敲定——日后他只是译诗、写诗、论诗，像瓦雷里一样，走上了诗人和诗论家的道路。“瓦雷里使我对艺术的前途增加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紧接着，他将1923年自己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途遇》一诗写成法文，刊登在了《欧罗巴》杂志上。

△保尔·瓦雷里写给梁的信

同时，梁宗岱还出版了《法译陶潜诗选》，这部译著将中国诗人陶渊明的诗作介绍给了法国文学界。不过据他自己回忆，翻译陶渊明不过是寒假里无聊时的游戏之作。他还尝试将译稿寄给罗曼·罗兰，不曾想立刻收到了罗曼·罗兰热情洋溢的回信：“你翻译的陶潜诗使我神往，不独由于你稀有的法文知识，并且由于这些歌的清纯动人的美。它们的声调对于一个法国人是多么熟悉！”罗曼·罗兰极其欣赏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国青年，他这样称赞道：“这是我认识最出众、最有学问的中国人之一。”

临危归国

梁宗岱直率热烈、善谈好辩，交游广泛，对于学问极其较真。像宗岱那样开心得不能自已的人，我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不够回忆》里也这样写道，他会非常看重给他剩下的一点阳光，能够把另一侧的重重阴影和黑暗完全忘个干净。他喜好辩论，他辩论起来，几乎就像剧烈运动，手、腿、头、眼和身体全都参与其中。

一次梁宗岱和傅雷参加画展，他们对一幅画的见解不同，一言不合就吵了起来，最后因要报警才没能打起来。日后梁宗岱的中国学生也曾见过梁宗岱与一位中文系的教授为一个学术问题争论不休，最终竟发展到“君子动口也动手”的地步：两个人从休息室一直打到院子当中，然后一齐滚进了一个水坑。等到两人水淋淋地爬了起来，彼此看着对方的狼狈相，不禁一齐放声大笑了起来，令站在一旁讶然观看而不知所措的学生们终生难忘。

在雷惠兰夫人府邸上雅致的文学沙龙中，梁宗岱也让年轻的法国诗人塔尔狄尔自愧不如，他这样感慨道：“我自我感觉那么的暗淡无光，思路迟钝——又这么不善交际！”

1931年9月18日清晨，在明媚的阳光下，梁宗岱乘坐着游湖的小汽轮到达莱芒湖的另一端——大师罗曼·罗兰的家中畅谈，心情异常愉悦。不料到了晚上，“九一八”事件的噩耗传来，梁宗岱决心回到危难中的祖国。

临行前，时年28岁的梁宗岱回首，望着身后那被温厚的艺术氛围包裹和充斥着香水、美酒、时装、探戈浪漫气息的欧洲大地，突然想起，他21岁那年，从法国南部马赛登岸时所抱定的志向——“去到了光鲜明媚的新大陆，繁华热闹的新世界；吸收那清爽活泼的新空气，澎湃汹涌的新潮流，灌输到沉闷寂寞的祖国去！”

在初回国的这段时间，梁宗岱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并创作了同样具规模的文艺评论。梁宗岱认为翻译就等于两颗心灵“遥隔着世纪和国界携手合作”，作者是走在自己的前身，自己是作者的再世。他视翻译为“再创作”，并在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浮士德》等作品的翻译中将这种理念体现地淋漓尽致。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被余光中誉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最佳翻译”。

不夸张地说，莎士比亚、歌德、里尔克、瓦雷里等世界文学大师的诗歌作品之所以能在当时的中国风行，与梁宗岱的大力译介息息相关。

三次婚姻

1934年，一宗颇为“有趣”的离婚案件成为了北京报纸争相报道的焦点：一名家庭包办婚姻的媳妇何氏上京向一位北大教授讨回妻子“名分”，但该教授并不承认婚姻的有效性，两人闹到法庭试图解除婚约。由于不赞成朋友离婚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的出庭作证，该教授一度败诉；直至后来又颇费了一番周折，该教授对何氏作了赔偿，婚约才正式解除。

这位北大教授，便是梁宗岱，而离婚案的另一方是他17岁时祖母为他挑选的妻子何瑞琼。从一开始，梁宗岱便是拒绝这门婚事的。他勉强拜堂后，执意不肯入洞房，甚至为了反抗家人，他还把衣服脱了个一干二净，威胁家人说：“谁也别来劝，否则我就这么出去跑步。”

但据何瑞琼所言，此后三年，“学校放假，他都回家与我同居”。梁宗岱出国前向何瑞琼承诺的每月三百元的读书费，除了第一个月寄给何十镑后，再无下文。梁宗岱归国后，也曾将何瑞琼接去同居了一个多月。遗憾的是，何瑞琼并没有等来梁宗岱对二人夫妻关系的认可。

1931年末，梁宗岱在举办讲座时结识了他的第二位妻子沉樱（原名陈瑛）。多情的才子和美丽的佳人相遇相知，迅速坠入了爱河，美好得像是童话故事一般。对沉樱的爱慕也给了梁宗岱撇清与何瑞琼关系的决心，他给何瑞琼写信道：“我愿以二千元为名誉赔偿费，从此男女婚嫁不相干涉。”收到来信的何瑞琼心中火冒三丈，千里迢迢赶来北平和梁宗岱理论，闹了这出满城风雨的离婚案。

离婚案后，梁宗岱与胡适交恶，他从北大辞职，随沉樱东渡日本留学，他们住在叶山一所小木屋里，时光缓缓流淌，诗意浪漫，宛如一对神仙眷侣。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一起翻译了大量诗作，并把这些作品的合集命名为《一切的峰顶》——这是他们爱情与事业的双重峰顶。巴金作为他们爱情的旁观者，如此记载他们在日本的日子：“在松林的安静的生活里他们夫妇在幸福中沉醉了。我在他那所精致的小屋里看到了这一切。”一年后，沉樱与梁宗岱回国了，他们在天津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遗憾的是，梁宗岱的一时意气葬送了这段美好的爱情。梁宗岱回广西百色处理父亲后事时，偶然结识了粤剧名伶甘少苏，当时的甘少苏被广西玉林专署上尉军需钟树辉霸占为妻，她的身世引起了梁宗岱的同情。为拯救甘少苏脱离苦海，梁宗岱筹集了三万元巨款，为甘少苏“赎身”。除此之外，梁宗岱还亲自跑去跟钟交涉，结果被十几个流氓毒打，当日《广西日报》称此事为：梁宗岱教授为一个女伶大演全武行。一时间，百色的街头巷陌，茶余饭后，都流传着他们的故事。

光阴｜梁宗岱：在时光唧唧的机杼上，织就那活泼泼的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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