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平是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深圳医院康复科主任。从2006年开始，她就与阿尔茨海默病打交道了。但当这种病在父亲身上初现端倪时，她也未能一眼识破“真凶”。“一开始以为是老年抑郁，不爱说话，不愿意做事，后来说话就比较简单，‘好’、‘不好’，只能说几个字。”核磁共振结果显示，宋鲁平父亲的大脑已严重萎缩。
“人老了，总是忘事儿。”许多老人的家属这样告诉医生。
麻烦总是悄然而至：有人烧菜的手艺突然退步；有人认不出放在眼前的驾驶证，心急如焚地让家人补办；有人将地上的毛毯误认为床单，而后把它铺到了女儿床上，自己却浑然不觉……
通常，家属以为不过是一次偶然，直到类似的事情接连发生，神经内科或精神科医生告诉他们，这恐怕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
“遗忘”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核心表现：从忘记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发展到忘记回家的路、忘记如何看表、忘记朝夕相处的子女，最终渐渐忘记“我是谁”。而阿尔茨海默病则是老年期重度神经认知障碍最常见的类型，可以占到50%，甚至更多。
有回父亲接钱慧回家，钱慧刚上车，父亲转头又驶向了单位。她问父亲怎么又往这边绕,父亲反问，不是要到单位去接你吗？
还有一次自驾出游，经过一条隧道后，父亲紧张地告诉钱慧，他看到隧道上方有东西掉落，就在自己的车旁。“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场景应该是他的幻视，”钱慧说，“但他不是一直这样傻乎乎，而是阶段性有这样的症状，一晃而过。”
刚患病时，患者的近期记忆逐渐模糊，对更久远的事情往往还记得清楚，社会功能也相对正常，因而常易被人忽略。
由于“隐匿起病”， 阿尔茨海默病在早期很难发现，当家属意识到时，患者大多已出现明显的行为异常。当钱慧看到父亲将内裤穿在秋裤外面时，她才意识到父亲或许生病了。
▲2023年，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指导下，人民网·人民健康与中国老年保健协会阿尔茨海默病分会联合开展“2023阿尔茨海默病健康科普行动”，并发布了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需求洞察报告》 图/视觉中国
早期确诊很重要但很困难
半年后，在父亲散步三四小时仍未归家后，钱慧报了警。第二天，附近大学的保安发现父亲抱着水杯，正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闲逛，保安驱赶未果后报警。父亲回家后呼呼大睡，一觉醒来，全然不知自己暴走了一夜。
迷路意味着病程进入了中期。这一阶段的典型表现之一，便是患者先后出现时间、空间的定向障碍。他们无法清晰感知所处的环境，更不知如何应对。
在《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家属们讲述的迷路事件不胜枚举：有人到镇上理完发，骑着电瓶车逆行而去——这是娘家的方向，最后在一座不认识的大桥边，等到了心急如焚的丈夫；有人出门看望独居的弟弟却迷失了方向，直到夜里10点多地铁站关门，工作人员才发现了手足无措的老人；还有一次，钱慧的父亲走进了隔壁小区，迷路后蜷缩着睡在了跷跷板的座椅上。
此后，钱慧家中的指纹锁被换成了带卡扣的门锁，一个简单的机关，将丧失学习能力的父亲约束在家中。随着病情加重，照护成为钱慧最头疼的事情。“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远比你照顾癌症病人要困难得多。”钱慧说。作为湖北省宜昌市某公立三甲医院的护理人员，钱慧对照护癌症患者十分熟稔，却在照护父亲时捉襟见肘。
在父亲穿错内裤后不久，钱慧带父亲第一次走进了自己就职医院的神经内科诊室。在核磁共振、脑电图、血检等一系列器质性检测之前，医生先问了父亲几个简单的问题。
“今年是哪一年？龙年还是猪年？”
“不知道。”
“现在是什么季节？”
“秋天。”
面对医生的提问，刚过完春节的父亲显得很无措。随后，父亲在一份认知评估量表上得到了10分左右，而正常值是26-30分。
《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报告2024》显示，2021年，我国现存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及其他痴呆患者16990827例
（近1700万）
，占全球患者的29.8%。实际上，并不是每一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都能够被清晰地确诊为那1700万分之一，“成为”患者之前，还有一段不断确诊之路。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是在跟生命赛跑，越早发现越有意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主任李霞提醒，多数治疗手段只对病程的早期起效。她打了个比方，如果能在70岁发病时确诊，那么73岁才进入阿尔茨海默病源性的轻度认知障碍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
，还能自理生活起居；再努努力，将病程中期到来的时间推迟到80岁，照护虽然折腾但还没那么糟糕；医学干预到85岁，老人还能跟家属聊聊天。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主任李霞 图/金翔
时至今日，医生们仍不清楚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根据美国精神卫生学会《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
（DSM-5）
的诊断标准，除了依据临床表现、病程、病史，阿尔茨海默病的确诊也依赖辅助检查做“排除法”：脑电图、核磁共振、血检等等。如果有相关家族病史，患者还要做遗传学检查。一切顺利的话，最快要一周才能确诊阿尔茨海默病。
但目前国内绝大多数患者确诊时，都已经像钱慧的父亲那样进展到病程中期——无法清晰地表达。他们逐渐失去自理能力，进而从轻度认知障碍进展到“痴呆”。不希望患者失去日常生活能力的话，最好的办法是更早确诊。
但早期确诊困难重重。一方面，轻度认知障碍阶段，患者生活还没发现明显变化；另一方面，此时患者常见的抑郁状态，误导了周围人对病情的判断。因此，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医者如宋鲁平，也不能在父亲出现抑郁症状时第一时间确认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抑郁是痴呆前驱期的表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科室副主任、主任医师岳玲解释道。相较于记忆，情绪表达是大脑皮层更高级的功能，因而病变时也更容易受到影响。在病程早期，抑郁、焦虑与阿尔茨海默病的发展如影随形，“一方面，我们要理解老人面对自己日渐下降的认知功能，会出现无措、悲观的心理；另一方面，我们认为痴呆更像是从大人慢慢变回小孩的状态，轻度痴呆患者就好比从大人变回青少年状态，越是青春期，越是懵懵懂懂，也更容易发小孩子脾气，”岳玲说，“他想表现自己还可以，但实际又不可以
（做事）
。”而到了重度，患者忘掉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进而失去了表达情绪的能力。
基层筛查网络
对早期确诊而言，最关键是建立起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认知，提高患者和家属的认知。当一个人“主观认知下降”，即自以为记忆下降时，往往是“轻度认知障碍”的预警信号。身边人的观察同样重要。岳玲经常向家属询问患者的记忆力，当听到“医生，他记忆差得嘞，一件事讲十几遍！”她便会高度警惕这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征兆。
为了“更早确诊”，医生们也在尽力编织出一张覆盖全社会的筛网，使更多存在认知风险的老人来到他们面前。
2025年1月3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5个部门联合印发《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计划（2024-2030年）》，预期在2030年，实现“接受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的人群认知功能初筛率”与“认知功能初筛阳性人群干预指导率”≥80%的目标。该计划的主要任务包括在基层开展老年期痴呆筛查与早期干预、提高老年期痴呆规范化诊疗服务水平以及宣传老年期痴呆防控科普知识等等。
在上海，当社区医生发现患者存在认知风险，他们可以直接为患者预约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精神科的门诊。岳玲每次门诊的30个复诊号，其中一半会为社区医生保留到开诊前一个月。但岳玲也明白，社区医生不只要应对认知障碍，还要处理其他疾病，忙得很，并没有足够的时间给老人做认知评估。
高效的社会面筛查需要依靠专业团队。“
（上海）
有抑郁、焦虑、记忆风险的老人大概有30%，有些是‘一过性’的
（即症状在短时间内出现一次）
，30%中一半是
（真正）
有风险的。”但现实中，不足5%的老人会留意自身的患病风险。这是李霞及其团队在上海的社区筛查了20万老年人后得出的结论。
李霞和同事们每到一个社区，平均有五十多名老人等待筛查，而一个人辛苦一上午，使用国际通行的筛查工具也至多能评估五六人。费时费力的原因之一，源于老人的认知状况往往涉及多方因素。为追求更精准的结果，评估认知时还要费时检查情绪状况。李霞解释：“焦虑、抑郁会影响认知状态，但如果情绪问题解决了，认知还会往下，才会考虑有认知问题。”
李霞团队正在开发更便捷的筛查工具，使用者通过微信小程序便可完成抑郁、焦虑、睡眠、认知的筛查。工具的迭代也在缩小评估人员的缺口。评估的社工不需要有医学专业背景，只需要有高中学历以及一个工作日左右的培训，认知评估后的医疗判断由李霞和她的医师团队参与。
李霞一周有三次半天门诊。周三的门诊从上午8点开始，她几乎不拒绝患者加号，常到下午4点才能看完所有病人，硬是将半天的门诊开成了一整天。除此之外，她还要辗转于病房、社区、科研和教学事务中。
